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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学的持久力

于中旻

 

沒有一线阳光是虛费的…它能喚醒新绿,需要时间去茁发,而且播种者不一定能看到收割。一切有价值的事工要凭信心去作。
    —史伟慈(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不多年前,当时的美国总统列根(Ronald Reagan, 1911-2004),向当时的苏联总统个哥伯契夫(Mikhail Gorbachev)挑战,问他敢不敢拆除东西柏林之间的牆。照当时的情形来看,那需要以色列人进迦南时,耶利哥城倒塌的奇蹟重现。但沒有人能预料,沒有情报机关的预报,哥伯契夫竟能毅然夠推行“重建”和“开放”(Perestroika and Glasnost)的政策,不仅有象征性的柏林牆倒下了,连苏联也从地图上消失!


列根和哥伯契夫


柏林围牆倒下

  列宁(Vladimir Lenin, 1870-1924)所应许的地上天国,变成了地狱恶梦。正像犹大人被掳七十年后,神照着借先知耶利米所应许的,奇妙的兴起了古列王。主若愿意,其他被掳受迫害的教会或人民,在七十年满后,也将要得释放,自由,再被建立。
  不过,西方式的民主改革,並不能解決人类所有的问题。显然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千古不移的真理。事实上,从1970年起,苏联知识分子中间,就有灵性的复兴。他们对物质国度的幻想破灭了,转而趋向超自然的信仰,以至今天的俄国,及独立邦联,人民普遍的渴慕属灵的事。
  在无神主义思想和暴政下,被掳七十多年的苏联人民,为什么忽然有宗教复兴?一位流亡英国的知识分子说,是因为当局沒有禁绝托尔斯泰和杜思托耶夫斯基的作品。这二人,不仅是俄国最卓越的作家,也是世界文坛上的傑出人物。他们对於基督教,有深诚的信仰,他们的小说里,流露出对基督教信仰实践的诠释,适合於现代人的需要。

托尔斯泰的遗泽

  托尔斯泰(Count Leo Tolstoi, Sep. 9, 1828-Nov. 20, 1910)和杜思托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Nov. 11, 1821-Feb.9, 1881),生在十九世纪的俄国。那时,法国革命带来反传统制度的无神思想,影响到俄国的虛无主义(Nihilism)。在那个黑暗混沌的时代,竟出现了这两颗辉煌的巨星。


托尔斯泰 Count Leo Tolstoi

  托尔斯泰伯爵出身贵族,拥有广大的田产,过着舒适的生活,甚受人尊敬。但他从早年就感觉內心的不满足,向往属灵生活。他期求绝对的道德生活,和永远的福乐。但他注视自己的內心,环察周围的社会,是充满了可厌的丑恶。

War And Peace

  在他的巨著战爭与和平Voyna i Mir, War and Peace)里,他借书中人物,说出自己的心意:

如果活着只是众恶莫作,就可以心安,不必悔改,那是不夠的。我以往是这样行—为自己而活,失去了生命的意义。现在,我是为別人而活—至少是想如此作—到现在,我才体验到人生的喜乐在此。

  战爭与和平以1805至1814年,拿破崙侵俄前后的时代为背景,但不仅是一部战爭历史小说。作者描述人的野心,更深的需要是內心的和平。出版后(1863-69)为他带来极高的声誉,成为世界名著。但作者的內心,也沒有和平,平安。

  1873年,托尔斯泰的两个孩子早逝,这使他更转向研读圣经。到1879年,是他灵命的转变。本来他就关心佃农,为他们的子女兴办学校,自己制订课程;现在,他更感到拥有鉅大的财富,是可恥的罪恶,甚至想要自杀。


Henry George

  1880年,托尔斯泰決定从事体力劳动维生,並且帮助贫苦农民耕作;后来学了制鞋的手艺。此后,他的著作多是有关宗教,道德,社会问题。其中一项,是经济改革。托尔斯泰和孙中山一样,受了美国理想家乔治(Henry George, 1839-1897)的影响,认为征用土地增值稅,是解決财富分配的方法。虽然,这种观点,沒有任何经济学家认真以为可行,但广有田产财富的托尔斯泰认真倡行,革自己的命,是与別人不同的地方。谁能不相信其信仰的笃诚呢?
  晚年的时候,托尔斯泰的心愿,越来越加渴慕效法基督的生活。他很想把全部财产都分给贫穷的人,但是妻子和长子不跟他同心,这使他的意愿不能达到。现在唯一可行的道路,是离开家,找一个僻靜的修道院,去过贫穷的生活,与神亲近,求取內心的平安。托尔斯泰出走的计画,只有他的小女儿预先知道。在她协助下,他与一名医生,走向一个小火车站。岁晚风寒,八十二岁的老人,在那里染上了肺炎,不久即逝世。
  他的死,几乎是殉道者的死,表现他生活和信仰作品的一致,也一样的感人。但他笔下的作品,流露出爱的芬芳,持久存在。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福音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父亲,是莫斯科一所慈善医院的医生。当少年时,杜思托耶夫斯基进入陆军工程学院受训;但他的性向喜欢文学。他十八岁那年,父亲被自己的一名佃农杀害。二十三岁那年,杜思托耶夫斯基退役,离开军中生活,专心从事写作。次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就他实际所见的,描述贫苦人生,甚为成功。


杜思托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

  1849年,二十八岁的杜思托耶夫斯基,因为参加一个当局认为反动性的“读书会”,被逮捕绑赴刑场。沙皇暗中安排,他只是“陪決”:绑在刑柱上即将枪決时,下令赦他一死。接着,遣往西伯利亚监狱中服刑四年。出狱后,他在那里的军中又住了五年,从事写作。这段生活,在他心灵上留下了创伤。

  1866年,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的出版,确定了他在俄国文坛的前驱地位,也是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不过,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正的傑作,要算在去世前那一年(1880)所出版的可拉莫佐夫兄弟Brothers Karamazov)。

 

  神学家派克(J.I. Packer)称他是最伟大的小说家和基督徒作家,他的布局和对於堕落人性的刻画,只有希腊悲剧作家哀司奇勒斯(Aeschylus)和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可与比拟;他描述神奇異的恩典,和基督救恩的深刻,只有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及约翰本仁(John Bunyan, 1628-1688)差堪相近。即使从来沒有读过可拉莫佐夫兄弟的人,也会知道书中的名言:“如果沒有神,什么事都可以作得出来。”俄国哲学家索忍尼真(Aleksandr Solzhenitsyn, 1918-2008)在许多年后,活过了革命的苏联,他说:“这毀灭性的革命,残害了六千万的国人,只证明因为不要神,带来了这災难。”


莎士比亚

但丁

约翰本仁

索忍尼真

 

  牟格瑞治(Malcolm Muggeridge, 1903-1990)称讚说:

杜思托耶夫斯基真是一位先知型人物,投身於人间的地狱王国,达到各各他。他有极敏锐的眼光,预见到我们今天的世界。他並宣告,不是靠什么社会主义及革命,而是由於完全的基督教启迪教化,才会带来四海皆兄弟理念的实现。

  杜思托耶夫斯基的思想,总离不开圣经,离不开神。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他把新约圣经读了许多遍,对於基督深信倾服。在那里,他与各形各色的罪犯为伍,也使他识透了人的罪性,知道唯一的希望在於基督。他说:“如果有任何人给我证明基督是在真理之外…我宁愿保持跟基督在一起,而不要那真理。”他的行事为人,可能不尽无可议之处,但他心中总是有活生生的基督,在引导着他,给他盼望;这都充溢在他的作品中。可拉莫佐夫兄弟可说是傑作的代表:
  一个不成材而可憎厌的父亲,从前后两个妻子生了三个儿子。一个是叛逆反抗的造反型,常同父亲爭吵;一个是绝顶聪明,迷信科学的无神论者,或说竭力使自己不相信神的存在,不承认神存在的唯物主义者,他虽然沒有直接杀死父亲,但卻影响了仆人(他父亲的私生子),酿成了弒父惨剧;另一个儿子是爱与和平的象征,宗教型,像基督的人物,早年就进入了修道院。爱,恨,和自恃理性,存在於同一个家里,在同一个国家,也在同一个人的里面。这反映他那个时代,岂不也反映每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
  其中有一个故事:院中一位最受敬爱的长老修道士死了,停放在那里,开始发出腐臭味。在深夜,一个新进的修道士在旁边一个角落祷告,听到棺前守夜的老修道士低诵约翰福音中“迦拿婚筵”的一段。在似睡似醒中,他仿佛身临其境,看到基督和婚筵中的各人,意外的,棺中的死人也在那里。…对他说:“我也是受邀请的,你也快来参加婚筵!”年轻人看到了基督惧怕起来,老修道士对他说:

“不要怕祂!祂伟大可畏,庄严可敬,但祂也是无限慈爱。祂因为爱,自己成为跟我们一样,也与我们同乐。他不愿人的欢乐短缺,把水变成酒。祂希望有新的客人来,一直不停的招呼人来。…看,有人拿新酒来了。你看他们拿器皿来。…”

他醒来,心中无限欢乐。(Bk.vii, ch.4

  有这样伟大的作品,那个国家的灵魂不会死亡的。
  这使我想起,在许多年前,一个朋友说起,俄国茫茫无垠的广大雪原,产生圣洁可爱的文学,热情的基督徒。当然,这一切是由圣经来的。
  在十几年前,这个国家还有人想毀灭敌对的苏联,只要沒有辐射使“作法者自毙”,不惜使用核子武器!我们当时的牧师,讲过一篇“和平之子有福了”的主日信息。他说:“你知不知道,在苏联,今天与我们敬拜同一位神的主內肢体,比全欧洲的信徒加起来还多?”
  现在,前苏联的人口,有一亿以上是基督徒!而宗教热情的复兴,正是空前的蓬勃。冰封的大地已经解冻,不止是新绿遍野,而且正等待丰收。我们都承认是圣灵伟大的工作,但也不可否认,圣灵借着伟大的文学在工作。

文艺与真理

  我们对基督教文学,应该有怎样的看法?
  有的人反对基督教文学,特別是小说:“小说是艺术化的谎言,我们的工作是传真理。”小说不是事实;他要历史的事实。
  有人说:“历史是谎言,小说才是真理。”因为历史是得胜的人写的,得胜的人会转換,所以历史书也跟着变。看看苏俄的历史,几十年来转变了多少?
  亚理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生得早,还少见过改写历史的事;在“On Poetics”中,论比诗(包括戏剧)与史。他认为诗剧比历史更重要;因为历史是讲个別的人,诗剧是讲人性;历史是记已发生的事,诗剧是说将要发生的事,说这种人可能作出这种事,有这种结局,所以有哲学性。換句话说,诗剧和以后发展的小说,其中的人物,只是人性加上了个別的名字为代表。因此,莎士比亚悲剧麦克伯Macbeth),並不在重述考证苏格兰历史,而是要显明人的野心,阴险,黑暗,罪恶和罪的恶果。所以是属於每个时代的作品。对於历史上的“真实”麦克伯,跟许多历史人物一样,我们所知有限,也永远不能详知其真相;可是我们知道自己心中有麦克伯,必须除去,要效法苏格拉底热爱真理,或进而求圣灵大能动工,使我们除去旧人恶性,成为基督的形像。这样,谁能说小说不是真理?谁能不承认基督教文学的重要,和其功能的伟大呢?

华人教会的省思

  从俄国基督教文学的丰收,想到华人基督教会对文字事工的态度。华文到底是世界上使用的人最多的文字。如果要福音广传,不能不用文字。但华人教会对文字事工,有一个久积的心结。
  中国文人向来自视甚高,对外来文化持低视,以至敌视的态度。基督教传入中国,虽然也有知识分子,以至朝廷官员相信,有的则同情,但他们注重的,多是实用的学科,很少注意到信仰及文学,更忽视通俗文学的戏剧小说。初时的大部分信徒,是低层群众,缺乏知识,受他们的鄙视。以后的新知识分子,尤为盲目的反基督教;此种思想,流行在文学作品里面,一直到现在。
  华人教会的反应如何?说来真出人意外,不是竞爭求进,反而有意的忽视,认为不关重要。这似乎是传统的态度:我沒有的就是不好的,我不懂的必然是错的。有的人甚至用上“属灵”借口,以求掩饰,说耶稣就沒有提倡文字宣道,沒有写过书;有的说读文学作品是不属灵,或灵命程度低的表现!结果是坐视基督徒子弟,被世俗思想同化;而许多不信的人,沉溺在无神与追逐物质享乐的邪恶潮流里。他们不仅反对福音,流失在救恩之外,更是道德低落,使社会成为乌煙瘴气!教会疏忽耕作园地,野草蔓生,还能算意外吗?
  今天我们要广传福音,必须注意基督教文学。看看大众传播內容低落,市面上出版物的品质败坏,其危害道德,是显然的。这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基督徒子弟的问题,是传福音的问题。因为如果不是教会使文化基督化,就是文化使教会非基督化。忽视並不能解決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大,形势更恶化。
  求圣灵感动教会,注意文字事工。求主兴起文宣士,不但写宣道护教弘扬福音的文字,也写出伟大的基督教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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