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
简体


世纪交替思想范型与革命

史述

 

  十九世纪中期,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老大的帝国,觉悟到在王土之外的蛮夷外国,不仅有相当的文明,而且船坚炮利,足以威胁到自己的生存;不论怎样不甘愿,也不得不向他们学习。
  经过观察思考,不需圣哲的才智,就可以发现,在器用的后面,是有效使用的人,而在人的后面,是有效运作的政治体制。於是有政治革命的设想,认为是救亡图存所必需。只是这些“有心人”的着眼点,特別是知识分子,都重於实用,沒有更深或向上看,忽略了信仰和道德的力量。
  中国的社会转型期,不例外的,有“生产之痛”;所有的人民,沒有谁能夠免除;但这痛苦最敏感的,是作为改革先锋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作为改革的领导者,一方面自己也在迷茫之中。这对於所要拯救的国家和人民,往往会带到危险的边缘。

  其实,起初的革命,叫作“起义”,“造反”,以至“除妖”,並沒有什么“革命”的名词。太平天国起事的时候,是以“拜上帝会”开始。及至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后,受到清廷注意,1896年,在伦敦使馆蒙难,遭受非法拘留;脫出之后,抵达日本。日本报纸新闻报导,冠以“革命家孙文”标题,是取自易经“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语。所谓“鼎革”,是说鼎用来烹煮,久而生锈,会使到食物变味,必须“倾覆”以清除。
  志存倾覆满清的太平天国运动,起因於洪秀全多次科场失意,迁怒儒家教育制度,视为必须肃除的“妖”;而他並不通基督教要义,随意断章取义,利用基督教名词,以求达到其政治野心,仍然不脫传统的皇帝梦。这显出是文化思想的混乱,其结局是失败,自然难免。
  及后知识分子看到国家濒临危亡,必须有所改革,才可图存。但怎样个改法?改到什么程度?於是有的以为该君主立宪,效法日本和英国;有的主张民主共和,走美国的路线。
  在这些人中,有的怀着澄清天下的大志,也有的以为是利祿的阶梯。
  南海圣人康有为,和他的忠实弟子梁启超,认为在传统根基上,寻求维新,有稳定的好处,不必改弦更张。而比较強调民族意识的,则认为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同时,实行民主,是当行之道。这是属於孙中山的一派。


章太炎

  章太炎(1868-1936)是治经通史的学者大儒。於1895年,看到清廷颟顸无能,在中日战爭失败上,益为彰显,即参加康有为设立的強学会为会员。后因为康有为建立孔教,並作“教主”,章太炎表示不满,遭受其门徒殴逐,而离去另自发展,但仍与康梁道不同而相为谋,保持书文交往。
  1902年,因在国內受到迫害,章太炎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在日本居留不久,即返回故乡杭州。次年,邹容写成革命军一书,章太炎为他作序,被清政府借“苏报案”逮捕入狱。章被判刑三年,邹容二年。邹容死於狱中;章太炎则於1906年中出狱。
  孙中山派人自东京来,迎接他东渡日本,並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太炎发表演说,主张:“以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以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诚。”
  章太炎只小孙中山两岁,二人为同盟会的泰斗,同盟会气势兴旺。可惜,好景不常,过了一年左右,就起了爭端。
  章太炎到底是一介书生,主张道德和原则。他基本上不喜欢孙中山。见孙的同盟会,並不都是热血志士,而成分混杂,兼收並蓄,有些是下九流人物;孙则成为洪门的老大哥,叫他看不上眼。章门下的激烈书生刘师培(1884-1919),更撰文诋斥:“孙文不学之徒,贪淫成性,不知道德为何物。”这样的过分指责,以一眚而掩全德,忽略孙的领袖才度,显然不是持平之论。
  1907年,日本政府收到清廷外交照会,抗议其护庇叛逆分子孙文,要求驱逐孙出境。不过,日方同情孙(“中山樵”的化名是日人给的),外务省赠予程仪五千元,东京商人铃木五郎慨赠一万元。这鉅大数额,该可以理解为资助革命;不过,要求革命行动者循守会计制度,是不洽实际的事,而孙並非以公款饱私囊的人。但那时章太炎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正经费支绌,几乎是为无米之炊,孙只给予两千元应付。章太炎甚感气愤,公开历数孙中山十四条大罪状,提议倒孙,拥黃兴继任:

孙文自欧洲来到东京,囊空如洗一文莫名,所有日常生活开支,概由同盟会同志捐献供应。而今孙文得到日本当局餽赠一万五千元,以自动离境为交換条件,事前事后,本会毫不知情。孙文如此见利忘义,不自珍惜志节,不愤发坚苦卓绝情操,接受了污染渗透的赠予,使本会大公无私的号召力,蒙受毀损的阴影,殊感莫大的遗憾。为挽救开创之士气与信赖,拟请孙文引咎辞卸本会总理职。

  黃兴前此虽然反对入同盟会盖指印,並拒绝宣誓向孙文个人效忠,但他不仅是实际行动的勇将,更深明大体,顾全大局,不想乘机谋求个人地位,清楚表明自己不当总理,拥护孙中山领导,並劝解反对者说:“如今革命风潮笼罩全国,清廷暴虐,变本加厉,万事莫如伐罪急,建国急。两公如求革命成功,万望对孙总理释除误会而信任之。”
  倒孙未成为事实,但嫌隙解而未化,同盟会团结受到影响,1910年象征正气的章太炎,终与同盟会正式分裂,和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刘师培也因失望而脫离,后来心意不坚,依违於官僚军阀之间,表现乖戾无常,历尽曲径危桥。个人遭际如此,也代表时代和文化的情态。

  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孙中山被举为临时大总统。但迫於形势,立即让位於袁世凯。在次年,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以“国父”之尊,沦为民国首名军阀,诉诸武力讨袁;不像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坚拒使用军队解決国內政治爭议。孙的军事行动,也迅即失败。
  袁世凯有雄才大略,而具野心,只是沒有原则。他以维新开始,继而表现忠於朝廷,卻纵容革命;他想作皇帝,而不愿冒篡位之大不韪;当辛亥起义,光复武昌,他观望衡量,选择不作满清中兴功臣,而由孙中山手中接受政权。为实现其野心,他要找一个政治理论上的依据。延请美国霍布金斯大学校长顾得诺(Frank Johnson Goodnow, 1859-1839),最负盛名的政治理论家,作国情调查。果然不负所望,达到了预期的结论:中国的“国情不同”,民不能主,适合帝制。结果是1916年,袁宣佈改元“洪宪”,在北京登基作皇帝;可惜,各省反对,不满百日,袁被迫撤销帝制,袁皇帝也驾崩升遐了。他可作为乱局中枭雄的典型。
  1917年,辫子大帅张勳,拥逊清的末代小宣统皇帝复辟,搞了不多久,在段其瑞率军声讨下,煙消云散。
  这些变故,看来似乎儿戏,但表现出实际的思想混乱。

  在这段历史过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光怪陆离景象,有宏壮伟大的革命行动,也充满出卖,背叛,倒戈的丑剧,层出不穷。
  该思想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杂乱无章,所谓知识分子,国家的菁英,时代的前锋,卻好像大家都心灵无主,不按理出牌?答案是思想规范的问题。
  皇帝沒有了,道德规范也失去了。忠孝节义荡然,不伦不理,怎能期望有法制的奇蹟?偏这样的当政者,认为人民沒有实行民主宪政的资格,妄自尊大,要施行“训政”,意思是“培训人民”,等人民成熟了,才可以参政;实际上,这批人物,思想落伍混乱,哪配训谁?因此,真正实施宪政那一天,永不会到来,他们就为所欲为了。
  那么,为什么欧美国家,能夠有顺利有序成功的改革呢?是因为他们有信仰的规范,指导政治思想。
  清季世风败坏,律既不行,道德沦丧,失去伦理的羁縻。变法维新还有纲纪存在,革命则只在於除旧;反清还可勉強合作破坏,如何能夠合作建国,就困难得多了。长久不能立新,人民自然就无所遵循。无君固然谈不上忠君,连对朋友之忠,也不流行了;至於孝被当作过时,节义廉恥,都认为不必。莫怪当时以儒家礼教为腐败,以打倒孔老二为口号。通晓国故的志士学者如章太炎,也不能夠作中流砥柱,是十分可惜的事。民生涂炭,自然是不幸的结果。
  圣经说:“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換。”(箴言28:2)成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人人都想作皇帝,中国虽大,哪容得下忒多“真命天子”?
  袁世凯崩逝了,但不乏继承者,唱“中国国情不同”,作为破坏制度的借口,以随为所欲为的私心。其实,各国国情都有不同,真理和制度,是必须共遵共由的大道。
  华盛顿说过,美国是宗教的国家,如果沒有宗教和道德,纵有繁密的法律,都不足以治国。所以美国的民主政府,实在建立在基督教和圣经信仰根基上,知道人心败坏,建立互相制衡的制度,而以法辅信仰,基础就得以稳固。“根基若毀坏,义人还能作什么呢?”(诗篇11:3)
  现在物慾橫流,所谓“后现代”的病征,也是失去道德范型,导致思想混乱,人心无主。甚愿神“把旌旗赐给敬畏[祂]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诗篇60:4)阿们。

列印本文 Facebook 分享

2020.8

特稿

小品

精彩题目

 

关於翼报 | 支持翼报 | 联络我们 | 欢迎赐稿 | 版权说明 ©2004-2020
天荣基金会 Tian Rong Charity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