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古今 ✐2010-09-01


小妇人:艾伟德 Gladys Aylward

于中旻

 

  她,不仅住在华人中,还服事华人,最低下的华人,並且还入了中国籍。
  北方有俗语说:“车船店腳牙,无罪也该杀。”是说到受卑视的行业:其中“店”是开客栈的;“腳”是行腳的,就是运输业者。这位远道从英国来中国的宣教士,居然开起客店,而且专招待行腳的骡伕。
  她是艾伟德,曾在山西开设“八福客栈”。


艾伟德 Gladys Aylward, 1902-1970

  艾伟德(Gladys Aylward, 1902-1970)於1902年二月二十四日,生在伦敦北郊。父亲是一名邮差。因为家境清寒,给富贵人家作伺候客人的侍女。在十八岁的时候,悔改重生,极想服事主,到中国传福音;她申请参加內地会,因缺乏正式教育而被拒绝。
  艾伟德仍然不气馁,決心积蓄足夠的钱,自费前往中国。
  那时,有人介绍她去看顾退休的宣教士夫妇,艾伟德欣然接受。在同那双老夫妇的交谈中,得到许多实际的知识。他们以为她不应该把青年岁月,浪费在这里。刚好有人告诉她,伦敦的扬何斯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42)夫妇,需要一名司客侍女。那家住在高贵住宅区 Belgrave Square,工资自然较高,更重要的是扬何斯本家中有许多珍贵的藏书,他自己是个颇有名的作家,写过不少有关东方的书,如果能夠借阅,可以增进她对东方的知识,作宣教士的准备。
  艾伟德虽然学识不高,但她有语言天才,学得一口高雅的牛津英语,而且懂得应对和礼仪,颇得主人信任器重。她到假期时,就去外面再兼作別家宴会帮工,以求在最短时间內,积聚最多的钱财,完成她到中国宣教的異象。
  1930年初,在卫理公会的聚会中,她听人说在中国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已经七十三岁了,卻欲退而不能休,因为她到处寻找,竟沒有人肯去帮助她。
  艾伟德说:“那人是我!”
  她立即写信去,表明自己愿意去。
  艾伟德在等候回信中,就先去探听旅行的方法,知道如果直接坐船到天津,是最好的路线,但费用要贵,超过她能夠负担;最经济的方法,是乘橫越西伯利亚的铁路,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由大连乘船到天津,去到工场,费用会省一半。
  漫长的等待。几个月后,回信来了。珍妮欢迎她去;並告诉她,只要到天津,写信去,会有人去接她到珍妮所住的地方—那是在遙远的乡下。
  1930年十月十八日,艾伟德带着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是她的衣物,另一个是简单的食物,和路上煮食的酒精炉。多孤单的行程!不是豪华的旅遊,沒有富贵的亲友相送,她身边只有二英镑和几枚铜币。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兰(Violet),送她从港口乘船到荷兰海牙,转铁路往俄国。
  艾伟德把自己交托主。她乘的是三等火车,沒有一个相识的人,沒有懂英语的人可以交谈,只一路祷告。有一天夜里,火车停了下来,不再往前走。那地方是奇塔(Chita),西伯利亚草原的大旷野中,一个荒涼的镇,到处是军人,还听到稀疏的枪声。艾伟德只得在车站的寒风中,裹着毯子过夜。反复交涉,才得转火车去海参崴。在那里,一名俄国官员想姦污她。艾伟德抗拒。那官员离开她去了。
  艾伟德登上一艘日本商船,求船长免费载她去神戶。从那里,乘船到了天津。
  在天津,找到了差会办事处。问起珍妮劳生,那里的宣教士搖头说:“珍妮独来独往,在山西行蹤无定。写信给她,不知何年月日才有回音;你不如等在这里,有适当可靠的人来,带你直接去那里。”
  在等待中,艾伟德出去遊览,找机会学些中国话。她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是有许多的牆:长城的牆,城镇都有牆,家家戶戶有院牆。怎样才可以打开这些围牆,进到中国人的心里?
  有一个姓路的基督徒商人,要到山西,可以带艾伟德去到那里。


艾伟德的画像

  於是,长途跋涉开始了。火车,转乘长途汽车,到泽州,內地会的宣教站。在那里,有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司米德夫人(Mrs. Stanley Smith)接待她:她是个寡妇,丈夫是“剑桥七子”之一,是那一代硕果仅存的资深宣教士。司米德夫人对她非常体贴爱护,简要的告诉她,山西的状況。司米德也告诉她,西式的装束在此已不适宜,帮她预备了高领的中国旗袍。休息几天之后,艾伟德坐上骡车,经过两天的路程,终於到了阳城。
  珍妮.劳生住在城门外,骡队往来的大道上。艾伟德发现,那是一座大房子,有个大院,堆着两大堆脏乱的物件。珍妮说,那是她新租下的房子,因为说是“鬼屋”,沒人敢住,所以租价特別低廉,每年只一英镑。工人正在那里进行清扫修建,只有一个房间算得整洁可住。整理清洁是艾伟德的特长。她辛勤工作,不几天,就把全屋子整理得一尘不染。
  珍妮在中国已经超过五十年,浓重的苏格兰口音,有时候不知不觉搀杂着中国话,性情也有些怪癖。
  艾伟德问:“这是你的宣道所?”
  “也许是,也许不是。”
  这样一座大房子作甚用?
  二人想到可以开一间客栈,接待往来的骡伕住宿,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的行腳,是福音的媒介,把好信息传遍各处。他们的廚子老杨,可以负责供应饮食。
  珍妮说:“我已经想好了名字,叫‘八福客栈’。”
  但只缺少一件:沒有客人住宿。当地的人,看到他们就喊“洋鬼子!”怎肯来与鬼同住!
  客人哪里来?珍妮想出方法:让艾伟德去门口,看到经过的骡队,就拦住勉強拉他们进来。
  起初,这使艾伟德有些难堪;骡伕们也不甘愿。但看到设备清洁,饮食可口,而且收费便宜。晚间,老杨还说圣经故事给他们听;不过,他说的常与圣经不同,会加上“挪亚洁淨圣殿”之类。他们也不知道,只是以为有趣。骡伕们欢喜住宿,並告诉別人来住。这样,不久就常常客满,骡棚也槽头满了。
  不过,珍妮劳生的精神健康愈来愈差。她多年孤单工作,经历过义和团和毓贤的迫害,屠杀,所受刺激,给她留下心灵的伤痕太深。终於有一天,使气外出,意外受伤死亡。艾伟德来了还只一年多。
  幸好老杨继续留下工作,客栈营业照常。管理的担子,落在艾伟德身上。这反而给她机会练习,中国话进步很快。她渐渐能夠传福音,领人信主。司米德夫人从泽州差一名中国信徒来帮助,並供给他的工资。

  老杨忽然对艾伟德说:“也许,你该去拜访本地的道尹大人,表示尊敬。”以后,他连续催了几次。艾伟德抽不出时间,而且她也不以为有必要。
  有一天,道尹忽然来到八福客栈。谈话中,他提出中国在推行“天足运动”,政府明令要妇女放腳,就是解放妇女的缠腳,並挨戶检查,以改正多年的旧风气。艾伟德当然是最好的人选。她还可以示范天足的好处。他应许派两名卫兵保护,发给薪水,还供给骡子作交通工具;按时直接向他提出报告。
  中国老百姓怕官。老杨很欢喜,因这工作有些官的气派,能夠受人尊敬。艾伟德经过考虑,感谢神给她这特別的机会,就接受了,附带条件是不能限制她讲福音。
  这样,艾伟德能夠周遊各村庄,镇市,进入人家,自由有效的见证耶稣。有些人信了主。
  那时,监狱发生暴动,典狱官派人来找艾伟德,看她能不能以神的能力,解決问题。艾伟德不能推卻,看到监狱中的紧张形势;她叫出那暴动的领袖,要他交出武器,並保证不加究罪。这样,和平解決了问题,也领了囚犯信主。
  有一天,走在街道上,看见路边有个妇人,坐在地上,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女孩子,讨价两个银元。艾伟德沒有两块钱,把仅有的九角钱给了她,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八福客栈,就叫她“九毛”,学名“美恩”。用爱心和祷告,那女孩复原了。
  美恩看见门口有个可怜八岁的孩子,以为自己和艾伟德少吃一些,就夠养活他;艾伟德同情,也领养了他,起名“少少”。
  艾伟德收养的第三个孤儿,取名“宝宝”。另一个八岁的女孩是“兰香”。
  1936年,Gladys Aylward 归化为中国籍,成为艾伟德,中国人,不再是“洋鬼子”。卻正赶上共赴国难!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正式开始侵华战爭。
  次年,战爭也临到了僻远的阳城。一个炸弹炸中了八福客栈。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失去知觉,醒转时,发现只受了点轻微外伤。
  艾伟德和她的孤儿们,並几名基督徒,疏散到山地的北柴庄。居民指给她一个窯洞,用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艾伟德帮助伤患,竟成了唯一的“医院”。等日军离去后,她和难民们又再回到阳城。
  意外的,有一天,道尹大人请艾伟德赴宴。他让艾伟德坐在首位,当着同席的人宣告说:“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个基督徒。”
  艾伟德恭喜他,作了这关乎永恆的決定。

  1939年二月,艾伟德听说日军已经放棄泽州,回到城市据点过冬。她记掛着內地会的同工,到泽州去看望他们。
  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David & Jean Davis)夫妇在那里的宣教站继续工作。他们是英国人,宣称保持中立,得以平安。相见甚为欢喜。
  有一夜,酒醉的日本兵,进入宣教站,在那里狂喊乱叫。艾伟德去同他们交涉,被一名兵用枪把打在头上,昏倒在地。醒来的时候,看到戴维斯在旁照应她,並沒有多大伤害。
  后来,有两名年长的宣教士要回国,请戴维斯送他们到煙台等船。他嘱咐艾伟德代为看守,说明差会的政策严守中立。
  几天后,中国军队要来借住,艾伟德以中立为由拒绝。率领的人是林南上校,一名情报军官。他谈吐文雅有礼,同艾伟德谈论善恶的问题,指日本军队是恶的,应该助善拒恶,並说中国的防卫战爭是“义战”。
  艾伟德同他谈论,有时二人在泽州城中的街道上同行。
  有一次,到山地去。艾伟德遇到了传奇性的游击队英雄雷将军(General Ley),深入內地,难得见到个欧洲人,而这人竟然原是天主教的神甫,而成为抗日游击英雄。
  当在泽州的时候,时代Time)杂誌的记者,访问艾伟德。时代的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 1898-1967),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极为同情中国政府。艾伟德说:她代表的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她恨恶日军的暴行,也不能缄默不言。当然,她是中国人,也把所知道的日军行蹤,报告中国方面。
  在泽州,有二百名孤儿。1940年初,她的助理晉本光,带领一百名孤儿去了西安。现在,经过戴维斯同意,照艾伟德的建议,将剩下的一百名孤儿,迁往阳城山区。艾维德则暂时留在泽州,帮助照顾宣教站的约一千名难民。
  几天后,消息传来,进行春季扫荡的日军,迫近泽州,只有一天的路程。来报告的人,手上还拿着一张告示,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她仓皇逃回阳城。日军飞机低空扫射。她觉得肩头上仿佛被猛打了一拳,后来发现是受了枪伤。
  艾伟德決定要去西安。行前去向新作基督徒的道尹告別。道尹关心的告诉她,路上要有足夠的口粮。艾伟德说:她预备带一百名孤儿同去!
  “啊呀!那要攀山越岭,要渡过黃河…”
  “但我不能不走。”
  他所能夠作的,只是派几个人,扛几袋小米,送她一程;但只能到黃河为止。“以后,我只有为你祷告了。”
  “我也为你祷告。”
  同行约一百孤儿,最大是一名解放的婢女素兰,还有艾伟德自己收养的美恩和兰香,少少,宝宝和两名男孩子;最小的一个只四岁。
  美恩问说:“要走几天?”
  艾伟德回答:“骡队走五天。”那是说,他们走大路,也走得快得多。她一直笑着,但心里说:“这简直是疯狂。”既上了路,她从未走过的山路,只有仰望主的怜悯。
  时间过去,艰难的山路沒有尽头。孩子们的鞋破了,腳磨肿了,衣服脏破,像一群小叫化子。仍然前进,缓慢的前进。
  疲倦,行进越来越慢。除了他们一队人之外,再沒有別的旅人。一天,遇到了几十名军队,给孩子们一些食物,使他们欢喜了好久。
  十二天过去了。
  前面走的孩子,欢呼说:“黃河!”
  从高处望见那蜿蜒的河水,使他们忘卻疲劳。想到要坐火车了,使他们倍加快乐。艾伟德谢过伴送他们的人,看他们回去。自己率领孩子们,向河边走去。
  黃河的水波浪滾滾,但沒有渡船。只有等,挨着饿等。前无去路,是很可怜的事。连艾伟德也有些灰心了。
  第四天,来了几名士兵。他们观察这些小难民,已经有好几天了。看到不像有危险,才来帮助。取出一面镜子,在阳光下向对岸闪照了几下;对面也有回应。不久,渡船来了。他们分三次渡过了黃河。现在已经脫离险地。
  再走了两天,到了米脂,孩子们第一次搭上火车,都十分兴奋。有时,火车停下来,让他们去难民救济站吃饭。到了中条山脈的一个小村,火车不能再前进了,因为桥梁被炸毀;只有攀越崤山的小径,才可以到潼关;只是那条山径,连乡民都沒走过。
  艾伟德带着孩子们,一步步的往前挨。到一个山村,再问往前的道路。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在不可知中走向不可知。艾伟德真想在路边躺下,任什么都不管了。在无可奈何之下,她不禁哭了起来。孩子们也哭。哭过了,还得往前走。唯一的希望,是神的怜悯。在似乎绝望之中,路到尽头,一个下坡,竟然就是潼关!原来沒有地图走路,有这样意外惊喜的好处。
  现在有铁路,又一个难处是,卻沒有客运火车。幸而有运煤货车。他们爬上煤堆,乘过了一段,才转搭客车,终於到了西安古城。一个沒有边界的大城。但他们还要从那里去扶风。
  所有的孩子们,一个都沒有短缺。艾伟德感到松弛下来。感谢主。
  在扶风附近的兴平,有个妇人说:“你看来病很不轻。”
  艾伟德说:“近来不少人这样说。”

  艾伟德醒来了。
  看到身边有个穿白衣的女子,她问:“我在哪里?你是谁?”
  女子沒有回答她的问题,只说:“你现在终於清醒了。”忽然就不见了。
  来了另一个男人,俯身用英语对她说:“你现在好了。我是西安浸会医院的主任医生。你发高烧,营养不良,伤寒,加上肺炎。过度疲劳。还有一颗子弹穿过你的肩头,幸而不深。现在你会活下去了。”
  “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我有一百个孩子。”
  医生以为她的呓语又来了,喊护士拿镇定剂来。

  艾伟德对过去约一年的记忆,仿佛一片空白。她能夠活下去,是一件神蹟。她大概在兴平工作了几个月,才倒下去。是新到的特效药磺胺辟定(sulphapyridine),助她脫险复原。在医院里又过了几个月。1941年底出院。
  1942年初,艾伟德又在郿县的难民营工作;那里距扶风和西安不远,靠近她的孩子们。
  次年,林南上校又找到了艾伟德。但艾伟德对他的情愫已经改变了: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人,而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不能嫁给他。他们仍然是朋友。一段情缘过去了。
  1944和1945年,艾伟德在兰州和四川的成都,在贫穷人和痲疯病人中传福音。她曾往喜马拉雅山麓去,那里的隐修者,竟然预先知道她要来,准备接待,也准备了心接受福音。成都的一个教会,给他教堂后面的一间屋子住,算是受薪的女传道,也教青年人英文。
  美国人战胜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艾伟德(右)在上海重遇美恩(左),喜见美恩的儿子(中)

  1948年,国民政府快垮了。艾伟德也快垮了。司陶卫医生(Dr. Olin Stockwell)劝她回英国去休养,並探望父母。她离家已经十七年了。因为艾伟德一文不名,司陶卫为她筹措路费。只是她已经不是回家了;因为她是中国籍,不是回国,而成了出国,要去上海申请签证。在那里,她意外的找到了美恩;发现美恩已长成,结婚生子,艾伟德竟然作了“祖母”。
  1949年春,艾伟德到了英国。经过战乱,她的父母和兄姐都还在,重逢自然快乐。但她为多难的中国忧伤,为他死去的孩子们忧伤。她的心爱中国;在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说出中国话。


The Small Woman 一书的封面

  不久,有个新闻记者莱得梧(Hugh Redwood)特写艾伟德在中国的故事。英国广播电台 BBC 的柏格斯(Alan Burgess)读了,来访问她,请了一个名演员,作连续广播剧播出。艾伟德成了家喻戶晓的英雄。但她不喜欢那些称誉。她常受邀讲演。柏格斯又把她的故事写成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书由 Evan Brothers 出版。
  1957年,五十六岁的艾伟德,预备再出发往香港工作。二十世纪福斯(20th Century Fox)要同她签约,把她的故事拍成电影。“竟然有这种傻子,把好好的钱,用来作小小使女的故事…”她想,只要是传福音就好。轻易的签了约。后来,她才知道,电影公司既不是傻子,也无意於传福音;而她,艾伟德,才是只知传福音的傻子。那部电影出品,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主角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 1915-1982),不是饰演艾伟德,而把艾伟德弄成英格丽;一部英雄美人的爱情故事:少不了林南同艾伟德的热吻;事实上,艾伟德终其一生,沒有和任何男人接过吻。本来的“八福客栈”,也不知如何变成了“六福客栈”(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这使艾伟德既羞惭,又厌恶,不愿提起。
  到了香港,艾伟德发现进入中国大陆工作,已难以实现;只有流出的难民。她找到了从前收养的孤儿,已经作了传道人。她立即想到开办一个“希望会”的宣教团体。但她是中国人,居留签证申请被拒绝。唯一的道路,是到难民难官难兵难将充斥的另一片中国土地:台湾。
  1959年,展望会(World Vision)邀请她到美国作旅行布道。听众惊奇的发现,她不是电影中长身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矮小苍老的小妇人!但她有机会传扬福音,帮助展望会的孤儿工作,那正是她所爱的。不少人为她在台湾的工作奉献。


1963年艾伟德访问英国Walker Street School,抱着一名中国孤儿,与校长在校门合照

  艾伟德也受邀请到澳大利亚,纽西兰,又回到英国。英国广播电台 BBC 的电视节目“This Is Your Life”播出她的真实故事。接着,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见她。伊莉莎白女王,邀艾伟德去白金汉宮,同她在花园里倾谈;她也不错过机会,请求女王帮助在台湾的孤儿们。
  只是这一切努力,竟被她所信任的中国教棍,把几乎全部款项骗去!艾伟德再一次的受辱失望。除了神以外,还能夠信靠谁?她孤单,失望,觉得自己真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
  回到台湾,凯慈琳司密慈(Kathleen Langston-Smith)在那里等她。凯慈琳是英国一个邮政分局的局长,看到 BBC 的电视节目,受感动奉献来与艾伟德配搭同工,正好补足她不善管理的缺欠。感谢主。
  1970年元旦,艾伟德觉得患了感冒。不过,她仍然去一个妇女聚会。回到孤儿院,她精疲力竭,倒在床上。医生诊断是流行感冒,转为肺炎。不久,艾伟德离开了世界,还不满六十八岁。中国人对不起她。她卻死在所爱的中国一角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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