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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与国共建党

曲拯民

 

  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我正屆高小毕业升学初中,稚气渐去,开始关注国家大事。家中订有本地日报,又常年订阅上海的“新闻报”,它对中国中,南部的政治和军事情況的报导理应比天津的“大公报”更详尽而正确。是年,先父正担任一间女中(煙台真光女子中学)的义务校长,同时负责几个基督教范围工作的义职,因此家中不乏访客,夏天尤甚。我性喜新奇,乐於接迎,沏茶,端送,就客房的一角或纱门外的石阶上倾听谈论。1927年是中国多事的一年,北伐军事与俱来的政治变动空前,同时也是中国国运的转捩点。


1927年一月鲍罗廷
在汉口对民众演说

  本文不涉评论,不参与个人陋见,祇加上一些回忆,将国,共两党初建时的事跡,取鲍罗廷为中心将经过写出一些来。本来这些史实,中,英史冊皆有详载,读者无不耳熟能详。可惜经过近半世纪以来的大变动,这个有功於国,共两党的鲍罗廷渐被遗忘。至少在1927年,凡熟识国,共两党关系的知识分子无不确认:中山先生是革命之父,但他於1925年三月底在故都北平逝世后,制定国民党的党纲,维系国,共两党的合作,促成苏俄的支持,使北伐工作得以进展等工作,鲍罗廷是唯一有功之人,因此他的声望犹如日在中天,光照中国大陆。试举一例,便知言之不虛。北伐军於1926年夏在广州誓师北上,年末进入汉口,经李立三等人的安排,鲍罗廷接受市民约三十万之众的夹道欢呼。卻未料,次年夏天,鲍罗廷竟被驱逐,返回俄国。
  1927年逐月发生的大事今试写之。
  一月:蒋介石到汉口会商。武汉方面主张北伐军循平汉路北上直趋北平,蒋介石坚持攻取南京和上海地区,其东击的导体和动机是上海青红帮的暗助,军阀孙传芳的上海警备司令李某的內应,加上建都南京,先自称雄一方的意图。武汉方面和鲍罗廷反对,蒋不予理会,依其自计而行,故有当时“宁汉分裂”之说。当时国民党在武汉的有唐生智,宋庆龄,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人,共产党有李立三,谭平山,刘少奇,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同月,陈友仁以外交部长的身分收回了汉口和九江两地的英租界,国人为之振奋。
  二月:上海发生暴动,造成混乱。工会和共产党人员惨遭逮捕。
  三月:北伐军入上海及南京。援助华东孙传芳那些张作霖与张宗昌的残军在南京开始抢劫。北伐军则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口号任意侵入西侨民宅,六至七名西侨失蹤或被杀,英日两国使馆被侵被破坏,警员和馆员们纷纷逃命而去。这件不幸的意外事件便是日本溫和派若槻內阁倒台,政友会总裁军人田中义一起而组阁於同年出兵山东的原因。
  四月: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並建都南京。
  五月:叶挺率部叛变,贺龙应之。同时发生“长沙事件”,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约两万试攻长沙失败。此后,国共两党裂痕加深,似乎无法弥补。此时苏俄內部史达林与托罗斯基之爭白热化,结果史达林取得胜利。冯玉祥军攻取开封,与唐生智的北伐军会师。
  六月:国际共产党代表印度借的罗易(Roy)致电史达林报告中国的情势,史覆电指示共产党应自建军队,中止与国民党合作。此时共军约有两万,加上革命学生和工人可达五万人。罗易将电报出示汪精卫,汪基於中山先生临终前在北平病榻上的托付,革命运动以团结为重,此点在“总理遗嘱”上也写得明白,遂将电报內容告知了蒋介石,终於造成驱逐鲍罗廷的不幸史实。
  七月:日本出兵山东,先入青岛,次佔胶济铁路,1928年一月进入济南,旨在阻挠北伐。
  八月:“南昌事变”即中共的“八一建军节”,南昌公安局长朱德支持叶挺与贺龙,结果南昌一带为共军佔领。同月,鲍罗廷被逐,经冯玉祥的安排,取道宁夏和外蒙古返国。
  九月:张发奎军攻叶,贺的共军,大战於潮,汕地区,共军不支,叶,贺两人暂避香港。
  十月:中共在井冈山建立基地。
  十一月:蒋介石暂时停职,偕张群同赴日本,去见首相田中义一。蒋於月末返国,次年一月恢复原职。
  十二月:广州发生暴动,苏俄使馆共谋,犹裔的纽曼是联络人。

  1917年,俄国大革命,中国人开始觉醒。当时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知名於国人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周佛海等人,他们的言论最受欢迎。陈独秀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李大钊任历史教授兼图书馆长,俱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志愿相投,拟共同组党。后来陈被迫离职,南下上海。
  1922年,苏俄代表马林(Maring)访吳佩孚,未受欢迎。同年,苏俄代表胡定康(Voitinsky)访上海。陈独秀等在上海召开会议,於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一时中国就有了“南陈北李”的称誉,陈又被称为“中国的列宁”,唯他后来倾向於托罗斯基式的世界革命,又不肯离上海,遂被冷落了。1932年,他被国民党的南京政府逮捕下狱,中日战爭时被释,前赴四川,教书为生,直到1942年病故,享年六十三岁。他写的“独秀文存”驰名全国的学术界。李大钊一直任教北大文学院,不幸被坐镇北平的军阀张作霖判处死刑,得年仅三十九,时在1927年。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先生

  早在民国成立后,中山先生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数月后鉴於北方形势,让位於袁世凯。次年(1913),同志宋教仁被刺杀,幕后的主使是袁世凯。中山先生遂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6年袁暴卒,中山先生遄返上海,应广州新政府之请,並被选为领导人。不久,负责军事的陈炯明叛变,中山先生便回到上海从事写作。苏俄外交部长派代表越飞(Joffe)前来上海和中山先生会谈,表示全力支持中国的革命,双方承认俄国革命的模式並不适於中国,因此共产党必须和国民党合作,是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开端,时在1923年。
  中山先生的革命计划西方无一国家肯予援助,仅有苏俄提供价值六百万卢布的军用品,折合二百万美元。
  1923年,苏俄对北京派出首任公使加拉罕(Karakhan),对中山先生则派出鲍罗廷(Borodin)为代表,一行若干人,包括军事专家加仑(Galen),不久全部增至五十八人。鲍和加拉罕皆俄国的犹裔公民,但他们和国际派也是犹裔的托罗斯基並无联络。他两人都效忠列宁。列宁之下,史达林负责政事,托罗斯基负责军事,換言之,红军统帅。中山先生曾致书加拉罕,“倘北方政府对你不肯真心接纳,你可前来南方”。

  鲍罗廷(Borodin, Mikhail Markovich, 1884-1951) 原名是 Mikhail Gruzenberg,在美国时期用Grosenberg,在墨西哥用Brantwein。1884年鲍罗廷生在俄国,三岁随双亲移居Latvia。自俄国出走的原因不外由於受迫害。先三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被炸身死。皇室归咎,社会紊乱,人心忐忑,经济萧条,全是犹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出版后行销俄国,以及俄国犹太人在背后主使所致。因此,不出十年,俄国的犹太人口自四百万降至三百万。
  鲍罗廷入校读书,及长在木筏上和木材运输等工作,苦读夜校,加入犹太工会(Bund),习马克思主义,崇拜列宁。列宁在大学时期入党,两年后被捕,最后被放逐西伯利亚(1897-1898),曾利用犹太工会有所助,並交換情报。及至被释,再度被迫出亡国外(1906-1917)始与犹太工会交恶。鲍罗廷为示贞忠,遂脫离了犹太工会,投入列宁阵营。鲍罗廷初度会见列宁时年仅十九岁,列宁比他年长十四岁。鲍受命返国,在俄国和拉脫维亚间从事工运,被捕,入狱,自请流亡海外。次年(1906),鲍在英国工会中给共产党做宣传工作,被苏格兰场即英国侦探部门的人员跟蹤。鲍深恐被捕后被送还俄国,遂於同年前往美国。初住波士顿,农忙季到乡下工作,冬季觅职於工厂,如此两年之久,西去芝加哥,在俄,犹,意,希等少数新移民密集的区域寻找工作,入夜校,终在印地安纳州某大学入学。学成,返芝加哥,设立一间简易学校专事收纳东欧各国的新移民,娶妻(犹裔Fanya Orluk),生子两名。第一次欧战起(1914),列宁派代表Kollantai到美国从事募捐工作。在此多加一笔:列宁1906年亡命国外后,前到英,法,德,瑞典,芬兰各国做宣传和组训工作,自1914年起定居於中立国的瑞士直到1917年被召返国,领导革命。鲍罗廷在芝加哥接迎了列宁的代表。此代表经鲍的帮助与联络,访问过美国大小城市八十处。这是鲍与列宁搭上关系的第二次。
  自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列宁取长鲍罗廷的经历,英语流利,对西方国家的明了和知识,派他前往欧洲各国做宣传与联络工作,怎奈到处被监视,受约束,两年之间,收效甚微。1919年他奉派墨西哥,任领事职,主旨在研究美国的资本主义对拉丁美洲各国的影响力。鲍在墨京结识了共产党国际派的印度人罗易(Roy)。约两年后,鲍罗廷返俄任职。於1923年奉派广州,这次任务重大。罗易此时也前来中国。

  相传中山先生在美国曾与鲍罗廷会过面。中山先生出生於1866年,比鲍年长十八岁。料想双方都操流利的英语必是造成融洽和彼此进一步相识的最大因素。后来鲍在广州认为廖仲恺应是中山先生以下的最佳人选。廖出生及受教於旧金山,十七岁后才返中国工作,他的英语表达力和在书写上必然強过本国的语言。
  陈炯明叛变平复后的次年(1923)中山先生认为广州整军完毕,以它为本,号召民众,即刻开始北伐。鲍罗廷到广州后认为方案不妥,因为此时中国一般民众的思想仍在革命的萌芽时期,所以必须強化宣传,组训干部,建立新军,始为正途。1924年,全国十八省代表齐集广州,共产党的代表认为中山先生的出身,教育和意义识於资产阶级,不足以承当革命领袖,鲍则主张国共必须彻底合作到底,而只有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国民党才堪当此重任。共产党此时便哑口无言,默然相从。

  1924年一月,列宁於三度中风后逝世,得年仅五十四岁。鲍罗廷在广州的工作不受任何影响,他初步的工作是为国民党制定纲领,周旋於两党中坚分子之间,促成两党合作和北伐工作的准备。
  鲍於短时陪孙夫人访问俄国,中国各地报纸颇有微词。同访之举是否真实,常人无从查知。相陪之事,也不值得惊奇。在鲍的安排下蒋介石也访问了俄国,为期四个月,时在1923年。蒋介石曾在保定和日本接受军事训练,返国后参加陈炯明部下。陈炯明背叛,蒋介石护送中山先生登砲舰躲避,此后成为亲信。蒋介石在返国的次年(1924)黃埔军校开创。
  国民党的革命工作艰鉅,各据一方的军阀太多:湖南有唐生智,华东有孙传芳,山东有张宗昌,山西有阎锡山,华中及北方有吳佩孚,西北有冯玉祥,东北有张作霖。中山先生有意联张以定东北边疆。是年适有直奉战於长城一带,冯倒吳,奉军即张作霖取得直鲁一带的控制权,他和段祺瑞合流,北方成立“执政府”。段祺瑞邀中山先生前来共商国事。

  同年(1924)年末,中山先生去上海,決定先访日本。中途感到不适,遂缩短行程入北平协和医院就医。鲍罗廷事先前来北平,车站相接,在驻美大使顾维钧的故居养病一时,终於翌年三月十二日逝於医院。送葬时鲍罗廷和加拉罕执绋於前。二人当时属意冯玉祥最是革命军总司令的理想人选。那时,冯玉祥与友军可有二十万之众,总部设张家口。友军的主力应是山西省的阎锡山,其主将傅作义早为国人所闻。
  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中国全国举哀。鲍罗廷建议苏俄在莫斯科设立孙逸仙大学,即中国习称的中山大学(孙大)可容学生三百多名,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招考了约半数,其他由黃浦,湘,滇,平,津,上海爭取。俄国大革命成功以后本设有东方劳动大学(被称东大)已有中国学生三十以上,皆於孙大开课后併入。孙大的校长拉狄克(Radek),也是犹裔,素与鲍罗廷相识。由於学生大半不懂俄文,故以英,德,法三国不同的语言教课,加上有译员相助,因此收效慢且微。国共两党於1927年分裂以后,孙大遂逐渐解体,大部分返国,少数返回东大或参加列宁学院。
  1925年,鲍罗廷扑扑北方与广州之间。此时蒋介石和许崇智担任情治,汪精卫任党主席,廖仲恺理财政,胡汉民负责外交。不久,许被贬,廖被刺死,胡汉民涉嫌亦被贬。汪精卫和鲍罗廷失和,決定出国考查,於是大权旁落蒋介石。此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可说错综复杂。
  1925年,上海工会发动了大罢工,据说策动者是陈独秀和李立三,五月三十日发生英,日纱厂枪杀中国工人事件。上海的工潮波及香港和广州。我这个十岁的小学生也随着煙台各中,小学,罢课遊行,队伍行经使馆区,高喊“英日惨杀同胞,各人性命不保,各界速起自救,实行经济绝交。
  北方的冯玉祥接受苏俄的军援早有传闻。冯夫人李德全倾向共产主义和亲苏,也是周知的事实。北伐的部署在即,如箭在弦。1926年年初,冯玉祥应邀访苏,鲍罗廷北上欲阻之。鲍罗廷抵北平后,才知冯已首途北上。鲍罗廷日夜兼程到外蒙,找到了冯玉祥,劝他整军,在北方对军阀发动攻击,但冯执意必待访莫斯科以后回来,再开始行动。时屆冬令,北国旅程艰辛,远途跋涉,结果劳而无功,遂怏然返回广州。
  国共合作,开始北伐,端赖鲍罗廷智慧的折衷。
  同年(1926)七月,广州誓师,此时冯玉祥已返回,蒋介石任总司令,鲍罗廷任总参谋,唐生智投入革命阵营,北伐军自两万突然增至七万人。
  记得,家中客房里有一张北伐军阵营的总图,共分成四个集团,司令是:蒋介石,冯玉祥,唐生智和李济琛。各集团军司令以下的长官及军力都有详载。访客读之,无不兴高采烈,寄予厚望。
  北伐军到处,敌败如山倒,真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九月,军力抵长江边,十月攻克武汉。此时北伐军已达十五万人。
  次年即1927年的大事已逐月述於前,不再多赘。
  史命不可违,鲍罗廷不可能掩盖那电报的存在,因它在印度人罗易手中。他既无力挽救国,共分裂的风暴,不免有些灰心丧志。此时汪精卫,宋庆龄等北上去见已经访苏完成返回的冯玉祥,促成蒋,冯两人在徐州的会议。会中決定国民党內的团结,消灭苏俄在中国的影响,並驱逐鲍罗廷。
  鲍夫人向居广州,自1926年十二月鲍罗廷随军进入汉口接受三十万市民的欢迎后,华中形势渐趋稳定。次年二月她北上,经上海去汉口,不意途中为人识出,那正在北撤的直鲁联军(张作霖,张宗昌部)将她逮捕,在北平拘禁四个月,经法庭侦讯,被判无罪释放。正在自命为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闻讯,大发雷霆,先捉法官,他已在逃,再捉鲍夫人。时她藏於某西宅,乔扮修女经天津乘俄轮经海参威返国而去,此为当时的新闻报导,事实上是取道外蒙返国的。此时正好鲍罗廷已被驱逐,张作霖对之便不再予追究了。张之被炸死是次年(1928)六月间的事。
  1927年八月,鲍罗廷启程返国,同行者三十余人,除了随员,有陈友仁的两个儿子和前赴苏俄读书的学生。一行搭陇海铁路,在陕州下车,換乘汽车三部,约一周,抵宁夏(今银川),九月五日上路,到乌兰巴托约一千英里,冯军至此不再护送。十天后进入大戈壁,车行似蝸牛,有时须人推或驼拉,日间甚热,夜间奇寒,水草不复见,人煙稀少,月底始入俄境。
  1928年,史达林和托罗斯基在政治斗爭已告落幕。托初亡命中央亚细亚和土耳其,最后远遁墨西哥首都,仍在著书立说。史达林恶之,遣特务追蹤,用利斧将他的头颅削去其半而惨死,是年六十一岁,时在1940年。史与托同庚,生於1874年,即光绪五年。
  近代政论家将“马恩列史”四人联在一起,似乎应该加上“托”才符史实。马,恩应自成一组。马,恩两人志同道合,有生死之交。马克斯生於1818年(清嘉庆二十三年)比恩年长两岁。马於三十三岁获哲学博士学位。恩出身纺织品制造富有之家,自幼浏览群籍:人类学,外交史,文学及宗教史,与马共同撰写“共产党宣言”。两人皆出生德国,犹裔,用犹太话(Yiddish)交谈,益增其情谊。马以穷博士身分流亡伦敦整三十年,且有六个正待供养的子女。若非同时期也被迫出亡居住伦敦,但负有在伦敦经营纺织品富家子弟恩格斯的继续支持,绝不会活到六十五岁才死去。恩比马多活了十二年,故於1896年。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由恩格斯共同执笔並由恩出资出版。相传马的某些著作不但是在他故后出版,其中也有马的授意全部出自恩的手笔。所以这两位哲学家,政论家,作家,出版家应予同列。列宁和史达林仅限偏重俄国大革命的领导工作,加上托罗斯基,三人应该是列一起。
  列宁生於1870年,比中山先生晚四年。列宁在二十三岁入党,时马克思已逝世十年,此时恩格斯七十三岁,已屆垂老之年,且远在伦敦,列宁入党两年后即被捕,又两年后被放逐西伯利亚,因此列宁不会见过恩格斯。列宁逝於1924年一月,享年仅五十四岁,中山先生次年病逝,享年五十九岁。可能由於“成王败寇”的惯例,托罗斯基不得与“列史”同列。事实上这位一度被称为红军统帅的政论家,只凭他那超凡的智慧和组织能力在列宁的领导下能将民众组成一支強大无比的力量将具历史三百年的罗曼诺夫(Romanov)王朝推翻,且领导红军在西伯利亚与正规的白军作战两年之久,卒能取得最后胜利,绝非等閒可比。托之被贬,被放逐由於政爭失败,非因他是犹裔。
  鲍罗廷不曾介入史,托之斗,故未卷入那可怖的政治旋涡中。他返国后显然在失意环境笼罩之下,此时不敢写书立论,终日读书下棋,似在韬光养晦。
  1929年,鲍罗廷被指派在一间木材兼造纸的产销机构里工作,继任劳工局的政委。此时鲍夫人在莫斯科从事教授英语和德语工作,两儿子於长大后先后入军校及大学,其一於二次大战战死疆场,另一从事新闻工作。
  1930年,派赴中国的苏俄公使加拉罕和前孙逸仙大学校长拉狄克皆被整肃,此后去向不明。这是史达林发动的第一次大整肃,受害人数在百万以上。
  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始於1928年,目标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两年后预感必将失败,鲍罗廷被委任向西方国家征选及招待专家的重任。1932年,鲍担任莫斯科真理报英文版的编辑。
  思想左倾,出身燕京大学及北平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的李德全,后来做了冯玉祥夫人,首先访问了俄国,后来冯玉祥才做了访问。鲍罗廷认为冯是最接近农民而平民化的典型军人,故应为革命军的领导人而非蒋介石。1927年九月攜两女儿陪孙夫人宋庆龄经海参威前往莫斯科的陈友仁原来是北平某英文报的编辑,当年必是由於在语言沟通上沒有障碍,因此鲍罗廷当时最接近的除了中山先生外,还有廖仲恺,宋庆龄,陈友仁等人。宋庆龄在西伯利亚各站接受民众的献花,她在满面堆着笑容中透过翻译致谢词,与代表们逐一握手。但这种热烈场面入莫斯科后即化为乌有。前面写过,陈友仁的两个儿子已随鲍罗廷先行北上,一家人应在莫斯科相遇,但陈夫人何往,或已不在人世?大惊小怪的新闻界又做了一次对宋,陈关系沒根据的流言蜚语。
  陈友仁偕女儿陪着宋庆龄在莫斯科同看一场芭蕾舞剧“红罂粟花”其內容某段寓意:俄国人高大文雅,中国人矮小贫穷。至少陈友仁认为革命后的俄国並非“平等待我的民族”不久离开莫斯科前去巴黎。后来他做何事居住何地竟查不出。只知珍珠港事变时陈友仁在香港,他不肯事敌前到南京去当汉奸,不顾日方的威胁利诱,终於1944年病故上海。二次大战期间,宋庆龄在重庆与宋氏姊妹聚首多年,支持救国运动和中共区的医药支援,1949年应友好之邀自香港返国,1981年膺任国家副主席直到逝世。


宋庆龄和陈友仁於莫斯科中山大学

  1930年冯玉祥所部和中央军发生冲突,他遂下野隐居,读书於泰山之侧。胜利后,奉派美国考查水利,返途乘俄轮於放映影片时失慎火焚而死。是否其中早有预谋?倘他果如鲍罗廷初时的愿望,在北方首先发动革命之战,后来的中国必有另番景像。
  记忆所及,中共的元老瞿秋白和鲁迅俱逝於中日战爭前。一度国民党主席汪精卫於1939年出任南京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病故於胜利以前。一度中共的党主席张国焘於北伐期间在苏俄深造,1931年返国,参加长征,毛泽东领导的人马先入陕北,张领导的去西南近西藏,终入陕与毛合流,两人互爭领导,终败於毛。张国焘在二次大战时住重庆,1949年居香港,移民加拿大,1979年逝世。
  二次大战终后,以色列立国,首任驻俄大使是俄国乌克兰出生的梅耶夫人(Golda Meir)。1949年她抵莫斯科,不料前赴机场欢迎的犹太人多至五万人。史达林顿起疑心,认为在俄国的犹太人全部忠於以色列,遂大捕犹裔政要,此后有关鲍罗廷的消息寂然。1953年,纽约时报的驻俄记者H. Salisbury到处查访,终究得到了消息和确据:鲍罗廷被史达林放逐,远去西伯利亚最寒冷之地亚库次克(Yakutsk),並於两年前即1951年,死於集中营,享年六十七岁。那记者的查访工作始於史达林死后,否则他终不肯甘冒危险。史达林逝於1953年三月。
  鲍罗廷继续中山先生未完成的工作两年余,他对国,共两党的贡献至为显明。但对他的功过和予中国利弊的评价必因人而異。“史可信亦不可信!”大凡一个人的身世,思想,作为,本人写自传与他人所撰写的必然有不同的地方。本文取材中,英著作都有,是否全部正确?加上有“拆东牆补西壁”的缺陷和短处。贤明的读者当必有所棄摘。
  今日国共两党的人各非当年原有的精英。第二代或身为接棒人是否会想到:应该派遣代表到鲍罗廷的墓前献花一束,借表敬悼思念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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