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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治文:美国第一位赴华宣教士

史述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於1801年四月二十二日,生在麻萨诸塞州贝勒塞屯(Belchertown)的一个务农家庭。得敬虔的母亲培育,十一岁的时候,在一次复兴聚会中,裨治文受圣灵感动,有清楚重生悔改得救的经历,参加公理会。他勤劳负责,要帮助父亲干活,耽误了学校教育;致力自修向学读书;到二十二岁,才得进入安贺斯特大学(Amherst College)。1826年毕业,到当时以差遣国外宣教士知名的安道华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在校的时候,裨治文对国外宣教的呼召,越来越清楚。
  神学毕业后,受美国国外宣教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差遣,於1829年十月十四日,自纽约登船远航,遶过南美洲的崎角,到中国宣教。经过长而辛苦的海上航行,於1830年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州。二月二十五日,他遵照差会的指示介绍,去见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开始跟那位先进的苏格兰宣教士学习中文。马礼逊比裨治文大十八岁,於1807年首先来华,是英国伦敦会的第一位宣教士。那时,因为清政府思想闭塞,对洋人疑忌,不能公开以传教士身分工作,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像马礼逊一样,裨治文得寄名美商同孚洋行,也居留在洋行贸易特区內,有时並旅行往返澳门,新加坡等地。
  以后,他在华工作三十年,有十七年以广州及附近的澳门为基地,后十三年则在上海,也在上海离世。

  裨治文是一位有远见的宣教士,满有奉献的精神,事奉的热诚。他知道宣教语文的需要,超过懂几句话,在市场上简单交谈就可应付。他认为学习中文,应该包括文化,宗教在內,注意“将人的思想夺回,使它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10:4,5)。
  1832年,英文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月刊)创刊,介绍有关中国的知识。由裨治文和马礼逊共同创办,裨治文主编。这不仅可见裨治文的热心,也是他中文的精进,获得相当普遍的认同和尊重。据裨治文自己说,这也是学以致用的方法。他见及洋人对中国一知半解,有时搞出可怕的笑话,觉得需要沟通东西的知识,才可以互相了解,借以交通。撰稿者有宣教士,学者,外交官,马礼逊,及少数中国人。丛报报导中国语言,文化,历史,艺术,典制,风俗,宗教,迷信;中有德国宣教士郭实腊读红楼梦的文章,是西人对道有兴趣的第一人;並刊载“中国女皇帝武则天”一文,可能是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加冕的那年,表明中国已有先例;丛报並屡次刊文,指出缠足,及鸦片的祸害;缠足后来成为外国女宣教士努力的目标,到二十世纪初收获美好的效果;反鸦片的文章,则前后刊载四十八篇,其中有十五篇为裨治文自己所写,在美国激起反鸦片的浪潮,为中国仗义执言。裨治文的注重文字和教育,是非凡的远见,可能是收到启蒙运动的影响,也许与他后千禧年信仰有关。
  1833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继受美国宣教会差遣来华,因那年轻人无适当学历,预备来华作宣教印刷工人;裨治文见他可以培育,尽力提拔,使他由助理渐渐接替丛报编务。1853年,卫三畏随美国海军伯力将军(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去日本,结果,虽然打破了日本的锁国政策,卻使丛报编辑乏人,因而停刊。卫三畏並且放棄传教,专任美国驻华公使祕书和译员,后来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
  裨治文更多作译写,他把中国的孝经译为英文。更感觉中国人並非智慧低,而是长久的蔽塞,造成对外面世界缺乏了解。裨治文用中文编写了美国志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不仅是一本地理书,更介绍美国的历史,制度,其用意在借以显明美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
  1838年,湖广总督林则徐奉钦命查禁鸦片。他是清廷少数有见识的官员之一,亟欲了解西学,读过裨治文的中文作品,深知鸦片的祸害,並想要得到一本世界地图,以了解外洋的情況。所以林钦差大人乐於折节同裨治文结交。
  1839年六月三日,林则徐下令将查获英商的鸦片,在虎门焚烧,裨治文是应邀见证的目击者之一;外商衔恨散播滥言,说是鸦片仅消毀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走后门流入市场;裨治文则在美国报刊撰文,详细敘述事件经过,对执行的认真大加讚赏。不过,他无以阻止以后事件的演变,更远不能改正英国见利忘义的行为。最不名誉的鸦片战爭终於打了起来。
  1841年,裨治文获纽约大学赠予神学博士荣誉学位。
  中英鸦片战爭的结果,是中国战败。1842年,与英订立南京条约,赔款之外,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以上海,广州,福州,廈门,宁波等五通商口岸,洋人得以居住,贸易,並建立教堂,医院。这是十九世纪不平等条约浪潮的先锋。
  那时,他曾协助美国公使顾圣(Caleb Cushing),翻译与中国政府订立的“望廈条约”,规定禁止鸦片贸易,最惠国待遇等,近於平等条约。其中不难跡寻所受裨治文的影响。
  1847年,上海渐成为洋人聚居贸易的中心,裨治文也移居上海。次年,即创立上海文学与科学会,学人每月集会,並印行学报;不到一年,即改名为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由裨治文任会长,可见他的学术成就多么受尊重。
  裨治文任一个小教会的牧师,並教导一个有名的圣经班。
  他的妻子伊丽莎(Eliza J. Gillett Bridgman),於1850年,在上海创立裨文女塾,是中国第一所女校,开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1852年,裨治文夫妇回美,只逗留四个月,那是他在华工作三十年来,仅有的一次休假。
  裨治文把一生倾注在中国,在汉学上的有卓越成就,动因是因为他挚爱中国人,而愿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了中国人今生和永世的利益而尽心尽力,远非其他肤浅应付的人可及。因此,他以热诚奉献的精神,具特殊语文天才,和透彻的分析能力,治学严谨,博大精深,才可以作出伟大的贡献,为所有洋人器重。他不仅是第一位美国宣教士,也是第一位美国汉学家,可能也是西方近代第一位汉学家。
  1861年九月,裨治文染痢疾。十月的皇家亚洲学会,他不能出席。至十一月,终於不治,在上海逝世。他把福音的光带到中国,也以真理和科学的智慧,启迪中国社会。
  1864年,裨治文夫人在北京创立贝满女校,纪念她的丈夫。
  这双美国第一宣教士夫妇,他们的生命,正如其名,注重“治文”,也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造桥人”(Bridg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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