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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笼里的悲歌(下)

殷颖

 

  我们这一批“匪谍”当时被关押在马公镇的天后宮,我是关在右手的一间侧廂里,囚室被编为四号。小小一间囚室挤了六七个人。
  问案时多半在深夜,如在夜半呼叫你的名字,这人便会押到地下室中去侦讯,有的是两天或三四天,也有的要一个星期。
  除了各种刑罚外,都用疲劳审讯。在囚犯头上悬一个大电灯泡,由几个侦讯人员轮番疲劳审讯,受审的囚犯在审讯完毕拖回囚室时,倒头便睡,会一连几天都无法醒来。而半夜提讯时,是由我们这间囚室后面的侧门押出去,这扇木制的旧式庙门,拉开时会发出吱吱吱,慑人心魄的刺耳尖声,囚犯们听了便觉肝胆俱裂,心神丧失。
  我在获释后的几十年中,不时还会突然夜半由梦中惊醒,隐约再听到这种鬼魅似的开门声,心中会砰砰地惊怵不已。

阴湿防空洞的地牢況味

  在马公天后宮的审讯告一段落,我们这批人犯便要移往別处关押,好腾出囚室来容纳新囚。

  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已睡下了,突然由值班卫兵宣布命令,各人要收拾好行李待命。随后双手被反绑,又用黑布将双眼蒙住,然后押上汽车,气氛十分诡異与恐怖。大家心中盘算着,很可能要丟到海中去餵鱼了。
  汽车在马公岛上行驶了很久,最后被押到一处从前日军存放弹药的山內防空洞中。洞內伸手不见五指,只点着一盏小煤油灯,恰似荧荧的鬼火。洞壁上阴溼滴水,地上铺了一层稻草,伸手一摸,好像被露水打过。我们便在这口洞中,度过了大约两个月的时光。
  由於此案已结,不再提讯,这批犯人便形同棄置。每一二日,才会送来一桶水,半箩筐冷饭。饭来时大家都爭相抢食。
  我因想到他们都已问成匪谍,我卻並未名列案中,心中存着也许会提早获释的侥倖,便不去抢这一把饭。但几个月下来,便因严重营养匮乏,而导致了各种疾病,並留下终身的残疾。

  这间洞中后来关进了一位青年军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状如五六十岁的老人。他穿的一件脏破军服上,爬满了蝨子。后来,拿出去用火点燃,如同放爆竹一样,响个不停。这位不知名的受难青年,不久便倒毙在洞中。

  关在防空洞的日子,每週有一天可以到洞外去“放风”,但只有十分钟。当我由洞口走出,看到围牆內切割出来的一块天空,觉得那块天空真蓝,真美。我从未看见过这样美丽的蓝天,而由高牆外探进来的几片树上的绿叶,更是一个奇蹟。
  由那一刻,我才体验到自由的可贵。而当我们互看对方的人时,更惊異地发现,好像是由地狱里刚刚出来的鬼魅,脸上布满了一层黑煙,面目被涂抹得不成人形。因为那盏昼夜燃烧鬼火似的煤油灯,用煤煙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绘制了一副猙狞可怖的面孔。

大直的新生总队 临时管训营

  由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正式判为“政治思想犯”之后,我们这一行人犯,便被押送到“新生总队”(当局以“新生”为思想犯定名,意指思想的改造。並採用新生报报头的两个书写的字体,作为“新生”的符号。)去接受感训了,刑期是两年。那时,绿岛的囚室尚未建好,我们便被送往台北大直的一所国民学校去管训。
  当时在大直的那所国民学校中,设了三个大队:以我们这一批“政治思想犯”做为主干,便编成了第一大队的第一中队,算是刑期较短的思想犯。第二大队为山东流亡学生;第三大队则是由金门战役中俘获的共军俘虏,称为匪俘。后来这批匪俘在管训一段时间后,当局用小船将他们遣返大陆。此一举措也使人十分纳闷,将共军俘虏遣返,应属一种“统战”的善意吧。果如此,便应在遣返之前好好地善待他们,以示宽大。但实际上卻刚刚相反,这些在医院中疗伤的匪俘,与政治思想犯一样,受尽虐待与歧视。医疗,伙食与国军病患有显著的差別待遇。所以这些匪俘在遣返时,都满怀怨恨而去。当局的这种作法,实在令人不解。

  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人才济济,有不少是教授,立法委员,与国大代表等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戏剧界名人丁伯駪,马公中学校长孙鸣等。而孙鸣是当时风头最健的人物,因为所有新生训导的教材,如三民主义国父遗教等讲义,均由他编撰。由於“新生训导处”的人才不足,在新生大队中担任辅导的干事们,更是无知与低能;故不得不就地取材,由新生犯人自己编纂教材,给自己感训。在新生训导处感训授课的教师中,唯一的知名人物为任卓宣(叶青),他有一本名著毛泽东批判,也列为教材,其余均乏善可陈。孙鸣获释后,开设了台北早期最著名的“志成补习班”,而大发利市。他后来还当选了早期的台北市议员。

  第一大队的第八中队,为女生中队,当时著名的舞蹈家蔡瑞月,便名列其中。

匪俘与“政治思想犯”

  我由被捕到判定为“政治思想犯”,在移送管训之前,一直抱有一个希望,总以为有提前获释的可能。但后来案情有变,大家都不是匪谍了,而我这“思想前进”的罪名,卻刚刚适合作为“政治思想犯”,便也判了两年的感训。

  我在羁押期间,特別是在关进防空洞中的那两个月,经常在飢饿状态中,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长久以来抱持的希望又破灭,所以一到达新生大队,我便病倒了。
  最初是感染了当时流行的痢疾,后来便发觉自腰部以下半身麻痺,双目不能视物,腳趾尖的神经末梢剧痛,如同刀割,且痛楚延续不止。痛到无法忍受时,新生大队便将我送到了专收匪谍与匪俘的一所陆军医院,在台北三峡镇。在那里,医院为我注射一针吗啡,能维持止痛半小时。这种神经末梢炎与视神经炎的病因,便是长期缺乏营养所致。如能及时注射及服用维生素B1,便可以改善。但当时的陆军医院,医药缺乏,这类针药绝对轮不到政治思想犯的身上。所以只能在院中休养,仅服用台糖公司出的一种穀糠丸,据说其中有一些维他命B1的成分。

  关押的病室中,除了政治思想犯之外,其余的多半是金门战役中负伤的战俘。而我们的身分,在医院中更得到确认。我的床头上掛了一个牌子,上面写“政治思想犯殷颖”,而隔床上的牌子便写着“匪俘XXX”,触目惊心,随时提醒你自己的身分。
  医生看病也如同问案,橫眉豎目,根本不理会病患陈述的病情。护理人员更是作威作福,毫无医德可言,其态度之恶劣,比狱卒有过之而无不及。

圣经支持我走出苦难

  在三峡的囚犯病患,后来被转移到基隆狮球岭的一处陆军医院,在那里进入了另一个天地。
  以往的病号仅限匪俘与政治思想犯,新病房上的牌子则是“罪犯病室”,里面收容的病患,是由各地监牢中送来的各类罪犯。其中有贪污犯,小偷,杀人犯,以及二二八关押的囚犯,形形色色,洋洋大观。

  在这许多不同种类的罪犯病号中,似乎每一种罪犯的身分,都比我这个政治思想犯高一等。人人都对我避而远之,好像我有可怕的传染病。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中,谁敢沾上匪谍的边?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些罪犯中,卻真的有传染病。在1950年代,最可怕的传染病是肺结核,有不少囚犯是到肺痨末期才送来的;病人只要咳一咳,便会吐出半盆腥血,与几块溃烂的肺叶来,这种病号不久便会送到太平间去了。
  我在这个病室中待了两个月之后,便感染了肺病,使我的心情沉到了谷底。

  我罹患的末梢神经炎,双足踏在地上,便痛疼难禁,步履维艰。后来再染上肺痨,生机十分渺茫。我在住院时,几度想到要结束这痛苦的生命,如非我有信仰支持,绝不可能生离这所医院。
  在罪犯病室中,唯一伴我左右的,是一本圣经。我被捕时,许多东西都被军方收去了,再沒有发还。那本圣经还使我入罪,但后来军方卻奇蹟地还给了我。所以在这两,三年的囚禁生活中,这本圣经便成了唯一支持我存活的力量。它陪我度过了无数个晨昏。
  由於我的目力受损,阅读不易,但在祈祷中,仍然可以由圣经中神的话语里,得到平安与真理。这本圣经,伴我走出了身体与心灵的困境。直到我获释的那天,1952年三月一日,我便将它赠给一位狱中的难友,让神的爱续留在集中营的小岛上。

“火烧岛”─政治思想犯的象征

  绿岛是一个很美的名字,而“绿岛小夜曲”更将它浪漫化了。但这个距离台东半日船程的小岛,在日治时代叫“火烧岛”,是一处专门囚禁流氓与小偷的地方。1950年,台湾主政当局将它辟为关押政治思想犯的地方,並改名为“绿岛”,以淡化它过去昭彰的恶名。

  台湾保安司令部的新生训导处,在这里驻守经营,成立了新生总队,下设三个大队,后来扩为五个大队,但究竟关押过多少犯人,我们这些受难者並不知道,当局应有纪录。

  第一批抵达绿岛的“政治思想犯”拓荒者,便是我们这一批由澎湖三十九师制造出来的两大冤案的受难者,即山东流亡学生与我们这个“南下工作团”的一批人。1951年的春天,他们结束了在台北大直的临时军营,集体移驻火烧岛。我因在基隆的陆军医院就医,並未同往。是后来再被单独送到岛上的。

  其实绿岛这个名称改得也不错,由远处高瞩鸟瞰这个小岛,还真碧绿苍翠,颇有桃花源的意境。可惜被时代涂上了恐怖的白色,使人人闻此岛而色变。用肮脏的政治颜色,污染了这个美丽的小岛。
  岛上“新生”们的生活,是上午要上课受训,並举行小组讨论等,下午则要到岛上或码头边,去作体力的劳动。岛上的生活,要比监狱中好了许多,活动的范围,也更为广阔,但政治的恐怖气氛,也更为凝重。

  在岛上被管训的人犯,判定感训的时间满了,也无法离去。因按规定要铺保或人保。在那个时代,人人自危,谁敢为“政治思想犯”作保?所以信写出去多半如石沉大海,刑期便会自动延长。有些人根本找不到保证,只能待上一辈子了。许多人被关押后都妻离子散,造成人间悲剧无数。有些人则经过长期关押后,精神分裂,悒郁以终。

  在第一中队,有一个人物十分奇特,他一个人卻能制造出一个庞大的“匪谍”组织。他咬出的“匪谍”人数有五十余人。其中有许多人根本与他不相识,但都是他“匪谍”组织中的成员。他的亲友自然无人能倖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许多他不认识,甚至根本还不知姓名的人,也能编进他庞大的“匪谍”组织中。
  此人记忆力特佳,有一次,他住旅馆,在登记簿上,看到的几个名字,便成为池鱼之殃。更奇特的是他在乘公共汽车时,看到一位小姐,身佩某公司的证章,他便记下了证章上的号码,也能请君入甕。诸如此类的株连,不胜枚举,但都能一一逮捕入狱,成为他“匪谍”组织中的嫌犯,最后也都要送到新生总队去接受感训。所以当这些被无辜牵连的人,在见到此人时,都怒气填膺,要揍他解愤。有人问他何以将组织编得如此庞大,他竟答以:“我的组织编得愈大,便愈能体现这组织是假的”。世上的人真是无奇不有,这便是白色恐怖时代中的“怪现状”。

  我在台北大直国民学校时期,被送进新生总队受训,数月后病发送医,再辗转由台北三峡移到基隆狮球岭的陆军医院。我住进医院时,是因“视神经炎与末梢神经炎”,但在长时间“治疗”后,不单这两种病未能好转,反而又传染了肺结核,真是雪上加霜。而据驻院管理的干事讲,我应可在医院中办理交保,不必再回到新生总队。但后来卻突然要我返队,並乘船押送到绿岛,让我在余下的刑期中,接受象征白色恐怖的火烧岛的洗礼。在那个小岛上与台湾的亲友通一封信,往返要一两个月之久,故我的刑期屆满后,又待了半年多,才办好保证,离开绿岛的监狱。

  当我搭乘小轮驶离绿岛时,心中感触万端,在历经劫难之后,再重返这个陌生的社会。当渡海小轮启航时,由绿岛的码头,俯视碧蓝的海水,抬头望见一只海鸟掠过蓝天,逐渐消失在远去的绿岛上空。不禁淚洒胸臆,俯首感谢上苍的恩典。

绿岛受难曲的余韻─ 迟来的正义

  我是在1952年三月一日恢复“自由”,一腳踏进了一个人人都用異样的眼光歧视我的陌生社会。恢复“自由”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向居处管区的派出所报到,並登记列管。此后长达数年,都要每週向派出所报到,每月到警局去做生活笔录。在此种情形下,谋生十分困难,当聘用你的公司或机构,得知你的绿岛政治犯背景后,多半都会将你解雇。你要被迫不情愿地,无奈地,一次次,一遍遍地,向不了解你这种背景的人们,去诉说你的遭遇,及出示你结训的证件。这又成为无数次的,另一种严重的伤害与可怕的梦魇。所以在形式上虽已离开了监牢,但卻仍在无形的监牢中被监控。

  若干年后,我要办理出国手续,都会在警总的“会办”干预中拖延,而不了了之。挥別绿岛后数十年,白色恐怖的阴影仍在。记得大约是1970年代的后期了吧,有一次台北士林的“凯歌堂”邀我去证道,但后来该堂的牧师,卻抱歉地告诉我,经过安全人员的调查,仍找到了我绿岛的案底。安全单位认为我不适於到总统与高官聚会的礼拜堂去讲道。

  一个人一旦被贴上了“政治思想犯”的标签,他虽然获得释放,卻仍然生活在情治人员的监控之下,其“隐私”随时会再被揭露出来。而周围的人都会再投以異样歧视的眼光,让你永远沒有尊严。

  我於1950年一月,被逮捕,成为“政治思想犯”,延至2004年一月,当局才正式为我“回复名誉”。这期间长达漫长的五十五年。我在遭受白色恐怖的劫难时,还是一个青涩的少年;如今已经发苍苍,视茫茫,迈入老境了。但我仍存着对上天的感恩之心。而当年的许多蒙难者,都还冤沉海底。昔日那些关在青岛东路看守所中,同唱悲歌“辽河的水呵!松花江的浪呵!”的那些难友们,而今安在?

  “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监控的自由,更不是自由。”但迟来的恩典卻是恩典。我生而何幸,历经了不同颜色的时代:红色的,白色的,蓝色的,与绿色的…当我低头感恩祈祷,再仰首举目望天,我看到的是金色永恆的上帝的荣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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