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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传入中国的宗教

史直

 

  中国最古的固有宗教是道教,而进入中国最早的是佛教。佛教的解经者有个同一的说法:人人都可以成佛。佛既非上帝,那么佛教是否宗教?另外,在中国北方各地有孔教会之设,但孔子的主张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敬鬼神而远之。他所指出的鬼必非鬼魂,是眼所不见瞑瞑间遐想中的物体。但是他也曾说“获罪於天无所祷也”,他所说出的天,不知是否与今日天主教,正教和基督教所称呼的上帝或神同一所指?直到今日,孔孟之道,並不被广泛地公认为宗教之一。

  中国历史所载,最早通西域的是张骞(?-公元前114年),他两度西使(公元前139和127年),其副使曾远达安息即今伊朗(公元前119年),但他不曾带回西域的任何宗教。约二百年后,班超(公元32-102年)通西域,佛教开始进入中国(公元61-63年)。汉明帝(公元28-75年)时,蔡愔入印度,带来印僧在长安建白马寺,译述佛经自此开始。佛教给中国最早的遗物影响见於敦煌的千佛洞。它自第二世纪开创历约千年始衰。其次是山西的云岗石佛,工作始於南北朝时期(公元460年),於五百年以后始完成。南朝的梁武帝时期有宋云和惠生前往印度取经。最著名的是唐太宗时期的玄奘,此时景教也进入中国,同时祆教(拜火教,即二元教),摩尼教,天方教(伊斯兰教),相继在长安建寺院,但深入民间的仅有佛教。史实见於自古迄十九世纪之末,中国民间读四书,尊孔孟,拜观音,供灶君,祭亡魂於土地和城隍两庙。富家做丧事请道士或佛僧诵经,甚至兼请,所求的是魂归西天。由此可见儒释道三教之融合深度。


蔡愔入印度,带来印僧在长安建白马寺,译述佛经自此开始

  根据七七事变(1936)前中华年鑑Chinese Year Book),佛教在中国佔第一位,全国有佛寺267,000座以上,出家人约738,000,教徒数目缺如,可能超过一亿人口;其次是伊斯兰教,全国有清真寺42,371座,教徒48,104,240人。

  伊斯兰教除了在唐朝曾在长安建寺外,史书上有载,唐末大食人(Seljuks)和中国通商,首先在广东建寺(何地不详),又於宋代在泉州建寺,相传古寺迄今尚在。中国北方盛行伊斯兰教,应始於宋代在开封聚居阿拉伯人的功果,工作扩展华中一带而及於河北和山东各省,因此北方的教徒很多。例如山东省战前人口三千多万人,伊斯兰教徒有2,890,430人,此数也载於中华年鑑。所谓大食人是中央亚细亚的突厥语系民族他们在中国的唐末进入中东建国,曾与十字军交锋取胜而強大並发展了航海,对中国贸易。

  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s)是天主教的一支,所不同的是景教徒不对圣母马利亚膜拜,理由是她只是耶稣肉身的母亲。景教在中国之衰是由於宋代西夏在中国西陲強大,遮断了中国和西域各国间的通路,历约二百年所致。景教的遗跡有保存在西安碑林的景教流行碑为最,其首句是:室女诞生於大秦,判十字以定四方。大秦是指罗马帝国,犹太全地在罗马版图。因此在中国的景教寺名叫大秦寺。光绪末年,在千佛洞內发现“光荣”和“谢恩”两经的写本,被巴黎博物馆收藏。又民国初年在绥远河套,东北的鞍山,扬州,泉州等地先后发现景教遗物,分存北平辅仁大学和察哈尔崇礼县天主教堂。未知各遗物今日尚在否?
  直到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时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东遊中国各地前后凡居留十七年时期,他曾在沿路见到景教寺多处,惟他不曾说明寺院已废或仍在开放。我们今日所确知者是景教在中国之广传已给天主教先铺好了道路。
  早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以前,成吉思汗第三个儿子(太宗)死后他儿子定宗即贵由(Guyuk Khan, 1206-1248)做蒙古帝国皇帝的时候,天主教的方济会(Franciscans)自意大利派来两神父Plano Carpini(c.1180-1252)和Benedict The Pole(c.1200-c.1280)前来参加定宗的加冕礼並向定宗要求准许派遣教士到中国传教,但无结果而返,时在1246年。
  约五年后,定宗病故,由皇后摄政,天主教的多明我会(Dominicans)派来神父Andrew of Longjumeau谒见,但他不肯向皇后叩头,遂激怒了蒙古皇朝,亦无结果而去。
  1253年,方济会派出教士前来谒见宪宗即蒙哥(Mangu, c.1208-1259),无结果而返法国。次年,两教士前来给被元军俘虏的異族人行弥撒之礼,当即被逐出境。
天主教叩中国的大门,近五十年后才被叩开。
  1294年,孟高维约翰(John Montecorvino, 1246-1328)在大都(北京)定居,设堂,译新约全书成蒙古语。直到他逝世,工作约三十年,相传经他施洗的信徒在六千人以上,那时中国全国已有天主教徒多至万人。未知今日天主教在北京的那座古老大教堂是否为当年所建?


利玛窦与徐光启

  据清朝全史(1960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便知天主教在明末清初已有異常惊人的发展。在著作和出版方面知名可数六十三人,其中三十二位在明朝来华,三十一位在清初。其著作范围除宗教性质者外,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历法,测绘,生理,传记,西方史,气象等。其中有闻於后世者如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当时,他可出入宮廷。明万历间(1573-1620)进士徐光启(1562-1633)累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教,从利玛窦学习西方文化和学术。中国人精研西学,自徐光启开始。
  满清入关后,顺治时代中国採用西方历法。顺治故后,各地有反洋运动,然为时甚暂。康熙从政后醉心西方文化,时时请教士入宮讲解西方学术,並於巡行各地时有教士随行。
  自民国成立以来,一般左翼文人及反宗教者咸谓基督教是与鸦片战爭(1840)而来。但事实卻非如此。现在的资料可查的是,最早到广东传教的是英国出生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他於1807年即嘉庆十二年抵达广州。到中国沿海传教的是郭士立(Karl F.A.Gutzlaff, 1803-1851),原籍德国。他入荷兰一间神学院读书,毕业后被按立为传教士。他借重荷兰东印度的职位东来,工作两年后请辞,加入在马六甲的伦敦传道会,潛心苦读中文,着中服,留发辫,取姓“郭”,於1831年即道光十一年北上,最终目的地是京,津和满州。继其后(1835)有伦敦出生的Walter H. Medhurst(1796-1857)和美国康州出生的Edwin Stevens,他两人於1835年即道光十五年联袂北上,攜带宣传品两万份,包括“四福音简本”,“基督教概论”,“十诚新译”,“基督生平”等小冊子沿路分送。但实际情況则无所知。由於彼等不准陆上久住,效果不显,概可预料。
  鸦片战爭(1840)后,南京条约(1842)下五口通商,中国对西方的情势大变,各国派遣来华的教士增多。及至天津条约(1858)及北京条约(1860)订立又加开五埠后,中国的门戶等於全部开放了。此后,各国的传教士得以进入內地定居及展开工作。
  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现代化的各级和各种教育。
  战前,闻名於国人者,在大学方面,有天主教在北平的辅仁大学,天津的工商和上海的震旦。基督教所办的大学至少有以下者:广州的岭南,福州的协和,成都的华西,长沙的湘雅,武昌的华中,杭州的之江,苏州的东吳,上海的圣约翰和沪江,济南的齐鲁,南京的金陵和金女大,北平的燕京。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齐鲁大学,它的前身是潍县(今潍坊)的广文大学,广文的前身是登州(今蓬莱)的文会馆,它创於1882年即清德宗光绪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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