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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任钦差外交大使蒲安臣

史述

 


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旧金山市南二十多哩,有个美丽的海边小城百灵锦(Burlingame),现在也远不算大,只有几万人口,想来百多年前建立的时候,更比今天小得多。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说起来,地方小,来头卻不小,是为纪念近代中西外交史上一个特出人物:中国的首任钦差外交特使,卻是个美国人。
  此公的官讳是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於1820年十一月十四日,生在纽约州新柏林(New Berlin, NY)。1846年,毕业於哈佛大学法学院,继在波士顿执业律师,以能言善辩著名。1853年,当选为麻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参议员。
  1855至1861年,蒲安臣三度连任国会众议员(共和党)。他基於圣经立场,行公义,好怜悯,坚決主张废除奴役,所以竭力支持林肯(Abraham Lincoln),为竞选热心,不畏人的反对。林肯就任总统(当年的译衔是“伯令玺登德”),任命他为驻奧地利公使;但因他曾在国会讲演,赞成匈牙利革命脫离奧匈帝国独立,奧国因此以蒲安臣为不受欢迎人物,拒绝接受。这样,1861年六月十四日,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的。
  在华盛顿的时候,有机会见到英,德,法,俄等強国的外交使节,蒲安臣同他们建立友谊,是以后“互惠原则”的基础,他反对向中国使用武力,反对扩张租界割据领土的政策。
  1862年七月二十日,美国公使蒲安臣,为清廷接纳入驻北京,是第一批获准居住京畿的洋人外交代表。


赫德 Robert Hart

  蒲安臣抵任以后,不仅主张採取公义外交,並建议中国发展矿冶,延请美国矿採专家,探测煤矿蘊藏。他托由丁韪良(W.A.P. Martin, D.D.)翻译惠敦(Henry Wheaton, 1785-1848)的国际法初阶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由政府出资印刷,颁行为教材,以启迪当时人的世界意识。1865年,他协助筹铺海底电缆,使电报通讯由广州至天津;也是他同海关总稅务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赞助设立同文馆,以造就外文人才。
  他出身新英格兰世家,有深厚的基督教信仰背景,表现於行为。他身材魁梧,仪表堂皇,而且风度优雅,口才极能动人,又平易善与人交,获得外交圈的敬爱,和地主国的欢迎信任。
  那时的中国满清政府,经过连年內忧外患:鸦片战爭失败;英法联军陷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难热河;俄国侵边等,无不以蒙羞赔款失地为结论,敝弱尽露。洪杨之乱,演成太平天国,持续了十三年,蔓延十多省,闹得筋疲力尽,才於1864年平息。清廷终於渐渐觉醒,以为“制夷”既然不能,不如改而“抚夷”。又觉得洋人已经洞悉中国虛实,中国对洋人卻懵然不知,以力以理都不能胜人,益感派人出使外国的重要。经征求封疆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的意见,也都以为当行。
  但问题在派谁呢?
  通洋务的人才既少,有的资望不孚,並且有满汉种族的考虑,政治的矛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应对礼仪,特別是叩头的问题,跟洋人交往该如何应付?想来想去,竟然乏人可差!


恭亲王奕訢

  那时,适美国公使蒲安臣卸任,总理衙门设筵欢送他归国。席间谈话中,主人恭亲王奕訢(1833-1898)说了一句:“希望阁下能夠作代表我国官方和非官方的特使,访问各条约国。”他以为那是善意的好话,依唯致谢,酬错之间,也就过去了。想不到,几天后,恭亲王转托英使馆中文祕书恳切抒意;蒲安臣十分惊奇,经过审慎考虑,表示接受。
  当时,精明的英国公使阿礼国爵士(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由衷的称讚说:“对於任何人,这是最高的荣誉;只有他当之无愧。”
  这样,一切棘手问题都解決了。但对於真诚和任事认真的蒲安臣,是困难的开始。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满腔福音使者的热诚;但弱国外交,折冲樽俎,已经夠困难的,而所代表的清廷,倨傲无知,还以唯一文明国家自居;如何能不损中国尊严,並自己声誉?注定前途十分艰难。
  1867年(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訢全付仪仗,隆重的亲临美国使馆,双手高捧着黃绢匣,中有黃绢御旨,盖朱红玉玺,是蒲安臣的正式任命。
  蒲安臣权充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年俸8,000英磅,所有开支在外),以钦差荣耀身分,率三十人的代表团出使,其中包括:英国驻华使馆官员柏卓安,曾任职海关的法人德善,二人为左右协理;另派记名海关道满人志刚,礼部郎中汉人孙家谷,各加二品顶戴辅助;随员中还有同文馆学生六人,声势浩大。
  依现在的人看来,似乎有些奇怪;但在那时,海关总稅务司早就是英人赫德,英人高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的“常胜军”,在平洪杨的战爭中,也曾有过卓越的贡献。现在,外交上任用洋人,有何不可?

  1868年二月二十五日,洋钦差大人,率使团自上海乘轮船出发。
  五月,抵达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长设宴盛大欢迎,称讚“最年轻政府的儿子,作最古老国家的代表。”蒲安臣兴奋的说:中国已经走上了开放,与各国和平相处並进步的道路。
  离开旧金山,蒲安臣代表团乘船遶南美於六月二日抵华盛顿。次日,与国务卿席华德(William H.Seward)会晤。六月六日,拜会总统约翰生(Andrew Johnson),欣然隆重接见。
  在纽约的时候,蒲安臣代表中国,乐观的宣告:将来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彼此往来,互通贸易,中国将接受美国光辉的文化,並“将光耀的十字架,遍插山岭谿谷。”
  七月二十八日,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国务卿席华德签订“中美续增条约”,通称“蒲安臣条约”,条文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持不干涉政策,规定两国互派使节,华人劳工往美国,保证彼此人民可在对方居住,传教,和留学,並归化为公民等。这似乎是那时代唯一的平等条约。清廷上下对声明“不干涉中国內政”条款,特別赞赏,对该约的合法性未加以否认。不过,后来的执行,才是真正的问题。目光短浅的政客,怀有种族歧视,每予阻难限制。
  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十分顺利完成,蒲安臣一行欢然登船往欧洲。
  九月十九日,抵达伦敦。十月二十日,在溫莎宮获维多利亚女王接见。在十二月底,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兰顿(Lord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larendon, 1800-1870),蒲安臣提出“互惠政策”,英方原则上同意,不施行压迫中国进步,不违背其意愿与独立安全;中国当履行条约义务;英国只在侨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保留使用武力的可能。
  1869年一月二日,蒲安臣等到达普法战爭威胁下的巴黎。法皇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 1808-1873)接见代表团,表明与英国的立场相同。代表团在法国期间,受到良好的外交待遇,但沒有具体协议。
  至德国,会见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俾斯麦对中国颇有好感,当时德国统一尚待稳定,因应欧洲复杂问题,不暇东顾,发表声明:愿完全尊重中国意愿,彼此交往。
  此后其余的时间,遊历瑞典,丹麦,荷兰等国,因为沒有修约和棘手的交涉,使团有一段安适悠閒。


沙皇亚力山大二世

  1870年二月一日,到达俄国。在圣彼得堡,於二月十六日,获沙皇亚力山大二世(Aleksandr Nikolayevich, 1818-1881)接见。其人想作伟大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伟大的人;在国內有日益高涨的“人民意愿”组织反对,致力对外扩张:既蹙於欧洲,就侵略软弱的中国。他避免谈及中俄疆界纠纷,而大言美俄关系,真正“不着边际”,使代表清廷的蒲安臣大为尴尬。劳顿加上冒寒犯冷,次日就病倒了,诊断为急性肺炎。他仍然扶病看报纸,注意俄国局势的发展,日夜焦虑,病势日增,终於不起。在一週后,薨逝於圣彼得堡。
  据同行的志刚记述:“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捐躯於異国。”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志刚等於其薨逝后,即给遗属银六千两治丧。清廷为酬庸其“为国效力”,並追念其在美国驻华公使任內“和衷商办”,特“加恩赏给一品衔,並颁卹银一万两。”
  使团离俄以后,又继续访问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然后,於1870年十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总算不辱使命。
  1871年,清廷在英国和法国分別设立公使馆,作为正式外交代表。至1878年,驻美国使馆也成立。


海宜斯总统
Rutherford B. Hayes

  不过,美国歧视华人的逆流,並未消弭。1880年,国会通过限制华人移民的法令,以道德和廉正知名的海宜斯总统(Rutherford B. Hayes, 1822-1893,在任1877-1881)坚持履行蒲安臣条约,予以否決。但以后的克里夫兰总统(Grover Cleveland)和海利生总统(Benjamin Harrison),並他们的下属,初则规定华人离境不得复来,继则歧视侮辱“华人在文化上不能融合於美国社会,並带来道德和身体的疾病”,禁止华人移民。
  任何事情的初创,都要经过痛苦。在十九世纪,国家主义猖行的时代,对平等外交的观念,还在遙远的将来,蒲安臣怀着理想的出使,实在是走在时代的前头,在沟通中外关系上,有其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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