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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选读

夏丏尊谈思想与创作

 

  整个的人类生活都是文学的材料,也就是说,文学的世界与人类生活同其广大而丰富。文学作品中当然要以人为本位,然而人也不能单独存在,所以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一切事物的存在关系,都可以作为写作的对象。以时间而论,一个作者应该把握住现在,但也不妨回顾过去,或在过去事物中吹入一种新的生命,而最要紧的还是要把现在推向将来,那最好的作品是要叫人向往着最好的将来的。总之,世界是广大的,现象是复杂的,在这广大而复杂的世界中,作者将如何摄取材料,摄取了材料将如何表现,这是我们所要解答的问题。
  当然的,每一个作家都应当使自己觉识一个广大的世界,然后才能写出最宽阔,最深刻,最富有生活意义的作品。然而各人有各人的限制:知识与经验的限制是其一,能力的限制又是其一,而二者也许是互为影响的。譬如有人能让自己生活在一个极其狭小的世界里,於是他的写作范围就是一草一木,一虫一鱼,自己在剎那间的一点感觉,一点模糊的幻想,或自己小小的哀愁喜乐,与身边的琐琐私事。所以,作家的取材,首先是为他的生活所決定的。但是在同样的情形之下,不同的作家虽然取了相同的材料,等作家把材料制成作品的时候,那作品卻依然是以不同的面目而出现的。因为作者的人格不同,因为一切材料既由作者的实际生活来決定其选择去取,又由於在作者的特殊人格中染上了不同的调子的缘故。所以有人说文学创作正如蜜蜂酿蜜,蜜蜂所採的是花的甜汁,但当牠造蜜的时候卻必须注入自己的一种分泌物,这种分泌物就是所谓蚁酸。创作者个人的人格或情调,也就是一种蚁酸之类的东西。
  然而这种所谓人格或情调,卻是一种颇为含糊,颇为不易说明的东西,而且在这些之上,还有那作为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作者的思想,也就是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不同的作家对於同一事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於是也就有不同的写法。譬如同样是一个民主运动,有人会为了这运动而献身,而牺牲一切,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同时也就有人认为这是叛逆,这是作乱,应当剿平而诛灭之。这表现在作品中当然也就成为两种绝不相同的作品。不但对於人事,对於社会现象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即对於自然现象亦然。譬如“落花”一个自然现象,就可以举出以下种种不同的表现:

一片花飞減卻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杜甫)
淚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
花落春仍在。(俞樾)
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史邦卿)


纪德 Andre P. G. Gide

而纪德(Andre Paul Guillaume Gide, 1869-1951)在新的粮食中卻又说:

明日的喜悅惟有待今日的喜悅让位了才可以获得,每一个波浪的曲线美全系於前一个波浪的引退,每一朵花该为果子而凋谢,果子若不落地,不死,就不能准备新花,是以春天也依仗冬天的丧忌。

同样是自然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呢?因为思想不同,认识互異的缘故。
  作者既是一个在连续的历史上,在相关的人群中生存着的人,他对於人生世事就不能不有一种看法,不能不有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是贯串着他的全作品,主宰着他的作品,就连那取材的角度也是由作者的认识所決定,虽然作者自己有时也是並不意识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作品都是以作者的思想为基础的,於是在任何作品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那作者的思想。


罗斯金 John Ruskin

  作品中之所以有思想內容,是因为作者自己有思想。思想有好有坏,所以作品也有优有劣,作者要作出好的作品,当然非有好的思想不可。这就正如罗斯金 (John Ruskin, 1819-1900)所说的:“少女能夠就她所失去了的爱情而歌唱,而守财奴卻不能就他失去了的金钱而歌唱。”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比较起来,前者的思想是好的,后者的思想是坏的。若是就作者时代的需要来说,一个作者的思想之或好或坏,尤其容易指明。所以蒲列哈诺夫在他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说:

沒有思想的內容,艺术是不能存在的。但倘若艺术家看不见那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潮流,那么,由他在那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性质,在那內容价值上,就显著的低下了。而且因此,那作品也必定蒙害了。

一般的作品且不必论,就以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1828-1910)的复活为例,这自然算是伟大的作品了,然而卢那卡尔斯基 (Anatoliy Vasilievich Lunacharsky, 1875-1933)在他的文学与批评中卻说:

对於丝毫也沒有改良人类的基督和福音书,以及最初的使徒们,托尔斯泰为什么崇奉到这样的地步呢?这只好说是古怪。到现在为止,大约已经过了两千年的岁月,然而人类到底怎样呢?借了托尔斯泰自己的话说起来,则依然犯罪,不逊,沈缅於一切罪恶之中。所以纵然托尔斯泰再来宣说他的教义两千年,我们还能期待什么大事件?比托尔斯泰相信基督的那种力量还要更強的东西尚且不可能的事,怎么能用別的力量做到地上的改造呢?

这就是说,以艺术家的思想而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那不合时宜的,空虛的思想。因此,作为世界傑作的小说复活,也就难免受到进步的批评家的责备。


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

  作者要有好思想,然后才可以产生好作品。当这种思想被读者接受的时候,这作品就发生了宣传思想的效果。然而文学终是文学,诗终是诗,而不是宣传。那么区別在什么地方呢?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在“给哈克纳斯女士的信”里曾说:

我绝不责备你,怪你沒有写一部纯粹社会主义的小说,像我们德国人所谓“倾向小说”那样作者歌颂自己社会的及政治的思想。我完全不这么想。在艺术作品中,作者的思想,愈是不露锋就愈好。我所认为的现实主义,是不管作者的观点怎样,而始终是要表现出来的。

而他在“给敏纳.考茨基的信”里说得更具体,他说:

我以为倾向不可明指,而必须从状态与行动中流露出来。

这就是说,思想要在具体表现中见出,而不应当明说,或用以教训。作者诚然应当把握那最好的思想,他不应当不意识,而是应当清楚地意识他的思想,但他的创作卻是由生活出发,他在实际生活中,在种种经验中,他接触了千千万万的形像,这些形像譬如一些种子,这些种子在作者的生命中结合,融化,终至於萌芽,生长,而又形成一个新的,完整的艺术形像,到了他不得不表现的时候就表现了出来,这就是艺术作品的产生,而不是宣传或说教的开始。当然,这艺术作品也还是以那作者的思想为血脈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不管作者的观点如何,而始终是要表现出来的。”

  茅盾(1896-1981)先生在一篇题作“公式化的克服”的小文中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

有一个老笑话,秀才作文,苦思不能落笔,秀才太太在旁歎曰:“你做文章和我们女人生孩子一样的难!”秀才苦着脸回答道:“哪里的话,比你们生孩子要难得多呢!你们是肚子里已经有了的,我们是肚子里沒有的!”
这笑话是挖苦“肚子里沒有”的秀才,我们卻要纠正它:单是肚子里有了还不成,须待十月满足,即“成熟”了,方不难产,而且产下来的,才是健全白胖的婴孩。


茅盾

这所谓“肚子里沒有”,是说作者沒有思想,或沒有可以表现思想的形像,自然是不能产生的,有了而尚未成熟也还是难产,产出来也不健康。至於抱了人家的孩子来当作自己的,以人家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或为了宣传思想而去硬找形像,去強治半死不活的形像,也同样不中用。一个作者,他应当在实际行动中收获,在自己生命的土壤中培养,不要“揠苗助长”,直到成熟了,不但瓜熟自落,而且落下来还是甜的。在这里,文学之於道德,之於政治等问题,也就同样得到了解決,因为,道德或政治都是思想问题。文学与道德,政治当然有关系,问题也只在於:要区別好的道德思想与坏的道德思想,要区別好的政治思想与坏的政治思想;而且要看,作者在其创作的过程中,是在宣传说教呢,还是作有生命的形像表现?

(本文选自—夏丏尊:作品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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