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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言道,乃常道

谢锡命

 

  诗话类编载有一则趣事,言某文士得村人送枇杷果,赠帖误书为“琵琶”,於是与友人戏言间,你一言我一句地並作一诗:

琵琶不是这枇杷,只为当年识字差,
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萧管尽开花。

  这虽是谐笑话,但提出“名”与“实”的对应关系,卻是个极严肃问题。孔子主张“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世上“名”不符“实”的事很多,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里,爭议最多,说得很玄,很虛,与“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名”,就是─“道”。


老子画像

  古代傑出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约公元前570-470),他用韻文形式,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以隐世智者的聪睿,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动盪时代,独自向宇宙的本源深思探索,第一个有系统地讨论“道”这一天地间的奧秘,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中,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拓荒者。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后人对这句话,作了各种不同解释。或说:“道是可以说的,(但它是那么深隐幽冥),用语言表达,卻不就是那永恆的道了。”又或说:“道可以这样说明:道是非常的,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
  何以产生歧义?因老子给道下的定义,本来就捉摸不透。他说:太初有道,有一个混沌的“什么”(?),先天地存在,无声音,沒形体,独立不改,我不知其名,姑且称为“道”;又说:这道非耳目感触能知,“惚兮恍兮”,总有那么一个“物”存在,那是信实的。
  正因为如此,唯物论者,根据老子说“道法自然”(道的法则来於自然),称他为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始祖;唯心论者,又根据他说“有生於无”,视他为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道学,尊他为这门学说的奠基人;道教,又将他神化,奉之为教祖,“太上老君”。历代儒,释,道都从他的理念各取所需,吸纳思想营养。老子的“道”,沒有真道所应具备的独一性,明确性与纯洁性。
  老子虽睿智过人,但人岂能穷尽圣经那位至高者无穷的智慧!祂“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那时“谁与我〔神〕同在呢?”(以赛亚书44:24)造物主奇伟的创造,考问世人,人怎能答其万一?比老子晚生一百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说了一句中肯的话:人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自知自己无知”。对永恆的“道”,人必须自知自己无知,正如圣经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蹤跡,何其难寻!”(罗马书11:33)老子的“道”虽然充满辩证法,不乏“无为而无不为”之类的哲人妙语,但属“琵琶不是这枇杷”,決非生命之道。
  儒学务实,讲经世致用,从社会需要出发,也重视“道”,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孔子语)。所言道包括伦理道德,修心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也包括对宇宙本体,“天人合一”的探索。至今在不少中国人眼中,儒学仍是“民族的魂”。“五四”以来,革命的暴风雨,西方文化的浸染影响,儒学受到了排挤,甚至遭到否定一切的“批判”。对儒学应怎样看?圣经那位神要借着祂的话语作出最后的公正的评价。一切人类文明带来的进步,福祉是祂所赐;一切文化中的愚昧,落后,丑恶,是人的罪性的反映,是祂所不喜悅,所绝不容许的,因为妨碍人得拯救。“祂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祂的判断。”(诗篇105:7)。“神是公义的审判者”(诗篇7:11)我们有什么值得自恋的文化骄傲,文化情结放不下解不开,以致情愿拋棄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永生神的真道呢?
  儒家“道可道”,各道其道,“道”了几千年,这些东西成了人的“因袭重担”(鲁迅语),我们不必一一细说,只要看看儒家的“道统”论,就足已证明它不是使人得生命的道。
  唐朝大文学家韩愈(768-824)首倡“道统”论。他在原道中指出:道统就是尧传给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焉”。说“道统”自孟子后中断了一千年,言下之意,他自己是道统的复兴者。
  到了宋朝,程颐(1033-1107),程颢(1032-1085),朱熹(1130-1200)三位哲学家建立“程朱理学”,提出“理”为万物的本体。颢自称“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体贴出来”(上蔡语录卷上)。即是说,其学说是自己想出来的。他们道统观认为,孟轲之后,道统失传了,直到程颢才恢复过来(见程颐为程颢作的墓表)。把韩愈的“冠冕”摘下,封给程颢,道统的中断,又添二百余年。
  他们的学说是建立在四书五经这些人写的“经典”权威著作上;其传道谱系是根据谁解释才有合法性,权威性。由此看来,“道统”即“人统”,“学统”。圣经说:“主〔耶和华〕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虛妄的。”(哥林多前书3:20)他们虽探讨“天理”,但不可能懂“天理”;所提倡的“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慾”的论理教化,劝人为善的实际作用不大,反成了封建统治者利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清康熙皇帝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四书解义序)由此观之,所谓道统论,归根到底是为“政统”服务的。
  儒学之“道统”既是“人统”,“学统”,“政统”,显然不是永恆之“道”。神的“道”是“用祂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1:3),“万有都是本於祂,依靠祂,归於祂。”(罗马书11:36)是永远不会中断的!是拯救人类的。儒家的“道”同样是“琵琶不是这枇杷”,名与实相悖。
  老子也好,儒家也好,都是人凭自己的智慧寻“道”,只能是踏破铁蹄无觅处。
  然而,两千年前,比老子后五百年左右,使徒约翰(耶稣的十二位门徒之一),借着神的默示,明白主耶稣就是“道”,他当时是何等欢呼雀跃!在其约翰壹书一开头就说: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耶稣〕”,已为“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老子当年冥思苦想,“惚兮恍兮”地沉吟不绝,五百年后在地球的另一角─以色列,约翰兴高采烈,满怀信心,清清楚楚地(甚至高兴得喋喋不休)向全人类宣告这个极大的喜讯!
  神为使世人真正认识祂,以诸般的智慧,借着祂默示的圣经和独生子耶稣向人类启示自己,直接显示给他们看。过去人说“道”,只能是“非常道”;现在神直接显现,“道”自己言“道”,使我们真正了解永恆之道。人说的“道”与圣经所说的“道”,其主要区別在於:
  圣经说:“道〔耶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14)又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於神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於神”(约翰壹书4:2,3)。古今人们所说的“道”,都沒有这特质,所以不是出於神,不是真道。
  圣经说:这“道”是“生命之道”,与我们生命得救息息相关。主耶稣“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8)祂代赎了世人的罪,人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10)古今人所说的“道”,只是高高在上的“天帝”,或是神化了的“大自然”,沒有十字架的大爱,沒有恩典,沒有真理;老子所讲的“天道”,更是不仁不义无善无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指草做的狗)。
  圣经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12)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6:63)靠神赐圣灵的力量,能改变人的恶行,除去心中的污秽,以至成“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17)。儒道的“內圣外王”,靠的是人自己內心意志的力量,努力“修身”,以至向外—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教导,不无劝善戒恶的作用,但人类道德之每下愈況,已证明它不是活泼有生命的“道”,恰恰相反,随着物质欲氾滥,显得更加苍白无力了,清小说儒林外史里的假道学便是明证。现在的“新內圣外王”论,意欲依靠西学,激活儒学,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之光,创造“天人合一”的宇宙“新人”,否定只有耶稣宝血才能洗清人的罪这一条唯一得救之路,是切切行不通的。
  圣经还说:这“道”是历史作见证,有永远荣耀的:“大哉!敬虔的奧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摩太前书3:16)这见证包括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以及过去,现在生命起了变化的千千万万的“见证人”,所有这些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希伯来书12:1)!在约一千五百年內,由四十多位不同时代,不同身分的作者,在神的默示下写成的圣经,也为耶稣作见证(约翰福音5:39)。中华文化作为世界古代文明的分支,毫无疑问,有其光辉的一面。但她只是人的智慧结晶,不是来自造物主的救赎真理。好像蜡烛虽有光,但不是那太阳的光,在后者的无限光辉里,它必黯然失色。耶稣在世上时曾说:“我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8:12);这光不是自然之光,而是“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生命在祂〔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1:4)。这光不仅照耀以色列民族,同样是属於全人类的。因为圣经说:耶稣为罪人死了,又“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即以色列以外之世界各民族〕。”(使徒行传26:23)

  “请君莫奏前朝曲”(唐.刘禹锡“杂曲歌辞.杨柳枝”)。现在是福音向世界普传的时代,我们再不要抱残守旧。相反,要回转归向真道,归向耶稣。愿福音传遍全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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