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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克理:近代宣教先锋

稽谭

 

  沒有学位,沒有显赫的家世,沒有钱财和当权的朋友。出身贫苦的鞋匠学徒,竟把圣经翻译成二十多种语文,可以同威克里夫,马丁路德,廷岱勒並列;如果不是因为他属於非国教信徒,他可能跻身威斯敏司大教堂中。他也成为近代宣道的先锋。他的名言:“望神行大事,为神作大事“,扩大了基督徒的远象。这是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1761-1834)。

  他於1761年八月十七日生於英国保罗司浦(Paulerspury, Northamptonshire),父亲艾得门(Edmund Carey),出身织布匠;但颇通文字,改业国教会教区书记兼小学校长,学校就设在教堂旁边。
  威廉从小好学,跟父亲学习之外,他也自学拉丁文,並且对数学深有兴趣。十四岁的时候,父亲送他去到附近皮丁屯(Piddington),在尼高拉(Clarke Nichols)鞋店中,作鞋匠学徒。十八岁那年,有一天,他在镇上的商店买东西,在找回的零钱中,不慎接受了一枚假币;因为尼高拉也托他顺便买点什么,他就把那假币放在店主找回的零钱中。尼高拉质问他;不善说谎的威廉,承认那原是自己的。错事被人发现后,心中甚为不安。有个先进的学徒青年华尔(John Warr),看出他心中的不安,把福音介绍给他。他参加非国教者的聚会,渐渐明白圣经的真理,他重生了,在神面前祷告,认罪,悔改。
  在工作余暇,威廉从尼高拉收藏的书架上,读圣经和属灵书籍。他也向一名织布匠钟斯(Tom Jones)学习希腊文,並读原文新约。他的信心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一切以“经上记着说”为依归。威廉发现自己有语言的恩赐,一种语言在一两年內即可精通。他又学了希伯来文,和几种现代欧洲语文,包括德文,法文,荷兰文和意大利文。
  鞋店的情形改变了。尼高拉忽然染病去世;寡妇的表弟欧勒德(Thomas Old),是威廉一同聚会的,接管了鞋店。新店主的妻妹多莉(Dolly Plackett),也在聚会中相识。1781年六月十日,威廉同多莉结婚,新娘比他大几岁。婚后他们租一个很小的村舍居住,生活简朴,卻甚快乐。威廉成为受欢迎的讲员,在邻近社区的非国教教会中讲道。他自己也受浸成为浸会信徒。
  1783年,欧勒德去世了,遗下孀妻和四个孩子,需要威廉克理照顾。他承受了一个鞋店,需要在雨中雪里奔走找生意;更加上受到贫病交迫的试炼。他生了重病,几乎死亡;后来终於好了,头发卻脫落甚多:刚过二十岁的年轻人,就已经童山濯濯。
  为了经济的压迫,晚上在店里教导学生以增加收入;架上陈列着书籍,壁上挂着地图。朋友们戏称之为“克理学院”。那是名副其实的“学店”,学校就在小店中;但他不是卖文凭的那种人。他越研究世界地理,越感到把福音真光照进黑暗的负担。
  在教会的讨论中,他觉得主耶稣的“大使命”,不应该随使徒们的逝世而结束。他在寝室的壁上,挂满世界地图,並且标识着城市,人口,和宗教。他天天为了失丧的灵魂祷告。这个小人物的心,扩展到广大的世界。同时,照着神所给他的異象,积极准备自己。打从1783年开始,他就是浸礼会的会友;1787年,被按立为家乡附近一个教会的牧师,仍然兼作制鞋业。但他早已预备好福音的鞋了。
  1789年,克理受聘任莱斯特(Leicester)浸信会牧师。三年后,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感受到他对於福音的负担,出资帮助他印发一本小冊子,名为基督徒应尽力传福音使外邦人归正。书中说到世界上有76%的人,还沒有听到过福音:“我们要为主积极出去,到所有的地方,直到每个关闭的门敞开。”
  那年,北翰浦屯(North Hamptonshire)浸联会开年会,他在会中分发那小冊子,並向大会提议讨论“大使命”。当时的大会主席赖兰长老(John C Ryland),倚老卖老,当众教训他说:“年轻人,坐下!当神要叫外邦人悔改的时候,祂知道怎样去作,用不着你我操心。”
  不过,克理並沒有长久安坐不动。渐渐有些教牧同意他的主张。他进一步联合十二位教牧,组成英国浸礼会宣道协会,会员缴纳会费,支持国外宣教工作。
  1792年五月三十日,法国正在革命的边缘。在北翰浦屯区浸联会中,克理宣讲了一篇划时代的信息,经文取自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2至3节:

  要扩张你帐幕之地,
  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
  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
  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
  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
  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信息结束时的名言:“望神作大事,为神作大事”,为许多人辗转传诵。
  少年的约翰赖兰震动的说:“克理兄,我想,你确切证实我们忽略了神的事工。”
  不过,看来又要像许多这样的教会会议一样,大家感而不动,聚会将要悄然结束。
  克理再站起来讲话,指责与会者,像窥探迦南应许之地的探子们,不採取行动前去得地。
  主席福勒(Andrew Fuller)感觉到震动,有压在身上的责任,使他宣佈继续开会讨论。
  克理把“绳子”的比喻,作了一个延伸:印度是幽暗而深不可测的矿坑,他愿意去救那些将沉沦的灵魂;但谁愿意在地面上拉住那绳子?福勒当仁不让的承诺拉住绳子。言出有信,福勒始终支持差会的工作。
  近代宣教运动的火焰燃起了!
  这个新差会的宣教基金在哪里?收集了十三英磅的自由奉献,其中有克理售卖小冊子的收入一镑。
  “谁可以为我们去呢?”宣教士在哪里?
  有个多马(John Thomas)医生,曾在印度住过五年,並懂得孟加拉语,在伦敦听到这个消息,志愿奉差遣前往;推动成立差会的克理,愿意作多马的助手。
   1793年,新差会派遣多马医生和克理,到印度加尔各答。克理的妻子多莉,起初对印度闻而生畏,拒绝与丈夫同行;后来经多马医生劝说,才答应同去,但为了照管四个孩子,要求带她的妹妹凯蒂(Kitty)同去。
  船票的费用增加了那么多!但福勒如诺负责筹维。
  经过许多周折,1793年六月十三日,威廉克理一家和多马医生乘丹麦轮船马利亚公主号Kron Princessa Maria),离英驶向加尔各答。
  登船后,发现船长对宣教士甚为友善敬重,给克理家最大最好的舱房,他们可以聚会,並常有十多名船员参加。船长与他们同桌进餐,殷切关注他们的生活。这真是意外的惊喜。在船上,多马教导克理基本的孟加拉语。他们更计画到把圣经翻译成孟加拉文。
  航行遇到过风暴,绕过好望角,近六个月后,才抵达加尔各答。
  初抵印度,生活甚难适应。所请一个印度语文教师,提议申请政府的屯垦土地,在那里建立信徒聚居的社区。克理认为是好主意,就去到丛林边缘,开始搭造竹屋。但他妻子知道丛林中有虎和毒蛇,惧怕不肯住在那里,只得放棄。
  远离家乡的克理,正在进退维谷之间,多马医生忽然写信告诉他,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在莫奈巴提(Mudnabati)蓝靛制作厂,需要一名监督。那里是比较开发的城镇,居住环境也好,多莉感觉满意。只是凯蒂认识了一个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职员,二人相恋而预备结婚,不能同克理家迁往莫奈巴提;好在他们不难找到佣人帮助家事。
  次年,克理因在经济上已经能夠自给,写信给差会请求停止经济支援。他的工作不甚繁重,又有季节性,能夠有时间讲道,教导,並开始翻译圣经成孟加拉文;他们的家有个相当大的园子,可以种植克理所喜爱收集的植物。
  不过,多莉感觉孤单,又不喜欢印度人,时常抱怨不满。加以悲剧临到:他们五岁的儿子彼得,忽然染上霍乱,不久就去世了。多莉甚为悲伤,渐渐精神失常:她怀疑丈夫与许多妇人有染,向孩子们说威廉的坏话,都是出於幻想;她又嫉妒,有时更威胁伤害威廉。多马医生长久观察的结果,认为应该禁止她自由,关闭在房间內,昼夜需要人看守。但她时常喊叫,扰乱。在那样的环境下,威廉仍然能夠进行译经工作不辍。孟加拉文的新约完成了。他学习了印地文,又学习梵文,作为了解多种印度语文的基础。
  威廉蓝靛工场的总监厄德尼(George Udny),是关心威廉的朋友。他给予威廉工作上的方便,更欣赏威廉奉献译经的心志,讚扬其成就。威廉颓丧的说:“但怎样出版呢?”
  有一天,厄德尼欢喜的告诉威廉:“在加尔各答有一个印刷厂!”但要多少钱?钱从哪里来?
  厄德尼说:“不必担心,算是我给你们差会的礼物。”
  威廉去加尔各答买备了印刷用品,油墨,纸张;不过,有了机器,谁来操作?
  1799年,实际统治印度的东印度公司,来了威勒斯利三兄弟:查理(Richard Wellesley)为新任总督;弟弟亨利(Henry)是他的私人秘书,另外一个弟弟亚瑟(Arthur)主持军事(后来的威灵顿公爵)。他们对宣教工作不表同情。
  同年五月,厄德尼来访,告诉威廉,因为蓝靛市场不振,莫奈巴提工场将关闭,公司到八月以后,将不能再支持威廉。
  约在同一时间,威廉收到一封信,是去年十月自英国寄出的:有个华德(William Ward, 1769-1823),擅於印刷,曾听过威廉讲印度宣教事工;差会於十月十六日接纳他的申请,派他来帮助威廉克理。因为英国当局不欢迎宣教士,近加尔各答的丹麦殖民地塞兰坡(Serampur)总督璧伊上校(Colonel Bie),发给他丹麦护照,並欢迎他们同去永久居留。
  持丹麦护照的华德,顺利的来到英国殖民地区,正好帮助克理搬家。厄德尼来通知克理,他奉调到加尔各答,任东印度公司的理事。看到神及时的预备,和奇妙引导,大家一同希奇感谢主。
  1800年一月一日,威廉克理全家和所有印刷设备,装载上船,移往塞兰坡。在那里,有前莫拉维亚差会失败遗留下的会所,並有学校,总督璧伊拨给他们应用;给他们地设立印刷厂房,並把政府的文件交他们印刷;每到主日则让他们使用总督府邸,作为教会聚集的所在。总督自己,也在座听克理讲道。
  接着,差会派来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和其他三个家庭,与克理同工。马士曼出身织布工人,继为教师多年,也是语文学者。因英浸宣会支持的经费有限,马士曼夫妇创立了三所学校,二所教导欧洲人子弟,璧伊送丹麦学童去读书。所得学费全帮助宣道;一所免费学校为印度儿童。
  三月中,七十二岁的璧伊上校,为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庭举行正式宴会;教士夫人们用椅轿迎迓抬进总督府第,宴会长达二小时。他们感到所受的待遇,与本国的政客有何等不同!
  那年五月,印刷了孟加拉文圣经第一页,那也是宣教事工的新页。
  克理的孩子们,因为母亲多莉诋毀父亲威廉,威廉则忙碌无暇照顾,变成对福音全无兴趣。马士曼夫人要他们入学,对他们严加管教,渐渐正常;华德则给他们溫和耐心属灵辅导,先后清楚悔改重生皈主。威廉非常欢喜,以华德为他们属灵的父亲。同年十月,威廉的长子非力斯(Felix),以孟加拉语作第一次的讲道。
  180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培勒(Krishna Pal)悔改归正,成为第一名印度基督徒,由多马医生和非力斯,进到河中,为他施行浸礼;胡扶立(Hooghly)河岸边,有许多印度人希奇旁观,璧伊总督欢欣的流着淚。由於培勒的见证,他的亲人中有三人相继皈主。
  1801年三月,孟加拉文新约圣经出版,塞兰坡差会举行特別感恩聚会。威廉克理讲道:“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西三:16)。马士曼特地作了一首诗歌。在场有四名受浸的孟加拉信徒。他们寄一百本初版的新约,给英国浸礼会差会主席富勒(Andrew Fuller);富勒欢然呈献一本给英王。璧伊上校买了第一本孟加拉文新约圣经,呈献给丹麦国王。
  威勒斯利总督,虽然对非国教教会的宣教事工,不肯予以赞助,但对於英国公务员文化程度的低落,深以为是统治者的恥辱:自己沒有文化,怎能夠管理教化別人?因此,他授权由在加尔各答英国国教会的布朗牧师(David Brown),协同步凯南牧师(Claudius Buchanan),筹画设立“东方的牛津大学”,定名威廉堡学院(Fort William College)。四月八日,克理收到布朗的来信,延聘他为威廉堡学院的孟加拉文教授,月薪为一千卢布。四天后,布朗由璧伊上校陪同,亲来访问克理。
  克理谈起他的抱负和计画:目前孟加拉文旧约圣经,也已经大部译成;如果神假以年,将继续把全部圣经翻译为孟加拉文之外,还有北印地文(Hindi),阿萨姆文(Assamese),及欧利亚文(Oriya),玛拉得文(Marthi),旁雅部文(Punjabi),谷雅拉(GujRti)文,泰鲁固(Telugu),加纳来文(Kanarese),更要把全部圣经译为最重要的经典文字梵文(Sanskrit),因为梵文是印度文化之母。布朗听了这闻所未闻的伟大计画,大为惊異,以为克理是最合格的教授人选。只是克理坚定持守他的浸礼会信仰;威勒斯利总督以为,牛津大学从来不接受非国教会的教授;布朗和步凯南则说,如果你要最好的人才,克理确是全印度第一,可能是世界第一的语文学者。折衷的办法是:给克理以讲师职位,月薪当然也減低为五百卢布。克理为了福音,不是计较名位的人,以为能夠读些孟加拉文的新约给学生,是一大乐事,並且希望影能夠响未来公务员的信仰,就欣然接受了。
  於是,他礼拜二,去加尔各答的学院,工作到礼拜五,回塞兰坡;在授课之外,还有个別指导。后来,因为考布鲁克(Colebrooke)法官从梵文教师退休,克理接过他的工作,又加教玛拉得文;在1806年,成为东方语文的正教授;並且政府所有的重要文告,要先给克理审阅才可以发表。他事繁而不匆忙,前后继续了三十年之久;以所得薪资,加上马士曼学校每月达二千卢布的学费收入,都集中用於支持宣教事工,並增加印刷设备,后来发展了二十六个教会,一百二十六所学校,学生达一万余名。
  他们的印刷厂,颇具规模,印发圣经及书籍,工作人员达到五十余人。並设有在当地自造纸张的工厂,只有高级纸张需要从英国进口。华德学过印刷及新闻,后奉献勤修神学,参与宣道事工;是傑出的印刷者,善於管理经营。三人同心合意,配搭洽当,是最理想的团队,建立美好的见证,被称为“塞兰坡三子”(Serampore Trio)。英国傑出政治家,国会议员兼人权运动者卫博福(William Wilberforce),称之为“英国的殊荣”。后来英国浸礼会差会老一代的主持人逝去,新起一代的人,以先人的血汗辛劳,建立自己的光荣,对工场情況全无了解,也不求了解,反而发号施令,爭权攘利;使克理等人时觉掣肘。
  克理並将部分圣经译成其他二十九种语文及方言,又编订六种不同语文的文法及字典。加上与马士曼合译的,使印度共有四十四种圣经译本。他们也把印度文学中的名著史诗,译为英文介绍给西方。
  1802年,克理为第一名婆罗门阶级的印度人施浸,也为一名回教徒施浸。是福音进入各阶层结果子的新里程碑。他不仅自己传福音,更鼓励印度信徒作宣教士;这在当时是崭新的宣教战略观念。为了促进文化和社会福利,他首创印度的医药宣教事工,储蓄银行,並神学院,女童学校,和孟加拉文报纸。他也建立了印度第一所现代印刷所,造纸厂,和蒸气火车。他也翻译西方的农业及园艺书籍介绍到印度,並推广农业改良试验;於1820年,成立了印度农艺学会。由於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圣经和文字宣道,总体的宣道战略,基督徒小群发展到数千人了,很多属於高阶级。多种译文圣经出版以后,传播速度和深度,更急剧增加。
  1805年,订立了“塞兰坡公约”(Serampore Compact),表述宣教会的異象和规律,成为后来差会效法的榜样。其中特別申明:

宣教士必须时时以人不朽的灵魂为念,坚持異教徒归主的目标。
要了解異教徒的信仰,才可进而折服他们。
必须不忘记宣讲“基督钉十字架”救赎罪人的信息。
栽培新信徒,教导他们当尽的责任。
培养本地人的恩赐,任用本地教牧,鼓励本地宣教士。
必须把圣经译成所有的语文。
宣教士们自己必须热切恒久的祷告。
必须为了事工的目标,无保留的奉献,绝不想到自己,物质,或家庭。

  1806年,有一位语文学者拉撒(Joannes Lassar),从澳门来到,有福音远象的塞兰坡福音站,立即延聘他教导中文。有些人为了好奇来学习;马士曼卻认真的和孩子们一同研究,因为他有语文恩赐,极快有成就。结果,他翻译了第一本归正教的中文圣经,於1822年出版,称为“马士曼译本”。后来,他也翻译了一些中国文学作品。
  威勒斯利总督听闻印度有献女婴祭河的事,嘱克理调查。克理列举事实,作成报告。总督看了,以为那是犯杀人罪,立即下令禁止。
  1807年,克理获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授予名誉神学博士(D.D.)学位。同年,他的妻子多莉去世。克理按立他儿子非力斯为牧师,往缅甸宣教。另一儿子雅比斯(Jabez)往摩鹿加群岛宣教;幼子维理(Willy),在塞兰坡北的区域作宣教工作。
  1813年,塞兰坡宣教站的人员达到二百名,有十部印刷机忙於工作。
  克理关心社会问题。印度有个传统的恶俗,就是把寡妇用火烧死,给亡夫殉葬,称为“苏替”(Suttee, 梵文作Sati);他亲见之后,深痛恶绝,以为是极不人道。他收集事实,统计单在加尔各答及近郊三十哩范围內,一年之內就有438名寡妇被活活烧死!他得到了政府,和印度“大圣人”泰戈尔(Maharidhi Debendranath Tagore,诺贝尔文学奖诗人泰戈尔的父亲)的支持,於1829年,政府正式禁除这恶俗。
  1823年,英国浸礼会宣教差会的当事者,诬蔑马士曼财务不清,克理力证其无辜,而不被接受。六十六岁的克理,愤然拒绝接受他帮助设立的差会继续支助。不久,他们经过律师合法转移一切物业,归於英国浸联差会,个人一无所有。

  1834年六月九日,威廉克理服事了远方的人四十二年后,在印度塞兰坡逝世。
  他的宣教行动,激励后来宣教差会相继建立。因为他编写了孟加拉文字典及文法书,被尊为“孟加拉文之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於1913年,成为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人;他的得奖作品是诗祭Gitanjali),是用孟加拉文写成,並自己译为英文。

  这位印度的使徒威廉克理,为了遵行主的“大使命”,作近代宣教的先锋,把一生奉献给遙远神秘的印度次大陆。环境是那么困难,成就是那么大,更有长远的影响,喚醒了教会,注意从事宣教运动,所结累代的果子,无法数计。在他长臥之处的墓碑上,卻写着:

  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
  我落在主慈爱的臂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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