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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宗教

余卓雄

 

  在上海和一个新朋友吃饭,他很认真的对我说:“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信基督教,因为它是外国的。”这种不信理由,我一生听惯了,如果在二十年代说出来,还有点情有可原,如果在二十世纪的世纪末听来,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新朋友的年纪最多是三十五岁,他应该明白基督教的世界历史。我问他:“那么你信什么?”他回答道:“佛教”
  “佛教是哪里传来的?”我跟着又问。
  “印度。但那是不同的。”他叫起来。
  “有什么不同?”我不是有意为难他,只是为了实事求是。他说:“佛教早已中国化了。”我就说:“宗教既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你又有何不可把基督教中国化呢?”
  以外国为理由来拒绝一件东西,实在不合潮流,我细看新朋友的一身洋装,要是以土为尚,他一定要从头来一次大翻旧。
  中国为什么每年要派很多公务员去外国“取经”?青年们为什么要通宵排队爭取出国读书的机会?中国为什么要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现代化是谁学谁?为什么说英文会赚高薪水?为什么有洋教授?
  我忘记了谁说过“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句话是媚洋。但是如果说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那就是真理。你不能因为在美国见到它就说:“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中国的月亮更亮更圆。”那就是不顾事实,強词夺理。
  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沒有说他是道理,道理可以有几个,真理则放之天下而皆准,无所谓外国真理或本地真理之分。七十年前,我的父母因信这洋教不容於乡人,迁去城里,现在我每次回乡,那个乡村依然沒有生气,死的死,走的走。假若当时父母不是因为信仰而被迫迁移,那么今天我们家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

  中国近代有个笃信洋教的人,吸收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破除迷信,推翻帝制,他以一个文弱书生的身分,领导中华民族由蚁民进入共和,做主人,他就是国父孙中山。当初信基督的时候,供他留学的哥哥以断绝经济为要挟,被他断然拒绝。孙先生回国后在澳门受洗,他的基督教人生观,帮助他创造了历史的奇蹟。革命期间,他被清庭追捕,海外的基督教会,成了他常躲藏的避难所。
  鸦片战爭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大开商埠,允许外国宣教土入內地传教,在新旧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互相撞击下,无疑产生了一些误会,甚至错误。但是各国宣教士拋棄本国舒适的生活,到中国与老百姓共同甘苦,向他们介绍真理,著名电影故事“六福客栈”就是一个典型的写照。这一百年间,宣教士有许多被土匪或暴民杀害,我的朋友顿士荷夫人的丈夫就是在河北被劫匪打死的。
  一个世纪以后,我们来公平地回顾,基督教在神州土地上,的确留下丰盛的果实:
  扶贫救災:每次天災人祸,基督教会率先抢救,在扶贫方面,建立了孤儿院,育婴堂,痲疯院,盲哑院,以及在落后的农村,推行识字运动,为数以千万计。在正式教育方面,由小学到大学,都有优良的发展,其中人才济济,到今日仍受昨日的影响。其他医疗服务,出版事业,都给予过支持。
  基督教传及之处,更把妇女从传统的歧视下解放出来,我的母亲是第一批的文明女子,进入基督教女子学堂念书。她把所学的知识,回镇上济世助人,仅以育婴一项,她亲手救活的婴儿不知几许,妇女们爭认她做干妈妈。这些一批又一批的干女儿,现在分佈在世界各地,过着快乐丰足的生活。我们今天说扶贫,常叹息同胞应先改变思想。基督的真理能使人脫离迷信,愚昧,文盲,这就是致富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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