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走廊 ✐2012-01-01

自由,交流与爱(下)

—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蓝色》,《红色》

石衡潭

 

偶然,机缘与沟通,交流

  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1941-1996)通过影片告诉我们完全脫离他人,脫离社会的自由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当今社会中,人与人要达到真正的交往,交流,特別是心与心的沟通,交流又是十分困难的。这里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盲点:真正能夠相契的人往往互不相识,而相识的人又常常存在着巨大的隔膜,在人类的爱情生活中尤其如此。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谈到红色的人物安排时说:“华伦蒂应该在四十年前来到人间,否则法官就应该在四十年以后出生,他们会成为很好的一对,或许这两个人会很快乐,很相称。这跟半个苹果的理论一样:如果你把一个苹果切成两半,再把另一个一模一样的苹果切成两半,其中的一半绝对不可能与另一个苹果的那一半完全吻合。你非得把同一个苹果的两半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苹果。完整的苹果必须由成对的两半结合而成,人的关系也一样。

问题是:是不是哪里出了错?我们有资格去修正吗?”在苹果被切开之后,要想找回那另外的一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有两层含义:这两半个苹果可能根本就沒有机会碰到一起,自然谈不上吻合了;还有就是它们可能偶然地相遇了,但彼此並不知道对方就是自己的另外一半,这同样不能达到吻合。所以,人与人的沟通与交流是在极其偶然的时刻和机缘中产生和进行的,而这种时刻与机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转瞬即逝,只有有爱心的人才能捕捉,把握到它。与他人的交往,交流又是自己生命的体现,在与不同人的交往,交流中,一个人本身的不同方面逐步地展现开来。
  茱莉与其丈夫的交流与沟通也並不是真正充分的,帕特里斯有情人一事,茱莉在丈夫生前居然一无所知,这就说明了这一点。同样,这也表明,人,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是无法被另外一个个体所完全了解和把握的。所以,茱莉想把对丈夫的记忆封存起来的作法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茱莉对丈夫的进一步了解是通过一个个的偶然而促成的。首先,丈夫的意外身亡是茱莉深入了解丈夫的一个原发契机,如果沒有车祸,她可能永远蒙在鼓里;随后,她把丈夫的文件和照片交给奧立维耶是第二步,如若她将它们同样投入了碎纸机,也会淹沒此事;还有,如果奧立维耶不将照片交给电视台,而茱莉沒有看到电视,她也都同样会不知道丈夫的那一段经历,那一面。她与桑德丽娜的交往也是非常偶然的,她拒绝签字时心境是漠然的,但沒有想到另一个人由此而进入了她的生活。
  约瑟夫与华伦蒂的相识同样出於偶然。试想,如果华伦蒂那天沒有演出,沒有开车,或汽车沒有出现烦人的故障,那么她就不会撞伤那只狗,也就不可能认识狗的主人约瑟夫;又试想,如果约瑟夫的狗沒有失蹤,或失蹤后沒有跑到街上去,或沒有经过华伦蒂的汽车所走的路线,这一切也不会发生。所以是偶然促成,点化了一切。约瑟夫与其女友的聚散离合同样出自偶然,他偶然地看到了女友对他的背叛,而她又偶然地意外死去,所以他始终都沒有弄清楚这种背叛的缘由,后来他的情敌又偶然地落到了他的手中。奧古斯特可以说是年轻时约瑟夫的化身,他同样是学习法律的大学生,同样在考试的前几天,手中滑落的书正好翻到了与试题相同的那一页,他所爱的女友同样地背叛了他。他女友的移情別向同样是因偶然的机缘,在对约瑟夫窃听的起诉听证会上,她偶然认识了另外一个男人。约瑟夫根本沒有想到他对自己的揭发造成了一对情侶的分手,当然,这正是他所希望看到的结局。约瑟夫作为过来人,早就清楚地看到,奧古斯特和他的女友是不相配的,他们两人迟早会要分手,而他认为奧古斯特和华伦蒂才是真正天生的一对,但他不能洩露天机,这一切只有到那特定的时刻,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奧古斯特与华伦蒂就住在同一幢公寓,他们还常常在相同的时间,地点做着相同的事,如他们同时在一个保龄球馆打保龄球,他们同时在一个商店购买音乐唱片,而且他们欣赏的是同一位作曲家,然而,他们总是擦肩而过,无缘相识。只是到了最后,奧古斯特与华伦蒂才因同乘一艘客轮而相识並在海难中同时生还,这尚不知是不是约瑟夫的巧妙安排,但的确体现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善良,美好愿望,他不想把生活看得太灰暗。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影片中从多方面探讨了偶然与机缘。偶然与机缘对在其中相遇的每一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於茱莉来说,在要求书上签不签字只是率意所为,而对於桑德丽娜来说,则意味着保留了居住的权利;对於听到求救的敲门声的人来说,开门只是他(或她)愿不愿意被打扰的问题,而对被追逐的青年来说,则意味着免去一场毒打或得到性命的安全;对於茱莉来说,重新得到遗落的十字架项链只是喚起了她所不愿意的对往事的回忆,而对於安东来说也许意味着一种美丽的悬想。那么,怎么对待偶然与机缘,怎样对待在偶然与机缘中与自己相遇的人与事,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基耶斯洛夫斯基通过影片告诉人们:在这种时刻,人应该具备同情心,具备感同身受的能力,就是要暂时放棄自己的立场,就是要替別人着想,要善於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看待和思考问题,看看自己在这种处境下会怎么做,怎么办,而不是随意地对別人下判断,发指责。只有这样,人们才有可能避免对別人的武断,避免犯错误,才有可能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正交流与沟通。当代德国神学家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说:“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否知道,都在参与塑造他人的生活,或者是仅仅塑造他人一时的情绪,或者是在关键时刻塑造着他人的命运。作为爱的一种要素,首要的是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作想,也就是说,富於想像地理解在一次即使很短暂的相遇中被我所把握到的东西。而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的前提条件就已经是把他人认可为这一个或者那一个人。”
  约瑟夫在揭发了自己的窃听行为之后,激起了周围居民的愤怒,他的窗戶被砸碎了六块玻璃。华伦蒂问他害不害怕,他回答说,假如我是他们,也会干同样的事。他还说,有些人为了生活,去偷窃和行骗,他要是在这种情況下,也当然会这样做。这就是他能夠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从人所处的处境去理解人,而不是抽象地去判定人。人在一种处境下,可能会犯罪,作恶,但在另一种情況下,则可能成为一个好人。一个人只有在特定的时刻才有特定的表现,一个人很大程度上是由处境所決定的。所以,约瑟夫一直小心,谨慎地从事他的法官工作。约瑟夫曾经释放了一个水手,但后来发现他的确犯了罪。而这个水手被释放后,再也沒有犯罪,十分平靜地度过了他的一生,而且儿孙满堂。约瑟夫从他一生的经历中得出一个珍贵的感受:所谓的对与错常常只在於一念之差。
  这其实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己对人和人生的认识。他在影片中总是避免去简单地评判人,而是力图去理解生活中各色各样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生存方式,他们的选择都有自己的理由和缘由。茱莉根本沒有想到她的丈夫还瞒着她有婚外情,而当她知道了之后,尽管她很愤怒,很伤心,但她还是接受这个事实,並力图理解这个事实。她从萨布林娜脖子上所戴的十字架认识到自己的丈夫是真正地爱这个姑娘的,经过一番痛苦的洗礼之后,她心中的爱战胜了恨,她把房产留给了萨布林娜和她腹中的孩子。这是她对丈夫的进一步认识,是对萨布林娜的认识,也同样是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在这种认识中包含着对人,对生命的关爱。同样,对於脫衣舞女桑德丽娜,基耶斯洛夫斯基也倾注了同情。当茱莉问她为什么干这一行时,她大胆而坦白地说,我喜欢这一行,其实大家都喜欢。而在日常生活中,她的善良並不比別的人少。还有那露宿街头的吹笛人,他吹出的音符就是欧洲大作曲家心中最美的旋律,能说他的生活仅仅就是不幸吗?

  茱莉对奧立维耶的认识也同样经历了从自我转向对方的视角的变化。奧立维耶对自己的情感,茱莉其实是早就知道的,只是她一直沒有认真注意,奧立维耶是在她的视线之外的,丈夫去世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是如此。在医院里,茱莉对奧立维耶关切的询问都沒有一个字回答;清理帕特里斯遗留的文件时,她也沒有与他说一句话;他们俩都沒有在同一个画框中出现,只是对视了一下。随后,茱莉与他的一夜溫存只是她告別过去的一种方式。而当奧立维耶在电视上宣佈要续写欧共体协奏曲时,她生气地指责他沒有权利。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她完全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对待奧立维耶的。而当奧立维耶坚持自己的決定时,她才真正地打量,思考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作曲家奧立维耶。这样,她才参与了续写的工作,並在不断的参与,接触中逐渐认识到奧立维耶对自己的情感和他的为人。最后,奧立维耶拒绝她为乐曲所写的结尾,而決定按照自己的构思独立完成协奏曲。这是他自己形象的完成,也是茱莉对他认识的最高点。茱莉逐渐地认识奧立维耶的过程也就是她逐渐地爱上他的过程,认识,交流与爱是不能分割的。当然,这一切也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和完成的。

对交流与爱的呼喚

  基耶斯洛夫斯基从人的自由愿望出发而最终传达了对人与人之间交流与爱的呼喚。在蓝色中,奧立维耶用他自己的方式不断向茱莉发出爱的呼喚,正是这种爱的呼喚一步步把茱莉拉回了社会,拉回了人间,当然,还有其他各种人的呼喚。如果说,蓝色中的奧立维耶主要是爱情的体现者和呼喚者的话,那么,红色中的华伦蒂则是博爱精神的体现者与呼喚者。她从內心自然而然地散发出对人,对生命的关爱。汽车撞伤牧羊狗时,她不假思索地停车下来对狗加以救护,寻找牠的主人,后来,又送牠去医院,收留牠。她对约瑟夫的窃听行为有一种本能的气愤,她的确想要去向被窃听者告知真相,但她看到那善良贤惠而一无所知的女主人时,她心软了,她不知道说出真相对於家庭会带来什么结果,她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不过,尽管她沒有马上说出真相,但她还是有自己的价值判断的。她还是坚決,严厉地谴责了约瑟夫的这种行为。正是由於她的谴责,约瑟夫后来才毅然停止窃听並主动地揭发自己,这就是真正爱的力量。很值得玩味的是在两部影片中都出现了一个年迈的妇人用颤抖的手向绿色的垃圾箱艰难地塞空酒瓶的镜头,在蓝色中,老妇人步履艰难地迈向绿色垃圾箱时,茱莉正背对着老妇人坐在长椅上闭目小憩,当时,她还沒有从个人的悲痛中拔出来,对周围的一切仍然採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对这个老妇人,她可能是真正地沒有看见,也可能是视而不见,当然,这种区別是无关紧要的。片中老妇人费尽气力所塞的空酒瓶只塞进了一半,落幕时仍然如此。这里显示的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孤独的人生境界,也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说的这样一种境界:“我们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即使当我们注意別人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到自己。”当每个人都只关心,关注自己的时候,彼此之间是隔膜,孤独的。茱莉在年轻的时候可以主动寻找,拥抱这份孤独,而等她到了老妇人的这把年纪的时候,孤独就是一种被迫与无奈了。这正是孤独人生的悲涼与尴尬之处。而在红色中,老妇人艰难地塞酒瓶时,正好华伦蒂从旁边经过,她虽然也陷入沉思中,但她还是顺便帮老妇人把空酒瓶塞进了垃圾箱。这一动作十分自然,好像也並沒有打断她的沉思,她是在不经意中进行的。但这简单的一抬手,卻体现了大不相同的人生境界。这说明人人需要关爱,处处需要关爱。不管是长相廝守,还是萍水相逢;不管是熟悉,还是陌生;不管是同龄者,还是異代人;不管幸还是不幸,不管闲还是忙;都需要爱与被爱,发自內心而随处流露的爱心能夠增添人间的溫暖与和谐,这种爱心需要不断地传递下去,发散开来。影片中一些看起来不经意的人物和细节都潛藏着导演的呼喚爱的匠心。例如华伦蒂与约瑟夫在剧场中谈话时,中间走过来一位剧场工作人员,他走过来时问有沒有见到一个提水桶的妇人,后来,他又走回来了,问他们同样的话,並说:我总是要四处找她。随着他的远去我们听到了越来越小的声音:啊,找到了,把水桶给我,真沉啊!简短的几句话包含的可能是持续了多少年的爱的故事。他们可能是夫妻,也可能仅仅是同事,但其中有寻找,有关爱。这就足以令人感动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有限的篇幅中包容了十分丰富的人生內容。影片最后画面是倖免於难的华伦蒂在冷风中的一侧头,背景正好是救护人员的红色救生衣,这一画面与她所拍的口香糖的广告画面十分相似,她的眼神充满了忧伤和忧伤中的期盼。这就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对人类博爱的呼喚。
  基耶斯洛夫斯基呼喚人的直接的,真切的,爱的交流,而他对於现代化的通讯和传媒工具表示了质疑。电话,电视,报纸等等也许是人们联系,联络的一种工具和方式,但它们往往不是达到真正沟通,交流,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沟通与交流的障碍。它们是人与人真实交流的一种替代品,它们给人以虛幻的真实,人们如果过分倚赖它们,完全满足於它们,就会丧失真正的交流与爱的能力。在红色中,电话沒有把人与人联系起来,而造成了猜疑,隔膜与分离。华伦蒂与其男友是通过电话联系的,但她常常因沒有及时接电话而遭到男友的猜疑和冷落,最后导致了分离。奧古斯特与其女友也同样如此。电话把许多的真相掩盖了起来,而只有亲历才能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老妇人希望女儿回家来看自己,可女儿总以电话代替了,而且还是那么不耐烦。电话还使许多罪恶的勾当得以进行而不留下痕跡,那个贩毒的毒枭就是利用一部高级电话作罪恶交易而且逍遙法外。报纸,电视也不是一种真正的,积极的交流工具。在影片中,它们往往带来不幸的消息,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常常使人陷入尴尬难堪的境地。红色中,报纸有两次出现。第一次华伦蒂从报纸上看到了弟弟马克吸毒的照片,这使她在熟人面前很尴尬;第二次她从报纸上得知约瑟夫被检控了,她慌乱地跑到约瑟夫家中声明不是自己告的密。私人天气预报也给人们作了误导,预报中的风平浪靜变成了风狂浪急,结果造成了船翻人亡的大悲剧。蓝色中,茱莉得知丈夫的婚外情也是来自电视,而这破坏了她平靜的心灵和生活。当然,基耶斯洛夫斯基並不是绝对排斥这些现代化的通讯传媒工具,他只是要人们对之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並保持适度的警惕。这些东西不是万能的,它们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它们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交流,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爱的生存。正如俄国哲学家別尔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 1874-1948)所言:“生活的技术化改善了人们之间的联络,但它加大了,而非缩小了人们之间的隔膜。技术並不知道交流,它意味着人的生存客体化的极端形式。”(全文完)


本文选自作者电影评论集电影之於人生
山东画报出版社


参考资料:

  • 奇士劳斯基论奇士劳斯基,台北:远流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当代电影
  • 潘能伯格:人是什么,中译本第9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李秋零等译。
  • 別尔嘉耶夫:我与客体世界,309页,1994年俄文版。Н.А. Вердяев, Яимиробъект,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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