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走廊 ✐2009-05-01


海角:心灵中最遙远与最柔软的地方

—魏德圣电影“海角七号”

石衡潭

 

  海角七号—一部沒有強大演员阵营,沒有巨大资金投入的电影,卻能夠风靡台湾,感动台湾,创下台湾本土电影票房纪录並且又直驱大陆。为什么?这可以说出许多许多来,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在於它触及了台湾历史与现实的敏感点,也摸着了人心灵中最遙远而又最柔软的那个角落。

  我们先来看现实吧!现实如此令人失望,如此令人不安,在这个时代,谁不郁闷?谁不惆怅?谁不想大叫?谁不想吶喊呢?阿嘉卓越的音乐才华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在台北奋斗多年卻毫无结果,只好回到家乡恆春,屈就一分代理邮差的工作。“我以为我会很成功,十五年过去了,我还是失败了,可是我真的不差”。恆春镇代表会主席洪国荣看到本地经济衰落,年轻人流落他乡,“山啊BOT,土地BOT,现在连海啊也要BOT了。”忧心如焚,甚至忍不住掐住鼓手水蛭的脖子大吼:“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吵架,打架,杀人,放火。把整个恆春放火烧了,再把年轻人叫回来,盖房子,当老板。”客家人马拉桑对每个见到的人都大喊一声:“马拉桑”,可沒有几个人真正想要买他们家乡保力的小米酒。我们以为前来开演唱会的日本人就安舒了,就神气了,其实,他们也是各有烦恼:友子本来想做模特儿,沒有想到最后只当了个翻译。在強悍的外表下也有满腹苦衷,就如她酒后对阿嘉所言:“我孤身一人,远离家乡,为什么要欺负我?”可以说,阿嘉离开台北时那句“我操你妈的台北”的怒骂表达的是这个时代人们压抑在心头无可名状的愤懑,岂只是对台北的失望。

  那么,历史呢?历史的情況又如何呢?历史更加让人压抑与沉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被派往被佔领地的日本教师深深地爱上了自己的一个女中学生,当战爭结束时,他们的结局卻只有分离,“我只是个穷教师,我爱你,卻必须放棄你。”他只有在众人熟睡的甲板上反覆低喃:“我不是拋棄你,我是舍不得你…”那一封封由孤寂海风与海浪所催生的情书也只有久久地压在箱底,直到他撒手人寰之后它们被细心的女儿发现。“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这是一个千古之问。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究竟如何?个人对群体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时代的宿命仅仅就是时代的罪过吗?我们该怎样来认识历史清算历史?我们该如何来对待卷入历史大潮之中的个人以及在这其中所产生的种种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这不仅仅是台湾人应该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个中国人,每个地球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化解历史的纠葛,应对现实的难题?又要什么来化解与应对?解铃还须系铃人。要知道问题的解決还得要知道问题的来由。其实,历史与现实种种问题的来由都在於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以为自我以及构成自我围绕自我的一切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而其他一切都可以不在话下甚至都可以踏在腳下,当每一个自我都这样思维都这样行动时,这个世界就成为了兇狠狠的竞技场,乱糟糟的垃圾堆,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一个不毛的荒岬”,“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而当我们知道他人也是一个自我,我们需要从他人的角度来考虑思考时,问题就容易得多了;这个大地也就仍然是“一座美好的框架”,一个“金黃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
  阿嘉一直活得很自我,他自我的核心是音乐上的成功。长时间困顿让他失去耐心,变得焦躁不安,稍有不如意,就会大发怒火。砸吉他摔吉他是他习惯的发洩方式,电影的现实部分就是以他砸吉他开始的。在恆春镇海滩演唱会选拔赛上,他再次摔吉他,幸好被员警劳马接住了。他做代班邮差也漫不经心,不仅上班迟到,而且还积压邮件;不仅不遵守交通规则,而且还激怒员警劳马並与之当街扭打起来。进入乐队后,他对其他人也沒有好声气,屡屡指责小键盘手忽快忽慢,对提建议的鼓手水蛭甚至大发雷霆。
  友子的自我表现为日本式的职业精神。工作就是一切,老板就是上帝。任何一点影响工作的东西都严格禁止。模特儿工作累了,想到海边去放松放松,她怕她们的皮肤晒黑了,不允许。她一开始就不同意让恆春当地乐队加入演出的方案,后来是迫於压力勉強接受。在选拔演员,确定方案,组织排练的整个过程中,她都长时间扮演一个被动合作者与严苛监工的角色。对参与演员挑三拣四,不屑一顾,甚至对鼓手水蛭大出粗口:“你这昆虫,还不快显原形!”对演出质量一丝不苟,不允许有半点差错,发现阿嘉下水游泳后,她怒不可遏,愤然不干了。要不是茂伯亲戚结婚的请帖留住了她,真不知道她会如何收场。

  其实,自我不一定就是一个坚硬的外壳,工作与成功也並非就是自我的全部。人的內心都有极其柔软的地方,工作与成功之外也存在着更广阔的领域。而且,並非工作与成功決定了我们的生活,而是二者之外的东西決定了它们並引领整个的进程。当我们越拼命地去追求一己之成功时,我们或许会离它越来越远;而当我们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目标去成全別人时,卻常常会发现成功就在眼前。影片中人物所有的改变都是从自我镜像的改变开始的。友子在阿嘉那里看到日本教师给与自己同名者的信之后,她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不再是海滩演唱会,而是帮助找到那位等待了六十多年的收信人。从阿嘉家离开时,她郑重地嘱咐阿嘉要认真寻找;得到地址后,她又催促阿嘉立马去送信,连可能耽误演出的危险都不顾了。自我镜像改变了,他人的形像也就改变了。友子不再逼着乐队按照自己的设定去排练,也不再随意发火;而是用送项链等方式来拉近与他们的关系,这样,他们內在的力量与热情被自然激发出来。阿嘉也同样经历了转变。
  那么,这种改变与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促使这种改变与转变发生的力量是什么呢?不是自我,也不是其他,而是彩虹。彩虹在影片中多次出现。那么,彩虹又意味着什么呢?为何它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呢?其实,彩虹是恩典的证据,是奇跡的象征。圣经中说:神在用洪水灭绝了罪恶的人类之后,与存留下来的挪亚及其儿子立约:不再用洪水灭绝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彩虹就是神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相信奇跡,奇跡就会出现;接受恩典,恩典就会临到。影片中第一次出现彩虹是在日本教师的第六封信中,也就是他在返乡海上航行第六天的时候,他忽然抬头看见了天上的彩虹:“啊,彩虹!但愿这彩虹的两端足以跨过海洋,连结我和你。”这是他发自心底的一种盼望。与之相映的是现实中的友子也在院子里遇见了彩虹,只是此时的她尚未认识到彩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是前来参加演唱会的日本歌手中孝介让她注意到了彩虹。当时,她去机场接中孝介,回来的路上,阴雨绵绵,她为演唱会发愁,也为自己与阿嘉关系的未来担忧。中孝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问她:“你不相信会有彩虹吗?”后来,在演唱会那一天,果然雨过天晴,出现了美丽无比的彩虹。他们的演唱会大获成功,她与阿嘉的爱情也有了明确的答案,那一封封包含思念与痛苦的信也终於在六十年后送到了桑榆晚景的老奶奶手中,她那摘豆荚的手势也如弹钢琴一样的美丽…

  海角,是地理上也是心灵中最遙远的地方,我们惯常的态度是忽略,掩藏或埋藏它,而不相信能夠夠着它,更不用说拥有它了,但其实它並非想像中的那么遙远,尤其是我们借着彩虹,可以将之拉近,连结,可以让它成为你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最溫暖的所在。恆春人一直提防外来人,其实,外来人与他们同样是人,他们也並非那么不能沟通与接近。当年那个台湾少女的孙女一直怨恨那个拋棄了自己祖母的日本男人,以为日本人不懂爱情,卻沒有想到日本男人的思念与爱情也是如此深挚动人。友子与阿嘉好长时间互相以为是仇敌,彼此以怒目相向,其实他们才是一对可以相伴终身的人。自我与他人也沒有一成不变的界限,尤其是在两个相爱的人之间。阿嘉的爱情表白就是:“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这不是对自我的固守,而是对两个人共同新生命,新生活的寻求。六十年前的日本教师盼望彩虹卻並不确信彩虹,他不相信男女的挚爱能夠化解民族的深仇,他与奇跡失之交臂了。六十年后的阿嘉与友子不愿再蹈覆辙,他们坚信彩虹,就不仅传递了爱情,也收获了爱情。当年的日本教师邂逅纯情的台湾少女友子,今天的日本少女友子又遭遇莽撞的台湾青年。历史与现实交织,身分与地位互換。不过,这种交织与互換並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人类在彩虹引领下的相依相存。

  影片对普通人內心世界的关注也令人感动。客家人马拉桑忠於职守,兢兢业业,永远对人笑脸相迎,永远不辞疲倦地推销家乡的马拉桑酒,白天跑饭店,晚上跑店面,终於打开局面。最难得的是他自己会弹贝斯,卻一直认真教茂伯弹,想帮助茂伯实现上舞台的愿望,直到最后茂伯主动让贤。原住民员警劳马的妻子因忍受不了为丈夫提心吊胆的生活而离开了,他卻还一直戴着象征着不舍思念的淚痕之珠,喝醉酒了还给旁人看他钱包中装着的他妻子的照片,並连连讚歎:“这是我的鲁凯公主!”他还在等待奇跡的发生。代表会主席洪国荣尽管脾气火爆,外表吓人,可是他对阿嘉的母亲一往情深,对阿嘉也关爱有加。茂伯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邮差,可他除了勤恳认真地工作之外,还有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他送信时哼歌曲,閒暇时弹月琴,还特別想在海滩演唱会上露一手。排练中,他多次险些出局,可最后还是获得了展现的机会。荒野上的玫瑰是舒伯特(Schubert, 1797-1828)的名曲,它拨动了世界上无数爱美爱生活之人的心弦。在海滩演唱会上,这首歌是由茂伯的月琴首先发起的,接着,其他人相继跟随,最后发展成中日歌手的共同合唱。德国歌曲,中国月琴,口琴,贝斯,中国歌手,日本歌手,原住民,客家人,本地人,老人,年轻人,小姑娘,人们原来认为如此不相干的人与物,卻能夠构成一个溫暖人心的大合唱。这真是“千年传统,全新感受”。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国境之南,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国境之南,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別前用微笑全归还。”整个影片表达的是对沟通,理解,宽容的呼喚,是对天下一家和谐共处的寻求。这是我们这个地球共为一村而文明又互相冲突的时代所特別需要的。当然,这部影片也並沒有提出一个最佳的解決方案。当友子要给茂伯戴上她精心挑选的日光之珠以表示对他的尊重时,茂伯担心它会与自己脖子上原来戴的妈祖像吵架,劳马则说大家是一家人,不会吵架的。其实,茂伯的担心並非多余,不同信仰的人们也许在生活中可以相安无事,但珠玉之后所代表的神祇卻不会那么善罢甘休。劳马看问题多少有些理想化,倒是马拉桑现实冷靜得多,他让大家都穿上“马拉桑”一家人的制服倒是一个可行的方案。这说明:经济一体是人类和谐的第一步,艺术也是很好的助推器,但前面的路依然漫长,我们还需要继续仰望彩虹,相信奇跡。日本歌手中孝介的深情吟唱也传达了这样的资讯:“微风告知春天来访,纷纷绽放的花朵香气里,令人想起远方的你,如春日阳光守护下绽放的花朵。我们各自踏上各自抉择的道路,未来希望之光会照耀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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