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外有意—语文地图的別径
有的语意学家，把语文的符号，比作地图：不论那地图制作如何精确，就算是卫星地图吧，身临其境的人，总还得有些修正；何況地图上有建筑物，对內部和基础结构，也不能清楚表明，载有大路，有时还需要注意別径，便道呢！语文也是如此。所以沒有一本字典，可以涵盖一切；即使今天有一本最好的字典，明天就不合时了：语文是活的，因为人是活的。
现在且说几个可以知道的別径，使行者免入歧途。
同字異义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在1920年代，去以色列访问一处吉布资公社（kibbutz）。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女社员，问起那里的男女“关系”如何（relationship）。那女社员以为爱因斯坦受到外间误传“公妻”的信息影响，羞答答的说：“我们是一男一女的。”爱因斯坦明白了误会的所在，执着她的手，溫和的说：“我们学科学的人，用这个字，只有一个简单的意思：是问有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可见科学解決不了一切问题，还得注意环境关系位置，才可以定其意义。
有一次，在宴会中，一个邻座的女孩子，问爱因斯坦作什么事业。爱因斯坦说，是研究（study）物理的。那女孩子有眼不识泰山，望着那满头白发的学者，有些困惑的说：“你这样年纪了，还在读物理？我一年前就读完了！”
有人统计，在常用的五百个英文字中，平均每个字有二十三个不同的意义。这在语意上造成多大的困难，可想而知。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瑞典著名的汉学家，在其所著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中说，北京话中只有四百多个音，广州话好得多，共有九百多个音。
这样说来，汉字有约五万之多，常用字在四千以上，同字多义之外，再加上同音多字，岂不是糟到无以复加了吗？如此混乱的语言，如何能在中国人中使用流行呢？而且还成为世界上使用的人最多的语言，传通了这久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秦始皇规定“书同文”的功绩外，中国语文还有几个澄清语意避免误意的方法：
声韻的分別
中文是有声韻的语文，有时同音而不同字，声韻不同，有时是同字異读的破音字，意思也就不同。我们都会知道：“餵马”，“孝妈”，“绩麻”，“嘲骂”的分別，试试读成另一声韻，准定会造成误意。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哥林多前书15:55）
如果谁把“哪里”读成“那里”（指示语气），凯歌变成了悼文，希望化为失望，因为听起来死的毒钩仍在，不啻帮助魔鬼作假见证。
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
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
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传道书11:3）
“倾倒”的“倒”字是破音字，该读为“倾到”，与树木的“倒”下去不一样的。水瓶“倒”下去，把水“倒出来”，不一样的。
洋人学汉语，说句简单的问安话：“你好吗？”就自以为小有成就，听起来像是在说：“你好马？”或是“你好骂！”味道完全不同。
这些是在说话时表现的不同，写出来就不能分別了。
量词
在中文里，常在数字之后，加上一个字，来区別所指示的名词单位，这样可以显示其性质与关系，可以避免混淆。
例如：山，衫，杉，扇都是同样的音。如果说“一山”，“一衫”，“一杉”，或“一衫”，並沒有不对，但听来很难分別。但我们会说：“一座山”，“一领衫”或“一件衫”，“一棵杉”，或是“一把扇”，这样，就不至於造成误会了。又如：“一椅”“一蚁”，似乎是一件东西；但我们可以说：“一张椅”，或“一只蚁”，差別就显明了，当然还可以用复合词“蚂蚁”。
在某些方言里，说“一粒鸡蛋”，“一粒西瓜”。其实，“颗粒”是指小的东西，特別是米穀之类。用於鸡蛋已经有些不像话，把西瓜写成一粒，就是笑话了，除非说的是“一粒西瓜子儿”。“一个儿子”，不该作“一位儿子”，除非为了特別理由，如讽刺幽默效果：“我们有一位公子，真难服事！”如果说別人：“他是一位文宣工作者”，是对的。但自称“我是一位教授”！则显示自高自大，否则別人会期望另有文章。
请注意：中文和合本圣经通常称“三个人”，“两个天使”，敬称才用“位”（参创18:2,15; 19:1）。
又如希伯来书第九章，说到圣所和至圣所帐幕：“头一层叫作圣所…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作至圣所。”楼房建筑的第二层是“更上一层楼”；读来好像把圣所帐幕，变成了平地起楼，实际上卻不是这样。所以该作“又一进”帐幕，才比较确当。
又如：“一双璧人”，“父母双全”是正确的说法写法；如果说“一对鞋子”，“一对夫妇”就差一些；如果谁说“一对父母”就不像话了。量词的差別在此。
有一个量词常被忽略，应该特加注意：就是这些年来，流行称“几间教会”。明显的，教会是得救的人的集合称；只有教堂以“间”计算，而一间是整幢建物的一部分，人怎能夠称“间”呢？这不仅是笑话，也会搞成错误观念。求主怜悯，使祂的儿女肯改变。
复合词
刚才说的“帐幕”，或“房屋”，“树木”等词，是由两个同义字合成的。“意义”，“释放”，也是如此，除了为修辞的变化或声韻之外，有时候也会为了使意义更显明。看来中文是很慷慨的。
“清醒”，“清洁”，“清廉”，都有个“清”字，而且在后面加多一个字之后，跟原来的意思也沒有差別。“在山泉水清”，不是跟说“清洁”一样吗？如果说“气爽神清”，不也是“清醒”吗？说“清官”，不是说那个公仆“清廉”不贪污吗？但各加了一个字之后，使其比较着力於表达后面的那个字，多少成了那意域的专门形容词了。如此，不仅增加了词汇的丰富，也減少了混乱的可能。
复合词虽然可能有其来源，但习用既久，不能以其原来二字分別解释。
常有人说，中文里的“危机”一词，是说既有“危险”，又是“机会”。这种说法，小炫弄聪明是可以原谅的，卻不能算为解词的正途。有人说，“权利”一词是说有“权”也就有“利”，意味着爭权夺利；不如用“权柄”：人民有选举及受教育的权利，是否该換上“权柄”？这就像是说“领袖”是讲衣服的领子和袖子，不如“首领”来得好。再如说“忘记”，表明有时候忘了，有时候记得，如果不说是胡闹，还该讲是什么？这类望文生义的解释，如果用作解经的原则，可得好好考虑才行，至少该查查词书。洋人误用还可以原谅；华人在自己的语文上，並不是要恭敬的孔步亦步，孔趋亦趋，效法洋人；如果是孔子掉在坑里，学生们也纷纷照样学样，岂不是作践自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