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的“上下求索”

谢锡命

 

　　战国时代伟大的诗人屈原（约前340－278）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这句话，道出屈原毕生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他不仅关怀他的国家－楚国的命运，而且上至古史政跡，天文星宿，自然现象，宗教信仰，都以其“博闻強记”的个人“智慧”，孜孜不倦地探索之。唐诗人杜甫，以“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自许；几千年来，无论在屈原之前或之后，凡寻求真理的中国“文士”，也都不同程度，或暗合，或自觉地攀仰屈子精神，与之齐驱，即不但关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实”大事，而且，探索着“形而上”的，属於精神的永恆的东西。
　　有一段时间，人们怀疑中国有沒有西方定义上的“哲学”。这不免存有偏见，甚至近乎虛无主义。其实，中国文士，常常是“文史哲”相通。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善观天文地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又是傑出的文学家；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和庄子里的三十三篇，更是天马行空式的发挥人头脑的“奇幻”想像力，去“追本索原”；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宋张载的“天人合一”，以及程朱理学，在这方面的探索，进一步走向系统化，哲学化。他们上追的“高度”，下穷的“深度”，较之希腊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西方现代哲学，在对何谓“存在”，“本体”，“本原”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的回答，並无逊色。因为他们的认识，都只去到一个“极限”－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极限”，无法登上真理的高峰。所以，按实质说两者沒有差別。纵观古今中外人类思想史，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本体”论，宛如一座座人造的“智慧之峰”。若这“峰”笑那“峰”，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现在，随着经济实力增強，人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复兴以重视“修心养性”，和“天人合一”的儒学为中心的“国学”，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中西合璧，必打造出影响普世的精神“轴心”，建设心灵的“乐园”。这又未免太骄傲，太天真了！
　　人们说，哲学是“报晓的雄鸡”，使人明理有智慧，故古希腊哲学家又称为“智者”。然而，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圣经说：“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哥林多前书2:6）。人的智慧均属“世上的智慧”。圣经有一本“智慧书”－传道书，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说：“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传道书8:17）哲学上的“本体论”，就是属於这个范畴的问题。这不是说，我们是“不可知论”者，乃是要作一个“按着真知识”（罗马书10:2）去寻求真理的“完全的人”。这种“真知识”，能纠正哲学之“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偏见和缺陷，承认人不是“全智全能”，乃是“有所不知”，必须接受圣经里那位造物主的“默示”而“被告知”。祂执问世人和一切世上的“智者”说：“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以赛亚书44:24）既然沒有一个从娘肚子里出来的人，曾看过，见证过万物的起源，人怎么骄傲的头脑发胀，失去起码的自知之明呢？

　　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曾说：“我已攀登那成名的峰巅，发现那里是一无遮蔽的凜冽而不毛的绝顶。导师啊！请在光线消失以前，领我走进靜寂的山谷，那里，生命的收获正成熟为黃金的智慧。”（漂鸟集）诗人富於哲理的话，显然是对“名利”的批判，然对“峰巅”景象的描绘，与哲学家心造的本体论“峰巅”，又何其相似！
　　所以这样说，不是对过去人们在本体论研究上的努力，轻率地加以否定，乃是抱着诗人同样的心愿，为了走出“不毛的绝顶”，得着“黃金的智慧”和“生命的收获”。
　　我们应大胆地承认，人们靠自己的智慧攀登上的“本体论峰巅”，是“不毛的绝顶”。因为：
那是人用玄言玄语包裹的，虛构的，模糊不清，不确切，不真实的“本体”。
　　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这话，道出了一切“本体论”的特证：即越玄越妙，越妙越玄。他们自己进入“卓尔独化至玄冥之境”（西晉玄学家郭象语），用玄语，暗示，比喻的话语来论说描述：或说天地万物的根源是“道”（老子）；或说“气聚则成万物，气散回归太虛”（宋张载）；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宋陆象山）；或说“无极”乃终极之本源（宋周敦颐）；或说“气”也好，“太极”也好，总要“先有是理”，“理”才是万物之始（宋朱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像瞎子摸象，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甚至用吊诡的话语：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非本非末。读者读之，则恍兮惚兮，如堕煙海，不可捉摸。

　　说到“道”，现代哲学家金岳霖（1895-1984）说：“这一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用我多年所用的方法去究研它，我不见得能懂，也不见得能说清楚”（论道）。这些经书，在每个时代都有学者根据现实的需要，各自进行不同的诠释。元代，对道德经深有研究的道教学者－杜道坚（公元1237-1318）指出，不同时代人们对道德经持不同看法，沒有一个公认的统一见解，以至每个时代的老子面目殊異：“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晉人注者为‘晉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玄经原学发挥）。

　　更不可捉摸的是，哲学家说“本体”不会言语，人只能用“无言”来表达它。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德经）“本体”自己不言语，人也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它：“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人一张开嘴说它，就已经不是它了。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说：“人必须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靜默。”（中国哲学简史）这句话用现代语言，解释了这个“玄之又玄”的逻辑遊戏：对哲学家想出来的“本体”，若说了很多话你仍不明白，他只能用“无言之言”来开你的悟性；对哲学家自己来说亦然，他说了许多话仍意有未尽，所以最后用“无言”来自悟，自足了。这也就是说，“无言之言”，可以遮掩哲学家智慧的“有限”，以便在“靜默”中，显出自己智慧的“无限”。哲学家这样想像出来的“本体”，怎可能是万物之本，生命之源？人怎能凭此安身立命？
　　哲学的“本体”论，又把除罪的责任推给人，叫人自己救自己，它不能拯救人。
　　新儒学主张者认为，我们古典经籍里，蘊含最丰富，最宝贵的道德教导，是古代文明中永不灭息，永不断绝的思想光芒。这些道德，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上，有普遍的永恆意义。人通过“修心养性”，人的生命可“与天地参”，和天地万物的“本体”相连结，与宇宙合一，有限就变为无限。这种德性从何而来？我们发现，原来全来自人自己。虽然他们说，“人德”是效法“天德”而来，然“天德”是怎样知道的呢？是圣人观天，“格物致知”想出来的。反过来也一样，圣哲们又主张“以德配天”，即圣人们为了政治和社会需要，要建立一种伦理德行准则去教化百姓，就把这些道德规范昇华为“天德”，说它是“天德”的体现。所以“天德”，“人德”，全是人的“德”。这样修炼出来的“人德”，虽有一定的感化作用，但不能使人离棄罪；若夸大其作用，就变为：经典的遗产有多厚，骄傲就有多高，罪性就有多重。虽然亚圣孟子说：“人人皆有圣性”，“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然历史上从未出现这样的奇跡。
　　中外古今的智者，哲学家，都想靠人的智慧“上下求索”，去回答什么是万物所本，所属和所归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当今所谓后现代时期，重视科教人文，主张多元化。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打上时代的烙印，既追求满足作为“人”，一个大写的“我”，“肉体”的，“感觉”的“我”在今生的物欲，又想通过对典籍作新的诠释，寻找精神的安慰与归宿。这种努力，也只能像过去的思想家，道德家一样归於虛妄。
　　那末，万物所本，万物所属，万物所归的是谁？
　　圣经里那位独一的神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记3:14），“我是初，我是终”（启示录21:6），世人“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所看见的，並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11:3）。当然，也不是人脑臆想出来的“道”，“气”，“太极”，“理念”；
　　祂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以赛亚记9:6），祂掌管宇宙万物，行事作为“奇妙”（诗篇9:1），但绝非玄妙；
　　祂爱世人，绝不容忍罪，但不将除罪的责任推给人，相反，“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以赛亚书53:4），担当世人的“罪孽”（以赛亚书53:11）；
　　祂是可以认识的。我们沒有见过神，但祂的儿子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间（约翰福音1:14）。祂“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希伯来书1:3）。祂就是“太初”的“道”，“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祂造的”，“生命在祂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1:1-4）。
　　祂赐给世人“福音”，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奧秘”（罗马书16:25）。祂愿意用诸般的智慧，使“这奧秘如今显明出来”，借圣经“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罗马书16:26）。祂用我们能明白的语言启示自己，我们也可用各族的语言来讚美祂…
　　在古代的智者和今日哲学家的“本体”论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不毛的绝顶”；在圣经里，我们卻看到了盼望，看到了主的拯救，看到了永远的福气！体恤人的神，彷佛知道我们“上下求索”的甘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位从天上“降在地下”，为洗淨世人的罪而被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救主（以弗所书4:9）。耶稣主动的由上而下，又由下而上，完成了救恩大功。人类还要上下求索吗？不要了，圣经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10:8,9）。
　　是的，我们再不要佇立在哲学本体论那“不毛的绝顶”。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导师耶稣，祂带领我们走向－“生命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