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戴德生牧师安息百週年想起
近来读了由中国大陆出版的戴德生自传：带着爱来中国，颇引发了一些感想。戴氏是近代早期到中国来从事差传事工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在西方宣教士中，戴氏的影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的作者汤清博士，将近百年中国基督教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由1807至1842年，为“开创时期”（以马礼逊等拓荒者为代表）。第二时期由1842至1907年，为“教会广传时期”（各西差会，包括信义宗，长老宗，安立甘宗，浸礼宗，朋友宗，卫理宗及內地会等，纷纷在中国成立。）第三时期为“中国教会时期”，由1907至1949年。而自1949年国內政权更易后，各差会均分別迁往香港与台湾。此为汤氏记载之“中国基督教百年史”。
若自戴德生牧师在中国传教时算起，亦可略分为三个时期；由戴氏抵中国传道开始，即1853年至1949年，为各差会及中国教会在大陆內地宣教时期。第二时期，自1949年至1970，內地各教派转移至香港，台湾等地之传教时期。第三时期，由1970年至2005年，为海外各地华人教会，多已脫离差会而独立，並纷纷开始差传事工，向世界各地传福音之全盛时期。
无可否认的，戴德生牧师及其创立的內地会，在中国近代宣教史中，佔据了重要的一页。
当1853年戴氏首登中国大陆时，适值鸦片战爭（1840）及对英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1843）之后十年，中国被迫割让香港与英，並将五口（广州，福州，廈门，宁波，与上海）开放通商。时间十分尴尬与敏感。此时正为虎狼之英，与列強蚕食鲸吞大陆，使中国沦为次殖民地的时期。戴氏於此时抵达中国传道，其处境之艰困，可以想见。戴氏在自传中，胪述当时的种种可怕遭遇；戴氏虽拒与贩鸦片之英商为伍，並穿上中国服装，在上海附近的乌镇传福音，但行腳之艰辛，食宿之简陋，甚至断粮，都令人难以想像。他並在途中多次遭人欺骗。在航行中有人落水，戴氏奋不顾身，跃入水中，卻无法将人救起；他求近旁之渔船撒网施救，卻遭拒绝，因船夫要先付钱才肯撒网。戴氏倾其所有，以十八银元为代价，渔舟才撒了网，但救起之人已溺毙。凡此种种，戴氏对其处境並无怨言，仍能随行随传，真正为主背负十架。作为英人，亦为其国人之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当时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道，或有人称为不平等条约之副产品，（按戴氏传福音之地点，正为上海与宁波）但如保罗所云：“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並且还要欢喜。”（腓立比书1:18）“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
內地会在1900年的义和团庚子教难中，也付上了五十六名宣教士与二十三名儿童的生命的代价，作了殉道的血证士。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戴德生牧师与內地会的宣教事业中，十分注重文字事工。每次出外传道时，都要攜带大量圣经（斯时和合本圣经尚未问世，戴氏所使用者应为文理版圣经）与单张随传随送。早期的宣教事工，由马礼逊开始，便十分注重文字事工；到1912年，李提摩太在上海成立“广学会”时为其大成。与今日华人宣教较少注重文字工作，成为強烈对比。
戴氏所留下的名言：“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決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堪称为一代宣教士的典范。他的行谊，也深深地影响了那一世代的西方宣教士。
由1949年到1970年代，为內地各差会由大陆移转到香港及台湾等地工作的时期。由於时局的动盪，人心的徬徨，港台的教会都很兴旺，在这段时期中，各差会的角色都很吃重。教会的经济多半都要仰赖差会的补助；教会的相关事业，如医疗，学校，社会救济，甚至文字出版，更全部须差会资助。多半的差会都麇集於香港，而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外国人具无上权威。在此种氛围中，西国的宣教士都是太上皇，教会都须仰其脸色。台湾虽为国土，但由於当时人民生活困顿，教会信徒奉献能力薄弱，而新创立之教会如无差会支助，难以立足。故台港两地之差会，皆操持教会之经济命脈，凡事都是西差会说了算。养成了那一代，多半的西方宣教士，倨傲跋扈的态度。与早期宣教士谦卑牺牲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语。又因当时美金价值极高，故传教士的美金薪俸，換成当地货币，为数极丰。因此西方传教士，人人汽车，洋房，仆从甚多。而华人同工薪资低微，如有几口眷属，甚至难谋溫饱。故多半要仰洋人鼻息，才可生存。
而华人地方教会的领袖，多半只聊备一格，教会內任何事务，最后都要取決於西差会。因此，中西教会领袖间之抗爭与冲突，时有所闻。早期西方宣教士的拓荒精神，到后期都已丧失殆尽了。
台港地区人民的生活，在1960，70年代均有改善，经济迅速起飞，都成为亚洲地区的“四小龙”之一。教会多已不需赖差会补助，而西差会的机构，也有所调整，补助都已減少。宣教士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华人教会更兴起了差传事工，虽在六十年代初期，即有教会启动了回馈的差传，但到了1970，80年代，台港及北美，与东南亚各地区的华人教会，才都先后加入了差传事工的行列。放眼今日海外的华人教会，“差传事工”已成为时尚而热切的项目。在今日华人教会中，沒有参加对外差传事工的教会，还真不容易找到。这对百年前的国內教会而言，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今天在台，港，北美都有不少差传机构，有些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多半集中於对传道人员的培训。另有向世界各地传福音的差传会。各个单独的教会，都会支持一两位同工，到国外从事差传，也形成了一窝风的时尚。流风所至，许多教会都要派人到“泰北”去传福音。今天各教会也都流行“福音短宣”；而多半的“福音短宣”都是与旅遊同时进行的。至於成效如何，尚待评估。总的来说，今日华人教会差派出去的传教士，多未受过严格的差传与神学的训练，更少如戴氏以差传为终生志业的工作者。差传时间的长短，取決於教会经济来源的多寡。而今日华人差传的工作者们，恐怕多半都会参照1949年后期西方宣教士的模式：在差传地区的教会中，多以上帝的代表自居，主导当地教会的一切。鲜少能有效法戴德生，昔日在中国宣教的牺牲奉献精神。
今日华人差传事工的一项严重缺失是，多半都沒有重视文字事工。如今的华人教会，已忘记了当初由马礼逊到戴德生，及后来的李提摩太，都将文字事工，摆在宣教事业中极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奠定中国教会的基础。
海外华人教会，基本忽略了一个十分偏颇的现象，即中国大陆有近亿的信徒，海外教会信徒的人口，远不及大陆教会信徒的一个零头，但卻拥有最多的属灵资源；海外各地都有许多神学院与出版机构，几乎是“垄断”了大多数的灵性资源，而国內的信徒，卻多半在灵性饥馑的状态中度日；如同财主与拉撒路的情況相当（见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一严重的偏颇与失衡，应如何谋求补救与调整，实在值得海外从事差传的教会，来好好地深思。
戴德生逝世当天与同工合照
最后，要谈一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印刷得美轮美奐的戴德生传，这是一本用全彩印刷的787x1092毫米的书，由“清晨百合”负责做装璜设计，全书约十二万字，计二百五十页。这本书印刷得十分精美，人人拿到手中，都会讚美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书中除文字外，收集了许多珍贵的照片与图表，十分有价值。而內页的设计，更出人意表地细致，基本上像是在印一本礼物书。你拿在手中翻阅时，会觉得有些过分设计了。一般来说，一本传记不用如此设计。这不禁使我想到，当初教会出版的书，根本不讲求设计，只呈现一张素面。认为这样印才属灵。如今教会的书，也都设计得十分精美。但在中国大陆能将一位宣教士的传记，印刷得如此精致漂亮，实属难得，值得参考与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