沒有目标的追寻
—王小帅电影《二弟》
“於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祂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祂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靜。风息浪靜；他们便欢喜；祂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讚祂。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祂，在长老的位上讚美祂。”（诗篇107:28-32）
这是一部讲述偷渡者故事的电影，它总是那么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英文片名为Drifters，就是漂流物，漂泊者，流浪者的意思。片名的英译沒有用Stowaway，而是用Drifters，看似平常，实则是有深意的。Stowaway的意思就是偷渡者，带有贬义；而Drifters一词则是中性的，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偷渡者一般是先后乘不同的船只在海上漂流，一站一站地接近他们梦想中的彼岸。他们不是正常的乘客，也就得不到正常乘客的待遇，他们往往被当作货物来安放与运送，为的是要逃避各种检查与搜捕。
偷渡者是漂流者，也是追寻者，梦想者。他们都是怀揣着各自的梦想踏上这一充满艰辛与危险的旅程。发财致富的梦想也是共同的，但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中花天酒地的方式：有的人梦想去赌场尽情地豪赌一把；有的人梦想穿尽所有的名牌服装；有的人则梦想去泡洋妞…他们可能偷渡成功，在他乡发跡，然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也可能流落異地，潦倒穷困，恐惧战兢，朝不保夕；更可能遭遇不测，船毀人亡，葬身鱼腹，空留遗恨。尽管偷渡之路是前途未卜且凶多吉少，但还是有不少人前仆后继，一试再试。
美国法律与中国亲情
二弟就是这样一个屡败屡战的偷渡者，他有过两次偷渡失败的经历，第三次他终於成功了，但他的命运並沒有真正因此而好转起来。他在美国的餐馆打工，与老板的女儿有了个儿子，可是老板一家卻不接受他，剝夺了他的监护权，甚至不许他看自己的儿子。他违反了这样的协定，就被老板一家告发，被美国移民局遣送了回来。回乡之后，他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在大哥家里吃白饭，同时，他也参与组织偷渡，从中获利。本来，他也许可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下去，可是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件，使一切起了变化。其一是他所介绍的偷渡者猴子与阿珍在偷渡中丧生了，其二是他的儿子被他原来的老板—孩子的外公带回来了。前者给他带来心理上的巨大压力，让他愧对死去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后者则使他燃起了生命的希望，看到了生活的目标。他的哥嫂年纪已老可仍然沒有孩子，所以给洪家续香火成为了他的头等大事，首要使命。他想要去看儿子，他的哥嫂也想要他把儿子带回家来，而作为监护人的孩子的母亲和外公则不让见，不让他带孩子出来。这构成了冲突的主要內容，在影片中，它似乎表现为中国亲情观念与美国法律观念之间的对立。孩子的母亲，外公以及阿姨似乎是美国法律观念的遵行者与维护者，他们行为办事总是以美国法律为依据，也常常口口声声称孩子是美国公民，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二弟来看他的儿子，而且告二弟的大哥带孩子回家的行为为绑架儿童罪。二弟的哥嫂，阿亮及其朋友则在某个方面来说是中国亲情文化的忠实继承人，他们根本沒有把美国法律放在眼里，他们认为不管美国法律规定如何，老子看儿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二弟的儿子也不是什么美国人，而是他们洪家的种，是要为洪家续香火的，所以，他们不顾一切地把孩子偷带出来，要二弟带他去上坟烧香磕头。二弟的情況则要复杂一些。他是一个梦想者，他向往外面世界的繁华，为此他三次偷渡；他又是一个梦醒者，他知道那个世界的残酷，为此他被遣送回来。他存有对儿子的亲情，一心想要去看儿子，这完全出自於人性的本能，虽然也带有中国亲情文化的元素，但不如他的哥嫂那样強烈，同时，他又知道美国法律的权威性，心存敬畏，不敢冒犯。为什么他身在中国还仍然敬畏美国法律呢？是因为他在美国混了几年，素质提高了吗？也是，但不那么简单。更深刻的原因是：他还存有重返美国继续打工的希望，所以，在对方气势洶洶地来理论，要強行带走孩子时，他不敢像哥嫂那样大胆或者鲁莽地阻拦，而只有強忍着內心的痛苦，转身离去，任对方将刚刚与自己有点亲近的儿子带走。
我们从这一场景看到，所谓的中美文化的冲突只是一个表像，而实质是人的自私与良心之间的爭斗。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但也有自身的局限：美国法律，在中国人看来，可能有忽视亲情的一面，但它突出了对孩子的保护；而中国亲情，在美国人眼中，则可能会是孩子命运的随意干涉。但问题不在於此，而在於：美国法律也好，中国传统也好，都可能被人们所任意曲解而成为人们自私的借口与工具。这部影片的深刻之处就在这里。孩子的母亲，外公与阿姨並非美国文化的尊崇者，而是利用了美国的法律达到了他们独佔孩子的目的。他们传统的光宗耀祖的观念也並沒有改，只不过是变換了形式：他们为从海外归来的五岁孩子大摆筵席，大肆庆贺。孩子的美国公民身分不但不被认为是数典忘祖，反而被当作了荣耀门庭之光源。这真是对中国传统的莫大讽刺。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神只，也被他们用来当作实现各种私利的开路者与保护者：每批偷渡者在偷渡之前都要集中到寺庙虔诚焚香膜拜，然后再从这里直接出发奔赴偷渡的地点。在现实利益面前，一切的传统与神圣都改变了其原来的颜色。二弟也仅仅是为了能夠在美国打工这个可怜的目标就放棄了作父亲的权利，他后来的软弱与痛苦也都莫不来源於此。在儿子被对方再次带回美国时，他才被彻底地喚醒了父性，亲情与人性的尊严。最后，儿子被对方牵走並且不再出现在他的视线中，这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他这才毅然选择了再次踏上偷渡之旅。很有意思的是：以前他的偷渡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美国梦，而这次卻是为了履行他作为父亲的责任，为了圆自己的亲情梦。当然，他採取的是一种错误的方式与途径，但卻是情有可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真正的人性需要是超越於民族，文化的，也是现存的具体法律，观念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其实，孩子本身就是这样，他完全超脫於他的亲人们围绕他的冲突之外。他在被人们当作美国公民而“供奉”着时，变得木讷无言，而在自然的对待中，则无拘无束，兴高采烈。当父亲被迫离他而去时，他对着父亲的背影第一次叫出了“爸爸”。在自然的亲情中，人才恢复到人性的本然。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他的民族国籍，文化归属。
梦醒之后怎么办？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梦想者与追寻者，每个人的梦想与追寻都有自己的理由，但它们同时也都有自己的限制，而且有时候一个人的梦想与追寻可能恰恰就是另一个人梦想与追寻的限制。二弟哥嫂的梦想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阿亮的梦想是与朋友唱歌喝酒，消遣快乐，小镇上很多青年的梦想就是离开家乡前往美国，小女也有自己的梦想，她的梦想就是离开剧团，获得真正属於自己的爱情。她不愿意天天都唱同一出戏，把自己仅仅当作团长掙钱的工具与泄慾的物件，她感觉到二弟是一个“奇怪”的，不同於他人的人，她觉得他能夠帮助自己实现梦想，所以，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他，不管是什么样的前程与命运，甚至义无反顾地与他一同登上了偷渡之船。实际上，这是二弟的亲情梦吞併了小女的爱情梦，小女为二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小镇的官员一直在绞尽脑汁想办法来解決当地人偷渡的问题，甚至採用了让二弟现身说法的方式。这比起正面教育来，可以说是一种灵活与进步，可问题是：二弟並不是一个自愿回归者，而是一个心有不甘的人。这一点，很多被官员组织来参加学习班的人都看出来了，所以，他们提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那个老坐在前排给二弟点煙的人更是似乎有先见之明，所以，他给二弟点煙时，总是对二弟报以意味深长的微笑。在最后一幕的偷渡船上，我们又看到那个殷勤的点煙动作和那意味深长的微笑，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我们知道，这时候，二弟与他的心思意念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同在一条偷渡船上，但他们怀揣的是不同的梦。可是不管怎么样，看来，小镇官员这次又失策了。他不该以自己的方式去猜测他人的感受，也不该以一人的失败去打碎所有人的梦想，他应该指给人实现梦想的真实道路，可惜，在这点上，他无能为力。其实，何止是他，这也是我们所有人所面临的尴尬与困境。
影片的最后一幕就是：小女倚靠着二弟啃着苹果，随着小船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之上，而这一幕与影片的开头惊人的相似，那时候，阿珍和猴子也是这样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了这样的小船，最后，他们葬身於海上。现在我们不知道这艘船会飘向何方，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前途在等待着小女与二弟以及这一船的人。
这最初与最后一幕可以看作是一个隐喻，它不由得让人想起伊甸园的亚当与夏娃。天真而无知的夏娃吃了神所不许吃的分別善恶树上的果子，犯下了原罪，从此两人被赶出伊甸园，开始了汗流满面苦楚多多的生活。这其实就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我们都是梦想者与追寻者，而当我们找不到梦想的真正目标与追寻的真正物件时，当我们找不到实现梦想与追寻的正确方法与途径时，我们就成为了漂泊者，永恆的漂泊者。我们登上自己的梦想之舟后，也会有短暂的停留与休憩，可是我们卻不知道它最终何时会停靠，又会停靠在何方。美国梦也好，亲情梦也好，爱情梦也好，再好的梦也会有梦醒时分，梦醒后，会如何？不得不费人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