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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选读

王国维的观堂集林

 

  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由中华书局重版的版本,除保留了原来的二十二卷之外,另新附了別集二卷,共有文章二百七十多篇,凡三十八万余字。王氏一生所作的关於古代史料,古器物学,文字和音韻学的研究结晶,大抵都已囊括淨尽了。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是民国初年的一位对古文献,甲骨金石和商周古史的考证有重要成就的学者。用郭沫若先生的话来说,王国维的“头脑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異样的光辉。”並曾以“‘虽与日月爭光可也’的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来比喻观堂集林。自然,能夠正确地以批判的态度来继承王氏的学术成就,对於我们是異常有用的。

  观堂集林的內容是多方面的。考证铜器,碑刻和木简等古器物的文字约有一百篇;卜辞和古史的研究文字,文章篇数虽不多,但分量甚重;音韻的考证有十多篇;古籍的跋尾和阐发,更多至六十篇以上。另外,对西北历史地理和司马迁生平,还有详细的论述。精当之论,随处可见。如“说孟”,“说斝”,“说觥”,“说俎”等文,对铜器的形制便有许多创获。盉之为器名,许慎也並不了解,他在“说文”中写道:“盉,调味也。”王国维见陕西宝鸡出土的柉禁酒器中有一盉,便怀疑盉是调味之器,就不该放在酒器之列。“说盉”一文,就是为了阐述盉是酒水调和之器,所以节制酒的浓淡等问题而撰写的。斝的名堂屡见“三礼”,但传世卻沒有自铭为斝的酒器,“韩诗说”则只有散而无斝,王氏“说斝”一文列举五证明“礼经”中的散就是斝,因知斝,散实为一器。“记现存历代尺度”一文,从汉代至清的十七种尺的变化比较,结合历史,指出了历史尺度由短而长的原因,主要是官府在以布疋课稅时乘机盘削,加重对人民的剝削。“明堂寝庙通考”,根据古籍和铜器铭文的记载,考证出过去纷纭莫辨的古代封建统治者的明堂,宗庙,大寝和燕寝的建筑制度。当然,卜辞研究是王国维学问精粹所在的主要部分之一。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根据“山海经”,“竹书纪年”等众多的古代文献,论证卜辞所记的殷代先公先王的名字,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这不但确定了卜辞的时代问题,同时对其所载史实,也就可以据信了。诸如“殷周制度论”及其他说礼制,说都邑,说文字的作品,无不详征博引,多所发明。限於篇幅,在这篇短文里就恕不详细列举了。

  王国维的成就不是偶然的。其早年原研究哲学,文学,人间词话王国维戏曲研究论文集等,便是他年青时候的作品。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这才专致力於历史考古的研究。他仔细地钻研和批註了干嘉学派大师们,如戴震,程易畴,钱大昕,汪中,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关於文字,音韻和金石古器物诸方面的著作。其时,甲骨发现不久,铜器,碑刻,木简和敦煌遗物又有大量的面世。王氏即以其学问基础和从干嘉学派私塾而来的考证方法开展研究。这就是王国维颇为自得的所谓“二重证管据法”和“分类研究”。王国维说︰“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表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拙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於后世。”这就是说,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並重,通过互相印证,来复原历史面貌。而用分类方法进行研究,也确比古人“治全经”的做法要高明得多,可以专精一问题,王国维的“释币”,“胡服考”,“简牍检署考”等,就是採取这方法写成的。显然,这是融合干嘉考据学与西方“实证论”的一种治学方法,成就是肯定的。但因为缺乏正确理论作指导,在王国维的某些考证里,便不可避免地显得琐碎,尢其遗憾的,是沒有能夠提高到本质的探讨,像对殷制无嫡庶之分,无宗法之制,不是嫡长继承制而是兄终弟及制的说法,根本是错误的。王国维的成就是沒有疑问的,但应该指出,除了世界观之外,他研究上也还有別的缺点。取精去糟,继承发扬,用以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这应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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