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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军师范到河套开垦

曲拯民

 

  自从义和团之乱开始直到八国联军入北京(1900)为止,两年之间共有西方传教士及家属二百八十二人遇害。其中仅有一名西人在山东泰安被杀,事发生於袁世凯(1859-1916)就任山东巡抚以前。其他二百八十一人绝大部分惨死山西省境內。详情见於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百年史料续编之庚子教士受难记。作者是阙名,满族人,其正确性应勿置疑。


山东巡抚袁世凯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1900),即刻下令军警保护外侨,结果无一西人伤亡。上任不久,他将杀死那西人的六名匪徒捕获就地正法。 袁世凯在山东的政绩当时很受讚扬。辛丑和约(1901)订立后,适李鸿章(1823-1901)病故,袁世凯遂被调,接替了李鸿章的职务,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於八国联军总部仍在天津,所以袁世凯逕去保定府视事,专心培植北洋军力。

  除了在天津原有北洋武备堂以外,袁世凯在保定设立将弁学堂,练官营,参谋学堂,测绘学堂,以及陆军小学。后来袁世凯将这些较高级的军事教育学堂(实是训练班)合併,新名称是保定陆军师范学堂,应在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所以久闻於国人那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习称保定军校)比陆军师范晚了八年。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习称保定军校)比陆军师范晚了八年

  保定军校是原陆军小学和中学升格而设,始於民国元年即1912,校龄是十一年。但保定陆军师范比较短命,只有七年,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911)前被清廷封闭。这是我父亲对我说的,唯今日並未找出革命史对此有甚详细记载。后来才知道,民初陆军部长靳云鹏,北洋军阀时期的华北五省巡阅使吳佩孚(1874-1939)和北伐完成后的山东省主席陈调元(1886-1943)等都是保定陆军师范出身。但是保定军校出身的名将和著名人物可就多了:唐生智,熊式辉,张治中,傅作义,顾祝同,刘峙,罗卓英,周至柔,陈诚,上官云相。还有八一三淞沪抗日的名将蒋光鼐(1887-1967)和蔡廷锴(1892-1968)也是保定军校出身。

  我父亲怎会记得保定军事学校的旧事和年份?原来他执教保定陆军师范历两年半的时间。他教的是数学,包括代数,几何(当时称为形学),大代数和微积分。他说,保定陆军师范学生的素质很高,在他接替工作之先,有三位数学教员已被学生轰走了。


曲秀状(子元)

  我父亲曲秀状(子元)於1908年卒业潍县的广文大学,广文的前身是登州(今蓬莱)的文会馆。文会馆的大学部创於1882年,是中国最早的一间大学,於1904年迁校潍县改名广文。广文后来於1917年迁济南,成立齐鲁大学,即今日山大的校址所在。因此,父亲是广文大学1908年第三屆毕业生八名之一,其名单和照片载於“文会馆志”和“广文校谱”。
  父亲毕业后想在基督教范围內从事教育和文化事业。时适值保定陆军师范致信广文大学,说明要聘请本屆毕业生在数学考试第一名的前来担任他们的数学教员,於是父亲经学校的介绍前往。
  该校的学生选拔自正在衰落中的“八旗”子弟。本来,清军入关是依赖蒙八旗(多为骑兵),满八旗和汉八旗。后来自身腐化,始有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入新疆的楚军出现。清廷欲提高八旗的素质,遂选拔了八旗中的精英,满汉学生兼有,旨在提高炮科,测量,工程等各方面人员的程度。因此,保定陆军师范的教员统以武职特优给薪,每月一百二十两银锭,有专室吃饭,四菜一汤,专人伺候,每过一门必有侍役代掀门帘,出门不得微服,全身军服,一乘绿色轿专候。父亲本不习惯官场生活,奈何身为长子,弟与妹共四人已经入学,而二弟正在煙台建立茧绸及花边出口事业,並在家乡黃县(今龙口)设庄教授织花边的技术和生产。因此,经济方面的需要和压力特大。事实上乃是报酬丰厚,机会难得。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前几个月,清廷发现该校有革命分子正在活动,遂将涉及革命运动的教员和学生逮捕並将学校封闭。父亲素来谨於言而慎於行,又系最年轻的教员,不曾参与,方得保全性命,返回煙台。
  武昌起义后,煙台方面的义士相率响应,首先攻击道台衙门,次攻海军训练营,大获全胜。煙台方面电请南京黃兴(黃克強,1874-1916)遴选都督前来领导,黃兴遂派出日本留学警务归国的胡瑛(1884-1933)担任此职。父亲应召参加都督公署。由於他能讲几句英语並或因他的资历,遂担任了公署的庶务(今称总务)主任。


孙中山先生

  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先生(1866-1925)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同年四月,中山先生为了全国团结,情愿退位,让予在北京的袁世凯,而他於退位后決定访问全国。中山先生访问了山东省的济南,青岛和煙台。在煙台的数天招待与访问的节目由我父亲负责,包括接送。父亲本不喜官场生活,都督公署的工作可能不足一年即告退出,开始帮助我二叔父扩充花边的生产和输出业务。多年来,家存都督府的全体合照及纪念章一枚。


中山先生(中)访问煙台的数天,招待与访问的节目由曲子元(中山先生左边)负责
〔按图可放大〕

  1915年适我出生,是年二叔因併发症去世,结果父亲不得不独自担起家庭事业来,直到芝加哥的代理Miss Bingnam於1926年亲到煙台来访问,说明花边和山东茧绸在美国渐失时尚,她将改业,放棄代理;而此时北方各地的军阀时有地盘上的爭夺战,乡区正闹土匪,欲在花边生产地的黃县绑架曲家人。风声鹤唳下,父亲遂结束了花边生产,举家迁来煙台。多年以来,由於自身有收入,父亲才可在十几年中从事社会义工。他认为信仰基督教必须兼做社会工作,对於救災,医药,文化,教育等做出成绩来。
  1922年陈炯明(1878-1933)在广州叛变,中山先生逃到上海,著书立说。1925年,父亲自上海取得中山先生的论著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常常在家中阅读。他嘱我切不可告诉任何人,因为在北方军阀时期中山先生的论著全为禁书。他有时唱着那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同时手舞足蹈,似乎在憧憬着那个大同世界,在我这个十岁的小孩子看来,父亲有点神经兮兮。


曲子元和同学同道发起兴建华人自己的教堂(今日煙台胜利路的教堂)

  每年冬天进入贸易出入口业务的淡季,基督教救世军在码头附近搭蓆篷施放免费米粥,父亲时常前往相助;某次黃河決口,他代表煙台教会前去施赈,在武定府地方几乎被暴徒伤害。中国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晏阳初博士(1890-1990)在煙台施行识字运动,父亲身为会长,督导了全市的宣传和推行;他一度担任启瘖(聋哑),护士,益文商专的校董;他和同学同道发起兴建华人自己的教堂(1920完成),曲家首捐二千六百银元,记录见於钟楼间。我问父亲,全部建筑花费多少,他说约为九千银元。此堂自1950年代即已开放,成为“爱国三自”即今日胜利路的基督教堂。昔日,教会楼下兴义学,取名爱光小学,父亲兼任校长。他与文会馆同学三人创立煙台的首间女子中学,取名真光;曲家每年有认捐以示支持。他任第二屆校长,为期六年。只因自1928年起在每星期一晨纪念周上不肯领导学生向中山先生遗像鞠躬,被国民党市主委申斥后乃愤然辞职。他所兼任的职称,全是义务,不取分文。


曲子元(后排中)与文会馆同学三人创立煙台首间女子中学,取名真光;
他任第二屆校长,为期六年。

  1928年元旦,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他拟在“黃河百害河套一利”的绥远河套间开垦,遂派人前去南京洽商申请地照,於1929年获得,租期九十九年。
  煙台组成了两间股份有限公司。共和堂的目标是建设河套中临河县市区,买地,筑房屋,着重帮助移民;人和堂专事开垦,发展农业。他的两位助手,全是广文大学的同学。其一前为中学理化教员,另一位正任青年会干事,且俱出身农村,富有农业知识和经验。
  发源藏青两省高原的黃河,经甘肃和宁夏北流,为阴山前的高原所阻。河水缓流下,淤泥至此而积,形成河套沃土的百里大平原。临河县就在河套中的南部。

  第一年是丈量土地,安置同人,选用本地的专业人员和工人,联络原来在地上以牧放为生的蒙古人和从事耕种的山西人。本地主要的农业出产名叫直子,正写或为“粢”,它如同大黃米,性黏,可做稀饭或米饭煮,也可碾碎做糕饼。开始在界限的东南端掘长沟,候秋天霜降草枯西北风起,从西北面点火,日夜焚烧,直到壕沟为止。此处原为处女地,草长沒顶,若方向不辨,必迷失其中。地上的草灰属肥料,即时耕起,並挖渠道以备引入黃河的水来灌田。地方雨水稀少,农作物单靠灌溉。黃河多鲤,秋末最肥,工人灌田时顺手捕捉,故餐餐可吃鲤鱼,但本地的美味还是羊肉,蒙古人用手撕肉,完后顺手在胸前抹淨,所以汉,蒙民族在衣服的外观上便易於识別。还有另一识別:汉人骑马必有马鞍,蒙古人用不着。


河套平原今貌

   “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个生动的描绘在河套一带並不适合,因为此地草密而高。

  第一年的工作在天寒地冻时便告终止。父亲此时返回煙台过冬,带来甘草和鴙尾毛。说是野鸡在草原上多得很,甘草树长得人胸高,根向四方生,若用力而拔可以连根拔出。
  我问父亲,人和堂所承租的土地倘全部开发能有多大?他说东西约十华里,南北约五华里,其北为双峰的狼山。若依此算来,可有四点五平方英里,以每平方英里640英亩计之,全部可合2,900英亩。今日美国的农场平均为470英亩,那么在五年全部开发之后,依美国的标准看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农场。父亲的计画是五年之內,可以全部开发。
  父亲谈到骑马,打猎,捉鱼,北去狼山的戶外自然生活,我为之神往。素来不喜欢读书的我,打算高中卒业不再读大学,拟前去河套从事农业。他准备在收成有把握的第三年,再兴建住宅办理移民,而曲家也买妥了宅基,等到建筑完成举家前往定居。我听了喜不自胜。

  第二年秋收有成,並续开垦荒地,问题出在第三年。
  满州国成立(1932)后,开始清乡工作,原有的义勇残军和胡匪纷纷自兴安岭进入內蒙的热河。1933年,热河的德王甘作傀儡,日军和满州军进入热河,残军和胡匪们西进察,绥。此时河套区的治安问题严重,父亲和同人必入县城临河过夜,即在日间农场工作的人员的安全也不保了。那时有谣传:先捉那有油水自煙台来此务农的主人。那时,傅作义(1895-1974)的部队屯住宁夏,传说是政令所限不肯前来。警察方面已有说明,警力有限,不能保障煙台来人的安全,同事们苦劝父亲即刻离开,以保性命。於是他连夜东去包头而暂返煙台。1934年长城一带有战事,日军佔领了张家口,切断了平绥铁路。煙台和临河县之间的消息自此中断。不久,传冀东自治政府成立。
  余事不堪回首也不值得细写。
  1937年底,华北各地纷纷沦陷,五十多岁的父亲,碍难再有什么作为。
  1945年底,煙台被解放。父亲深知他在煙台的工作记录显然有被整的理由,於是逃亡青岛和我一家五口人同住。后来母亲也来青岛。我们一家人於1949年前去台北,后来全家一同前去香港。
  父亲於绥远河套的开垦和移民计画失败以后,悲伤的情绪笼罩了他自不待言。后来一度前到泰安马庄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耶稣家庭”去尝试新生活。唯不久即返回煙台,並在本地,青岛,台北和香港四地的基督教圈子內做些义务工作。
  1940年代解放区已实行土改,及至1950年代中共统一了中国后,各省的土改进行得如火如荼,父亲才悟到那古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教训的可贵。
  1955年某日,他和同工陈则信,魏光禧一同到某医院去看望病人,途中忽然罹中风,时我正作东非洲之旅,给港九共六间厂商寻找客戶中。胞兄接他到高雄去养病,不意於次年睡中安息,享年七十三岁。


曲子元中风后返高雄前於香港
(前排正中为曲子元夫妇,其左:陈则信,魏光禧,笔者胞兄)

  不幸,父亲一生经过革命,军阀爭夺战,北伐,日本侵略,二次大战,加上二十年来国共之爭。身置其时,便随着时代的变迁屡遭挫折甚至失败,诚非所可预料与挽救。他虽被誉为先锋,但非斗士,一生不为名利所感,只想到该做的事就当努力去做。他信服基督,但也时常思念孔孟之道,一生重素食,不曾吸煙也不饮酒更不打牌,给子弟们留下良好榜样。我永远受用不尽的话是:人人须手到勤来,今天能做的事不可等到明天,自己能做的事不要留给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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