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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立传有欠平允

天涯过客

 

  宋史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浩繁,但评价不高。自清朝至民国诸学者都认为宋史在诸史中,最称芜秽。四库全书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不错,宋朝理学(又称道学)是中国思想史中的奇峰,足以为中国文化发一異彩,所以宋史将各理学家从儒林传中拆出,另成一卷道学传,这未可厚非。但因提倡道学而忽视其他,构成一大通病。
  清初大儒颜元以南宋宁宗开禧(1205年)时韩侘冑执政,能仗义复仇,慷慨北伐。韩本北宋名相韩琦之五世孙,誓师讨金欲报岳飞之仇,是南渡以来第一位有生人之气者;宋人竟无罪杀之,且送其首级於敌廷。颜元说宋人诛韩侘冑取媚金朝,实狗彘不如。而宋史以他入奸臣传,徒以其得罪於讲学诸君子如朱熹等之故耳云云。
  清代学者朱垞,王渔洋皆论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张浚经略关陕,以私怨杀名将曲端,误国之罪无異於秦桧杀岳飞。宋史因张浚子张栻是理学家,且为朱熹师事,遂崇张浚为名臣,而深文周內,罗织曲端有可杀之罪。这样曲笔蒙真,怎能成为取信后代的良史。从此二条观之,宋史颠倒黑白,不分是非处,彼彼皆是。以王安石传尤甚。
  企图在简短的篇幅內,一鳞半爪地阐述王安石的时代,是不可能的。我希望能洗涤宋史的尘埃,把王安石的轮廓描画出来,点出他在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地位,只好以螳臂挡车的勇气,知其不可为而为。失败之处要预请读者多多包涵。
  在中国统一王朝中,宋代是最弱的。自立国以来,饱受外族的欺凌;最后亡於外族。宋自开国时,东北的辽和西北的夏已是颇具规模的強国。五代后晉石敬塘将燕云十六州(现河北省和山西北部)割让给契丹族的辽国,燕山,太行山,长城的险要尽失。敌兵渡黃河,便可长驱直入首都开封。在无险可守的情況立国,宋朝始终沒法摆脫这沉重的历史担子,所以外族予宋的逼害屈辱,只好默默承受,且年输货币给辽夏买取和平作苟安一时之计。宋沒有长远国策拱卫边防,一向处在捱打的地位。
  这积弱不振的原因是和宋的国策息息相关。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黃袍加身,登上皇帝宝座。为了消除自中唐以来,藩镇跋扈割据之局,杯酒释兵权,解除诸镇节度使责任,皇室直揽军,政,财,法等权。在这“強干弱枝”的政策下,各地节度使形存实亡,事事稟命中央。一旦边防有警,藩镇无力自御,因为兵权操在首都禁军手上。宋太祖消弭五代时军人乱政的弊病,提倡文人政治;严禁武将干政。每一节度使上京朝见,必被调迁他处,弄成群龙无首,将不知兵。主帅脫离原有的地盘凭借,中唐以后的藩镇之祸无从产生了。这样矫枉过正,节度使情同虛设,怎能有力抵抗胡人的侵犯呢?后来宋太宗赵匡义亲统京城禁军伐辽,两次全军尽墨。全国遂无可用之兵,顿成虛脫状态,外患更深。太宗以后的真宗,仁宗,英宗仍坚守“強干弱枝”的国策,不断扩充禁军,满以为数目可以代表強盛,而不注重改良军队的质素,渐至中央与边防俱弱。王安石执政前,宋朝的军事已奄奄待毙了。
  宋代无对外之策,只知纳币饵敌。內部的经济危机,随时日加重,渐至无法支持,並非是皇室奢华,而是入不敷出。最大原因除输钱外国买和外,军费和官俸浪费鉅大。从太祖到仁,英时代百年间,兵额增加三倍以上。宋朝採取募兵制,兵源来自无业游民和亡命之徒,並未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素质低劣自不待言。王安石执政前的军费约佔中央政府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五,但这些冗兵给国家的用处不大。
  财政隐忧的另一环便是冗官了。因为宋朝重文轻武,科举录士名额远较唐为多。宋给入第者待遇也较唐为优,宋破格待士人还有恩荫一项。即一人任大官,其子孙,亲属,门客均可获得官祿。宋礼遇读书人,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宋代的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異常发达。因此官吏多,俸祿厚,财政负荷更重。宋外受制於敌,內被困於财,一定要找寻杀出此危局的途经,所以有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也。
  宋神宗赵顼登位於熙宁元年(1068)。他当太子时已感应到政治积弊的危机,留意王安石的言论,深入他的肺腑。因此即位后重用安石,商讨变法。安石(1021-1086)江西临川人,文章学问,思想德行,誉动当时。宋神宗和他,君臣契合,极尽鱼水之欢。他相神宗前五年间推行的新法,要点大致可分为三项:(一)开辟财源,(二)实行国民军事训练,(三)推广教育。希望借此纾解宋朝痼疾,达成兵农合一,公私兼顾,民生改善的理想。


王安石

  我沒有能力在此小文內对新法作深入研究和详细分析,只略略介绍青苗法的措施。此法是将各地仓库贮存穀米,变钱借给贫困的农民,秋收时加息二分收回。这样他们便可避免受富豪的高利盘剝。因为这钱是每年禾苗方青时发出,故号“青苗钱”。我们不妨掩卷闭目沉思,这青苗法不就是现在银行储蓄贷款会施行的。而十一世纪的中国就有此惊人经济学发现,我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目光远大。
  安石的新法的确是对症良药,但执行时未臻妥善,主要是他以法家面孔行事,和当时属儒家的元老格格不入。王安石本人又是自视甚高,极端固执,不能虛怀若谷地听取別人意见。反对派如司马光,韩琦,富弼等都是他的好友,思想比较保守,操行为时人推重的君子。有些人本来也赞同变法,因为安石狷介性急,都不愿和他合作。加上文人互攻,是宋立国来的陋习,抨击新法成了对人不对事的意气之爭。他们持论是新法扰民,祖法不可废,但沒有其他改革政治的办法。安石既不能得到旧臣的首肯,只好提拔新进。这批新进良莠不齐,有些品格本有问题,借此进身,更将新法弄得声名狼借。加上天时大旱,不利耕种,农田频频失收,贫民本钱尽倾,又怎能有二分青苗利钱还给政府。而催债恶吏,如狼似虎。难免飢民载道,流离失所了。这使安石信誉大受影响,在四面楚歌下,他不能不引退。
  王安石执政开始於熙宁二年(1069),至七年(1074)四月罢政,次年复出为相,与助手呂惠卿发生意见,九年辞官隐居江宁(即现在南京),从此淡泊渡过余生。他前后为相将近七年。他崇高的政治理想若按部就班,小心翼翼地执行的确可以导致国富民強。例如青苗法在南宋时被朱熹局部引用(号为社仓),收到莫大的功效。安石本人学识渊博和操守廉洁是不容置疑的。宋神宗对他推心置腹,始终无懈,並不是宋史本传內的诬词“上亦厌之”。宋神宗亦是一很了不起的人物;是中国历史上稀有的开明君主。他的时代客观条件太恶劣,不容许新法顺利通行。所以除了中央政府入息较前丰裕外,收不到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是元老重臣袖手旁观,新进分子拥权怀私。最不幸的因新法掀起比以前更剧烈的党爭。反对新法的士人,联合一致组成“旧党”,和以安石为首的“新党”对垒。这党爭把宋朝政局陷入不能自拔的旋涡,逐渐走向亡国的道路。宋史将后来靖康之祸,金亡北宋追本穷源,以王安石变法为祸首,是很不公平的。
  宋史王安石传內说宣仁太后(神宗母)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这又是无稽之谈。宣仁高太后是历史上寥寥可数的贤太后,她辅助宋哲宗执权八年。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在江宁病逝,宣仁高太后敕赠太傅,並请苏轼行文輓弔他:

…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璋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於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进退之际,雍容可观…究观规模,想见风采…

仰慕之情,悼念之意,溢於言表。按苏轼是王安石生前政敌之一,能排除政见之歧異,写下这由衷珠玑之文,给王安石作一盖棺论定,确是难得。
  王安石政治生涯中第一对手司马光在他死后写了一信给同僚呂公著:

介甫(安石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毀百端,光意以为朝廷宜特加优礼,以振起浮薄之风…

读此文,司马光比宋史王安石传原作者苏,程门人和编者元朝的托克托厚道得多。而王安石高风亮节的伟大人格,不但可见於友,且可见於敌也。
  王安石文学的成就,可以上追唐朝的李白,杜甫,韩愈,下凌宋代的苏轼,黃庭坚。现我抄下他辞政归隐时写的两首诗以见一斑:

落日平林一水边,芜城掩映祇苍然。
白头追想当时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天雨萧萧滞茅屋,冷猿秋雁不胜悲。
床床屋漏无干处,独立苍茫自詠诗。

  惊人事业,已随流水。垂老归里,感世道多艰,大志未遂,即“床床屋漏无干处”,苍茫独立,回首前尘,不胜噓唏。这不仅是王安石个人悲剧,亦是宋朝悲剧,最后是中国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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