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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维思的宣教方略

于中旻

 

  倪维思博士(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 D.D.)纽约州人,美国长老会差往中国的宣教士。
  他於1854年,到达中国,先在宁波宣教,后到杭州等地。在那些年日,他身经目击太平天国的兴起与发展,再阻滞而将式微。本来很有希望的运动,竟成为国人拒绝认同,基督教不能认知的宗教暴乱,后来更自己互相斗爭,说不出如何的感喟。
  接着,太平洋彼岸故乡的消息:美国的南北战爭,激烈的进行。正如林肯总统所说的,双方都宣称是基督徒,使用同一本圣经,都希望上帝站在自己一边。但多少人牺牲了,教会也分裂成为南北,包括他所属的长老会,也不免如此。
  在中国这新辟的土地上,不同的宗派,由不同的列強差来,也像企图瓜分中国的政治势力一样,开拓宗教殖民地,各有自己的领域;只是将散播什么样的福音种子?所播下的种子能否增长?

观音庙的思维

  那时,自马礼逊将更正教带到中国,已经过了近半个世纪。信徒的人数仍然不多,而且多在沿海及长江流域下游。说是信徒稀少,但在通商口埠,各形各色巍峨的洋教堂,卻似乎已经夠多了。
  1858年的天津条约,开放登州(今山东蓬莱县)为商埠,准许洋人居住传教,像是新的出路。山东的地理位置,与他故乡的大西洋海岸地区差不多;而且山东是文物之邦,但能否像美国一样,发展成为清教徒移民拓殖的盛況?
  1861年,倪维思到了山东登州。那还是中国开放的初始,找地方居住都很困难。几经波折,他找到一所破旧的观音庙,在那里草创工作。
  以庙堂作教堂?今天有的人看到,也会觉得奇怪,当时更不用说了。特別是宣教士同工们,真会“另眼看待”。独具只眼的倪维思,卻看出观音庙並不是印度形式的建筑,而正是中国本土居室的传统形式,正是得本土文化认同的途径。他仿佛领悟到,似乎这就是佛教在中国兴盛的原因:因为能夠适应本土的环境。也许就是在那里,他住得並沒不舒服,孕育他伟大的“倪维思计画”,就是三自原则的先驱:自立,自养,自传。
  又是他锐敏的观察力,使他作了另一项创新的工作。鉴於中国妇女受压迫,多不识字,缠足,养孩子,持家,有的是閒暇时间,就传閒话,迷信,求神问卜,正是传福音的对象,也可以受教育,学习技艺,不至於把近一半人口的劳动力荒废。於是,在1862年,开始了寄宿女子学校;虽然开始仅有两名学生,但在古老的中国,已经算是先进了。倪维思同郭显德牧师(Rev. Hunter Corbett)等人,再往山东中部青州府等地宣教,並办赈災工作,使数万人民受惠。他为人柔和谦卑,不像一般洋人颐指气使,易於同平民接近,不少人慕而闻道;其中有的信徒以家为教会,成为福音中心,发展了许多佈道站。他在安丘,昌乐一带工作也颇着效;后来产生了像中国唯一的神学家贾玉铭牧师,以及后来的山东大复兴,都是难预见的佳美果子。
  倪维思工作勤劳,深知文字宣道事工的重要。他出门的时候,总是带书售卖及赠送,因此工作有久远的效果。
  1864年,倪维思夫人患重病。照当时的医葯条件,除返美就医外,別无生路。幸而有宾州的狄考文博士(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於1863年来到,正好接替他的工作。

远方“苹果种子约翰”

  倪维思在美国,当然听到“苹果种子约翰”的故事,早年还可能亲见过其人。
  他的本名叫约翰.期溥曼(John Chapman, 1774-1845),“苹果种子约翰”(Johnny Appleseed)是他的別名,生在麻萨诸塞州。这个传奇人物,拥有一千二百余亩果树苗园,卻以宣扬种植苹果为一生职志。他蓄着飘扬的长发,头顶翻转的浅锅,赤腳,穿残旧的粗布裤,把装咖啡豆的麻袋剪三个洞,露出头及双手,作为上衣。他爱自然,喜爱动物,自己培植药草,徒步旅行,往尚未完全开发遙远的中西部;布袋中有一本圣经,並带着苹果种子,沿途送给愿意接受的人。他称为“果园宣教士”,以宣教的精神推广果园种植,並且常给讲一段道。这给倪维思很深的印象。
  1871年,倪维思到了山东煙台。在毓璜顶东南山坡,买下十余亩的土地,辟作试验农场。他搜求培育海外果苗,移植美国桃,李,梨,苹果,欧美的葡萄,日本的草莓,引进本地。以接木,插枝,育苗等方法,与中国原产交配,繁育新种;结果,不是橘逾淮而为枳,竟成为“枳逾淮而为橘”。他教授並免费赠送果苗给乡民,附近州县人民竞相推广,裨益民生。当然,种植果树,也需要蜜蜂的帮助传播花粉,才可以滋生;养蜂不仅有增殖的价值,也成为农家重要的副业。因此,山东半岛的煙台,成为水果之都;其“香蕉苹果”,是把美国的苹果移接,成为具有特別香味的新品种,较原种更优越,“香蕉苹果”不久就驰名全国。煙台也平添了一个地理名词“葡萄山”。
  由於倪维思引进的葡萄,改良种植,因本地的土质特異,产品也极佳。经过法国领事品尝,判決风味不逊法国原产。1892年,马利亚华侨张弼士,来经营张裕酿酒公司,採用本地葡萄,风味香醇,有口皆碑,后来赢得世界博览会金奖。
  倪维思成为往远方的福音“苹果种子约翰”。他不仅宣扬种植果树,改进农产,提高农民经济生活,其基本的目的,更是为了支持传扬福音。他还进口了几头优种的荷兰乳牛,养在他小农场上,牛奶供应宣教士家庭食用;后来並交配育种,介绍到各地。

朝鲜的播种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宣教经验,看见宗派的宣教工场,有的是种子落在路旁,一经发芽就枯干了;有的一阵繁荣,但只有叶子,结不出真正的果实。虽然,宣教士的心志,该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也了解圣经教导不应望风看云;但他也知道,人的生命和资源,总是有限的,受托作神忠心的管家,要善为运用。他觉得神赐人智慧,把神的话作为镜子,就能知道哪里不对了。因此,他仔细查考新约圣经的宣教模式,平心靜气的检讨,盱衡得失,於1886年,在宣教士刊物China Recorder上,就他多年宣教的经验,发表了一系列书信式的论文,讨论宣教策略,就是“倪维思计画”的初型,实际上就是圣经模式的宣教。
  当时多数的宣教士,是採取商业模式:建造店面,募用僱员,招兵买马,招徕顾客,再发展开设分店;倪维思是採用农耕模式,预备田地,播下道种,再繁殖增长,教会是自主的耕农。一是扩展企业,着意於机构的增长;要是生命的传递,增加。当然,圣经是农业社会的背景,教导的是生命的原则;基本观念上的不同,而致策略差別。
  不过,中国的情势颇为复杂,不能虛心接受他意见:有的人以为他沒有讲太多的属灵话,而缺乏兴趣;有的人以为宣教士只管属灵事,不应该沾染俗务;有的更以为脫下“宗教外衣”干粗活,有涉及“社会福音”的嫌疑,在自由派盛行的时代,是个“地狱使者”般的恶名,沒有谁愿意沾上身;更有的人把宣教当作投资企业,注入更多资金,建立大的机构,就是成功。因此,倪维思平实的策略,沒有动人之处,只引起不甚积极的反应,就沉寂了下来。

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传道书11:6)

  几年过去了。十九世纪渐走向结束,大清帝国的寿命,和倪维思在世事奉的时间,都将临到终点。在荣耀的日落之前,他撒下了丰收的种子。
  1890年,在朝鲜的七名青年宣教士,对倪维思的宣教新策略,感到那信息的重要,经过祷告及筹画,邀他去开讲座。朝鲜半岛的工场较小,不像中国的引起注意,当时宣教士投入的人数也不多;但那里的好处是比较单纯。那次的聚会结果,成为一本小冊子:宣教士教会的建立及发展The Planting &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
  倪维思知道,第一代的宣教士,自然是直接向华人传福音;第二代的宣教士,则僱用华人信徒向非信徒传福音,他们说:“惟有中国人能向中国传福音”,以为那已经是新的方略了。但倪维思称那是“旧路线”。
  他的“新路线”是如何呢?

  1. 基督徒,特別是新基督徒,应该持守原来的事业,维持自己的生活,在生活和言语上为基督作见证,会有更好的效果;
  2. 教会应该在能自立,自养的原则上,再向外发展;
  3. 教会自己慎选培养合格的全时间工作人员,予以教育培养,主要由本地教会供应他们生活的需用;
  4. 教会建筑应该由本地教会负担,依本地建筑形式建造。

  倪维思宣教方略的新构思,每一项都是引用圣经为根据,实在是回到新约教会的古道,並沒有衒新务奇,也沒有高言大智。倪並不自以为是,批评別人;而是充分流露出谦卑的精神。不过,对当时的人来说,那是跑在时代的前面,別人赶不上,或沒有心意与他同行。
  但是,在朝鲜的宣教士们和基督徒,不以人的理智衡量他的信息,他们相信圣经的原则,仍然可以运用在现代,而且是必循共由的道路,欢然接受了,当作是上面来的及时甘霖。中日1894年战爭后,朝鲜沦为日本佔领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复历南韩北朝战乱,但教会的持续增长,成为圣灵工作的奇蹟;他们不仅拥有世界最大的教会,而且区区小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宣教士人数最多的国家,福音的圣地。
  祝主继续赐福,更使福音的火炬,光照普世。也愿华人教会,谦卑自省,现在觉悟仍然不为晚,应该急起步韩国后尘,让倪维思自立,自养,自传的方略,像他种植的果树,繁荣多结果子。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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