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走廊 ✐2009-02-01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爱情与救赎视野

陈韻琳,苏友瑞

 

  沒有一个艺术家可以伟大到不用经历属於他自己个人的生命历程,也沒有一个艺术家伟大到可以超越他身处的时代。生命历程与时代,並行的塑造一位艺术家的艺术视野,艺术关怀。
  如果要找出托尔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文学作品中一脈相承的关怀视野,那就是“到底什么是社会关怀与社会正义”?

个人堕落与社会正义

  当托尔斯泰开始进行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1877)这部小说时,他关注俄罗斯未来社会的命运的时代视野已经隐隐成形,而他自己,也从一个充满理想抱负的年轻人,经验过身不由己的理想幻灭,经验过爱情与初婚的幸福,与随后的爱情幻灭,並开始对婚姻中无可奈何的羁绊与琐碎事物厌倦了。
  托尔斯泰本人是个热爱自然的地主阶级。他痛恨贵族阶级与军人阶级(军人阶级在俄国也是贵族)的腐败堕落与虛伪,又对“地主阶级是否真的也是造成俄国社会的苦难原因之一”充满疑虑不安。婚姻的繁琐也让他彻底认知爱情与婚姻是两回事。
  於是他決定写一篇小说,要描述出贵族社会的虛伪腐败,要描述上流社会一名女子的堕落与死亡,要描述婚姻生活的不幸。
  因此,他在小说第一段写下:“所有的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每个不幸家庭都有他自己的不幸。”


托尔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

  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他四十五岁,已经有四个孩子,小说写了四年,从四十五岁写到四十九岁(唉,我将安娜.卡列尼娜缩写竟然只用四天…可怜的托尔斯泰…我对不起你…),这四年中间,经历第五,第六个孩子的出生与夭折。
  而这个关注社会正义的人,本来是要控诉上流社会的虛伪腐败堕落,想要表达对婚姻生活的无奈,谁晓得等小说终於写完,主题已经变成“当社会对女性如此不公平时,即或当事人已彻底宽宥饶恕並成全,仍无法免於不幸。因此,这不幸社会必得要承担责任。”安娜.卡列尼娜已经变成一部妇女问题小说,一篇社会正义小说了。显然的,托尔斯泰透过创作这大部头著作,自己也经历了关怀视野的扩大,与心灵的跃升。
  究竟是托尔斯泰故意要把上流社会的爱情弄得很肤浅?还是托尔斯泰不擅长处理深刻爱情?还是托尔斯泰对爱情的理解仅止於此?

  我们拿杜斯托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 1821-1881)后期作品,或斯汤达尔(Stendhal, 1783-1842)的红与黑The Red and the Black, 1830)作比较,会发现这两个作者往往处理爱情时,也让爱情拥有昇华的向度。杜斯托也夫斯基笔下的爱情,成为最深的对软弱与罪的接纳,男女主角借由爱情将不堪的自我昇华,彼此成全更高尚的自我。而红与黑中,爱情成为“单纯灵魂”的象征,男主角历经攀爬上流社会,充满虛假权力慾的过程,卻永远回返最初的爱情找到单纯的灵魂。男女主角的心灵交流重要性绝对是大过外貌吸引力的。
  从这角度来看,深刻的爱情往往蘊含“救赎”的向度。
  但托尔斯泰笔下的爱情卻充满肉慾。在弗隆斯基(Vronsky)眼中的安娜(Anna),永远是美貌在吸引着他。连托尔斯泰最寄托以理想的自我表白的列文(Levin),他爱吉蒂(Kitty),也是除了美貌,沒有更多属於心灵交流的交代。列文与弗隆斯基的差別,是“自然世界大地之子”与“上流社会社交之子”的差別,他们的爱情观,卻沒有本质上的不同,甚至他们都曾经一齐爱上一个女人吉蒂,只是弗隆斯基转而追求安娜,终於几番周折的,让列文与吉蒂有情人终成眷属!
  因此,若分析爱情的深刻,我们得看杜斯托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作品整体而言,就爱情描绘,是属於肤浅型的爱情。(当然,若比之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1857),至少托尔斯泰笔下的爱情,还算质朴形式,不会在肉慾之上还有很多物化的虛荣。)

完人成为软弱者无法负荷的重压

  安娜必须离开她丈夫,其实恰好是因为她丈夫后来变得太好,让她无法承负任何对丈夫的不忠实与欺骗。他丈夫原谅了安娜需要爱情,承认这婚姻其实是上流社会的“政治婚姻”,婚姻本身是一场错误。他为了不让安娜毀灭,甚至建议维持婚姻表面的形式,让安娜拥有得到爱情的自由。
  是安娜自己作不到。因为她丈夫太完美了。
  在堕落中自觉羞惭的人,无法从完美的人身上找到拯救,因为深觉不配,甚至,这种不配感,会让她恨上那个完美的人。
  软弱的人只能从另一个软弱的人身上找到接纳与安慰。
  在这一点上,几乎基督教文学作品中一直不停的強调着,基督形象的寄托,也往往因此是溫柔的女性,而非阳刚的英雄。

  而不管是托尔斯泰或杜斯托也夫斯基,他们不仅也強调“经验过软弱的人,才能真正安慰软弱”,甚至会把“软弱的人会因受不了完美形象的重压,而恨上那个完美的人”的人性部分刻意強调。其实这部分的人性刻画是非常写实的。
  关於软弱者接纳软弱者,我们将会在杜斯托也夫斯基的作品中,看到最完整的,淋漓尽致的描绘。至於托尔斯泰,因为他的艺术作品的基调,是“社会正义如何实现”的问题,所以不管是这部安娜.卡列尼娜,或之前之后的战爭与和平War and Peace, 1869)和复活Resurrection, 1899),针对“软弱者接纳软弱”的主题,都轻描淡写得多。

  我之前有提到,托尔斯泰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原本是打算批判上流社会的,因此,弗隆斯基不可能是他自我影射的人物,顶多他透过弗隆斯基与安娜,表白了他所理解的婚姻与爱情。
  若追溯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之前的战爭与和平与之后的复活,那连贯性的思考中一脈相承的人物,则我们必须要提一下列文。

  列文,我为了避免缩写过程中很忌讳的冗长繁琐,決定不处理。但是,列文才真正是托尔斯泰自我影射的人物,他在列文身上,放了很多他个人生命经历中的严肃思考。
  列文是个地主。他面对俄罗斯的贫困,有很多的不安,面对当时徘徊十字路口的众多观念的实验,有很多的惶惑。到底农奴制度需不需要被推翻?地主是不是贫穷之恶的渊薮?若要改变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是要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斯主义的雏形在托尔斯泰时代已经出现了),还是资本主义?俄国的未来,到底需依赖欧化,还是要找到俄国自己本土的路?改革志士能否代表老百姓的声音?老百姓的声音,是不是正确能夠依赖的呢?还有,面对爆发中的战爭,谁有资格決定俄国该参战与否?谁有这个资格命令一下,便有人死亡呢?
  这十字路的徘徊,多像中国的五四时期啊!
  这是托尔斯泰面对自己的时代,所出现的矛盾,因此他透过列文,把他摸索思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面向呈现出来。列文与各类代表人物对话,对话中处处反映着矛盾,托尔斯泰沒有透过列文清楚把答案说出来,正可以看出托尔斯泰自己也沒有办法超越时代看见时代性问题的答案。

  此外,托尔斯泰因着哥哥的死,一直思考着生死大谜。面对死亡,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是紧抓住手边的幸福,拥抱腳踏的土地?还是不为自己活的,把最精华的自己贡献给社会?
  会出现这个矛盾,是因为托尔斯泰自己真的曾经以地主之身投注农业改革,卻因农奴不信任而彻底失败。托尔斯泰在改革失败后,竟因过度幻灭而耽溺於吃喝嫖赌,后来被大哥带往高加索(Caucasus),面对当地大自然之美与朴实的生活,终於找回心灵的宁靜。他也曾以理想的心,参与克里米亚战爭(Crimean War, 1853-1856),卻差点死掉。
  所以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就在大自然之美,生活的朴实与彻底入世进入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群中徘徊,也在死亡之谜与生命意义中徘徊。

  尽管面对时代议题,托尔斯泰是矛盾的,但托尔斯泰还透过列文处理远超越时代,进入永恆向度的信仰议题。
  列文是个无神论者,因为当时代,无神论科学主义把知识分子阶层的信仰冲击得体无完肤。
  但是当列文置身大地,面对土地上的百姓与自己的人生,又很疑惑,人怎么可以沒有信仰的生活?
  当列文娶妻生子以后,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更让他急於追寻到永恆的心灵皈依。
  他曾经透过哲学寻找答案,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黑格尔(G.W.F. Hegel, 1770-1831),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都曾短暂的安慰过他,但是,当他一面对现实生活,哲学就变成一件不溫暖的棉布衣服似的,让他瓦解了。他又从神学中探讨,卻因为各神学家互相抨击而困惑了,又从教会史中,看见正教历史和天主教历史各自认为自己本质无误而互相否定,更加觉得厌恶。

  这种寻找答案的強烈渴望,让列文越来越痛苦。他无法控制的经常在生活中,工作中出现这些思想:
  “不知道我是什么,並且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呢?”
  “在无限的时间里,无限的物质里,无限的空间里,形成了一个泡沫有机体,这个泡沫经过一段时间就破裂了,这个泡沫便是我。”

  有时候,列文望着跟他一齐工作的农人,就陷入沈思:
  “现在她在打穀场上用劲的踏着晒黑的光腳,但是今天或明天或十年以后,她会死,家人埋葬她,她什么都不会留下来。另外那个费道尔也是,现在大声吆喝吩咐,不知什么时候就被埋了。最重要的是,我也会被埋,什么也不会留下来。那我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生活呢?”
  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列文,几乎让他想自杀。

  直到有一天,还是一个质朴沒知识的农人点醒他。他正在跟列文谈天:“米丘黑搾取別人,为自己赚钱,他不可怜人…佛卡內其伯伯,人欠了债,他卻放人走,他不逼人。”
  列文问:“为什么他们这么不一样?”
  农人回答的天经地义:“这就是人人不同了。米丘黑只想填饱自己的肚子,但是佛卡內其为他的灵魂活着,他心中有上帝。”
  列文着急的问:“你怎么知道他心中有上帝?”
  农人还是回答的天经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他依从真理,顺着上帝的意思。”

  用脑袋的人找不到上帝,大自然之子,卻会分辨,从善良中找到上帝信仰。这么简单的让善良走入生活,用善良认识心中的上帝。这让列文彻底醒悟:
  “我心中根本就有上帝,因为我一直努力活得善良。为何我还那么努力的去寻找呢?祂早给了我生命的意义,只是我从来不相信祂在我生命里。”

  当列文用力思想,真理离祂很远,当列文按善良生活,他在生活中看见真理。现在他的生活,充满了善的意义。

  从这段对列文的描述,我们看见托尔斯泰是如何的透过列文想要帮自己找到答案。
  托尔斯泰的小说,都是“文以寻道”的过程。也正好是急切於寻道,托尔斯泰太过於強烈的整理列文的思想,导致只要是列文出现的地方,情节与小说人物刻划,就都“停摆”,当托尔斯泰越是用力的想把列文的思想攤在读者前面,越是牺牲掉文学中应有的艺术性,成为思想性的论述文作品了。
  列文这个人物,因此若纯就艺术角度来审视,是拙劣之笔。但我们卻可以看见托尔斯泰这个文学泰斗的心灵与思想。看见他是如何愿意相信大自然质朴百姓身上的深刻,相信这些深刻是“活出来”而不是“说出来”或“想出来”的,相信质朴百姓身上源源不觉涌出的善良,道德力量,相信是他们把人性中最好的那一面,与价值信念,以最质朴的方式保存下来。
  所以托尔斯泰是个民粹主义者。这最终导致他成为所谓的“无政府主义”,並不停的批判教会体系。

  而托尔斯泰这种对於“从善良道德中看到上帝”的信仰观点,也将铺陈复活这部小说的情节主轴。当然,这更是关注社会正义的托尔斯泰,为何不像同样是关注社会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般在最晚期写出浮士德Faust),卻写出最晚期的作品复活的重要原因。

  这个列文,在战爭与和平中的德烈与毕瑞中,可以看到其前身;而在复活中,也看到列文,毕瑞,德烈的延续与夸张化。最后看到托尔斯泰为自己透过创作找到的信念,做出对自己这一生最大的背叛行为—放棄自己的阶级,彻底与基层老百姓认同,以其八十多岁高龄,彻底走出贵族身分的负咎感—这是面对穷困的质朴百姓,他一直无法挥去的罪恶感。

(作者陈韻琳和苏友瑞为心灵小憩负责人。本文原载於心灵小憩,蒙作者允许同载於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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