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名诗多面看
裴多菲（Sandor Petofi, 1823-1849）
裴多菲（Sandor Petofi, 1823-1849）是著名的匈牙利诗人，他短短的一生，写下了许多为爭取民族解放而战的革命诗歌（其时诗人的祖国正处在奧地利帝国的铁蹄践踏蹂躏下），呼号着：“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我们不再继续做奴隶！”（民族之歌）。二十六岁时，他亲身投入浴血战斗，死在沙俄侵略者的矛尖下，以生命殉自由。他的诗被誉为“匈牙利自由的第一个吼声”；在中国首先大力推介他作品的鲁迅（1881-1936）先生，称讚他为“诗人和英雄”。这位年青的自由战士与诗人，对生命与爱情，也抱着一片真情，充满理想与梦想，纵情放歌，留下不少感人的抒情诗。把这两方面思想內容融为一体的，是那首名诗—自由与爱情。此诗在中国最流行的译文，是同样为自由而洒了热血的青年作家白莽（又名殷夫，1909-1931）所译：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拋！
殷夫 1909-1931
这里沒有华丽的词藻，它用鲜血写成，跨越国界，成为那个民族解放运动时代的共同号角，自由之歌！诗人的人格，情操，与诗的艺术感染力，使它无愧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华章！
此诗又宛如一首箴言诗，把生命—爱情—自由，放诸三个不同的“位阶”，一级比一级更重要，更高贵；为換取那“高”的，宁可拋棄那“低”的。抱此理念，在各国文学史里，留下许多为自由而不惜牺牲生命与爱情的动人故事！
然而，纵观人类历史，尽管殉情，殉义者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人类始终未能获得完全的自由，不能打碎沉重的精神枷锁，更不能战胜罪与死亡的禁锢，威胁。
因此，人们对“生命—爱情—自由”三者，除了从裴多菲这“一面”看外，还作了“多面看”，但借人的智慧，始终得不到完美的答案。因为人们不知道，自由的枷锁不仅是外在的，更根本的是来自生命本身。圣经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4:14）人受“死的毒钩”拘勒（哥林多前书15:56），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我们的智慧有限，只能是隔着一层“雾”看“生命”，“爱”与“自由”。人“忘了神他们的救主”（诗篇106:21），不去靠救主耶稣去根治生命中潛藏的罪这个致死的“痼疾”，结果人即使用自己双手，把某种“捆绑”暂时解除了，旋即又会被另一种更隐蔽，更无奈的东西“捆锁”着；人一方面充当“解放者”，一方面又作“捆锁者”。圣经说：一切受造之物都处於“败坏的辖制”（罗马书8:21），何来“真自由”？财富能使人得“自由”吗？不！贫富造成的鸿沟，使大多数不幸者堕入贫穷，疾病，死亡的深渊！而那富有的“幸运儿”，“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西番雅书1:18），他们即使“赚得全世界”，也不能拿什么“換生命”（马太福音16:26）；眼前的金融“海啸”又一次证明，“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6:10），贪财者的心必被“刺透”。科技能使人从“必然的王国走向自由的王国”吗？也不能。只要看看“溫室效应”，全球暖化带来各种天災人祸，疾病肆虐，人陷入无法解脫的无穷的“隐忧”。还有制造商利令智昏，食物掺假，污染，日用饮食也会隐藏着损害健康，使人有丧命之危，人们为健康，医疗昂贵忐忑不安。把烦恼的世事“忘掉”吧，学古代哲学家庄子那样：“乘天地之正（自然的本性），而御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之辩（变化）”，让精神无所依傍，遊於无穷的宇宙中（逍遙遊）…这切合实际吗？庄子的思想显然是消极，厌世，虛幻的，充其量只给受痛苦捆绑不自由的人一点暂时的麻醉与安慰…
当然，人为爭取自由所流的血，付出的宝贵生命，其历史功绩将留在史冊上。但圣经启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又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8:34）。从这一面看来，人皆为沒有自由的“奴仆”；“罪的奴仆”怎能去彻底释放“罪的奴仆”？人只能按圣经所启示：
“天父的儿子（耶稣）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36）
这是“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加拉太书2:4）！人若不取得这“自由”，人就不能摆脫罪与死亡的“捆绑”，得着永恆的生命。人在地上流血牺牲爭来的“自由”，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只能是相对的，不彻底的；按真自由的标准衡量，是“带着锁链的跳舞”。
可惜，人常常不自觉自己是“圈在罪里”的奴仆（加拉太书3:22）。生命本身的不自由，需要“生命的主”（使徒行传3:15）来释放。好像一个人生了毒瘤，要由医生给他做手术，而不可能靠自己给自己动刀割除。在耶稣降生前约七百多年，圣经里一位神所默示的先知以赛亚，就以第一人称的亲切口吻，预言全人类的“医生”，唯一的“拯救者”耶稣基督降世拯救罪人：
“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以赛亚书61:1）
七百多年后，耶稣降生了，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8），代我们赎了罪，使凡信的人“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马书8:21）。牢狱的铁门已打开，人们凭信便可走出来，呼吸自由的空气。但人呀！为什么不从罪与死的“监牢”中走出来？
明明那位“生命的主”，两千年前降临世间，曾“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马书1:4）。历史的记载铁证如山，当时有“五百多”人看见过复活后的耶稣（哥林多前书15:6）。和耶稣一起传道，一起生活过的使徒，更感极其荣幸地说：“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意即耶稣）”，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约翰壹书1:1）这是“永远的生命”，已向世人“显现”了（约翰壹书1:2）。可是，人们“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以弗所书4:18），否定“生命的主”，而侈谈“生命学”。或说生命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或说是“轮回转生”（佛学）；或说易经里的阴阳八卦，蘊藏着生命的奧秘与密码；或以为生之美存於死之美中，故对死亡应“有大欢喜”（鲁迅野草）…这些理论，沒有一个道出生命的真谛，沒有一个对付罪的“败坏辖制”，沒有一个为生命內在的不自由而呼号！
只有圣经揭示生命的奧秘，要告诉人“永生之道”（约翰福音6:68），它要喚起人们对生命的真自由的“呼求”与“渴望”。圣经里写了一个犯了姦淫罪的以色列君王大卫，他向耶和华认罪悔改时写的一首诗说：“我因唉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淚，把床榻漂起，把褥子湿透。”（诗篇6:6）大卫身为君王，一国之尊，卻认识到自己是“罪的奴仆”。他“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沒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哥林多后书7:10）。这首诗在情调上与裴多菲那首名诗不同，它流露出极度的哀伤。然“哀恸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5:4），耶和华“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诗篇34:18）。可以说，大卫的忏悔诗，是奴仆奔向永远自由的乐歌！
圣经里还有另一首奴隶与其主人同唱的“自由之歌”，一曲响彻云霄，在时空中永远回响，预示着未来的全人类的“自由之歌”！这就是圣经里的腓利门书。
这是发生在两千年前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尚存奴隶制的罗马帝国统治年代，在腓利门的家中，有位名叫阿尼西母的奴仆，偷了主人的东西奔逃（腓利门书:18）。辗转抵达罗马，在监牢中结识了为传福音而坐牢的使徒保罗，从保罗听了真理之道，悔改认罪，归信主耶稣（腓利门书:10）。保罗鼓励他勇敢归回信了主的主人家。临行前，保罗写了一封信函—腓利门书，让他随身带回给主人腓利门。
今天听来，这好像是一个平凡的故事。不！在某种意义上，这比历史上一切为自由而流血的革命更伟大，且富有永恆的意义！当时，奴隶沒有人身自由，逃奴的命运只有处死。然而，这位逃奴对主人来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这“不拘是按肉体说”，他们亲如同胞兄弟，而且“按主说”，在永恆中是弟兄（腓利门书:16）。阿尼西母逃亡，当时的“暂时离开”，而今在主耶稣里，腓利门从此“永远得着他”（腓利门书:15）；他们彼此永远互相“得着”。两个不同阶级的人，之间的对抗隔阂消除了，主的宝血“废掉冤仇”，使敌对的两者借着耶稣“造成一个新人”，“成就了和睦”（以弗所书2:15）。生命起了变化，身分也起了变化，昔日的奴隶自由了，奴隶的主人也自由了，这是超越时代的自由宪章！
至於三个“位阶”说，裴诗以为人靠舍棄生命，便可以換得爱与自由，这把人（实质上是“罪的奴仆”）的生命之作用看得过“重”了。然裴诗用一个“诚”字将生命置於最低“位阶”，又把生命看“轻”了。圣经卻从真理的高度告诉我们，神视人的生命极其宝贵：“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一个人的生命借着耶稣获得重生了，他就永远活在爱里，永远活在“基督的自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