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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戴德生牧师安息百週年想起

殷颖

 

  近来读了由中国大陆出版的戴德生自传:带着爱来中国,颇引发了一些感想。戴氏是近代早期到中国来从事差传事工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在西方宣教士中,戴氏的影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基督教百年史的作者汤清博士,将近百年中国基督教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由1807至1842年,为“开创时期”(以马礼逊等拓荒者为代表)。第二时期由1842至1907年,为“教会广传时期”(各西差会,包括信义宗,长老宗,安立甘宗,浸礼宗,朋友宗,卫理宗及內地会等,纷纷在中国成立。)第三时期为“中国教会时期”,由1907至1949年。而自1949年国內政权更易后,各差会均分別迁往香港与台湾。此为汤氏记载之“中国基督教百年史”。
  若自戴德生牧师在中国传教时算起,亦可略分为三个时期;由戴氏抵中国传道开始,即1853年至1949年,为各差会及中国教会在大陆內地宣教时期。第二时期,自1949年至1970,內地各教派转移至香港,台湾等地之传教时期。第三时期,由1970年至2005年,为海外各地华人教会,多已脫离差会而独立,並纷纷开始差传事工,向世界各地传福音之全盛时期。
  无可否认的,戴德生牧师及其创立的內地会,在中国近代宣教史中,佔据了重要的一页。

  当1853年戴氏首登中国大陆时,适值鸦片战爭(1840)及对英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1843)之后十年,中国被迫割让香港与英,並将五口(广州,福州,廈门,宁波,与上海)开放通商。时间十分尴尬与敏感。此时正为虎狼之英,与列強蚕食鲸吞大陆,使中国沦为次殖民地的时期。戴氏於此时抵达中国传道,其处境之艰困,可以想见。戴氏在自传中,胪述当时的种种可怕遭遇;戴氏虽拒与贩鸦片之英商为伍,並穿上中国服装,在上海附近的乌镇传福音,但行腳之艰辛,食宿之简陋,甚至断粮,都令人难以想像。他並在途中多次遭人欺骗。在航行中有人落水,戴氏奋不顾身,跃入水中,卻无法将人救起;他求近旁之渔船撒网施救,卻遭拒绝,因船夫要先付钱才肯撒网。戴氏倾其所有,以十八银元为代价,渔舟才撒了网,但救起之人已溺毙。凡此种种,戴氏对其处境並无怨言,仍能随行随传,真正为主背负十架。作为英人,亦为其国人之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当时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道,或有人称为不平等条约之副产品,(按戴氏传福音之地点,正为上海与宁波)但如保罗所云:“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並且还要欢喜。”(腓立比书1:18)“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
  內地会在1900年的义和团庚子教难中,也付上了五十六名宣教士与二十三名儿童的生命的代价,作了殉道的血证士。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戴德生牧师与內地会的宣教事业中,十分注重文字事工。每次出外传道时,都要攜带大量圣经(斯时和合本圣经尚未问世,戴氏所使用者应为文理版圣经)与单张随传随送。早期的宣教事工,由马礼逊开始,便十分注重文字事工;到1912年,李提摩太在上海成立“广学会”时为其大成。与今日华人宣教较少注重文字工作,成为強烈对比。
  戴氏所留下的名言:“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決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堪称为一代宣教士的典范。他的行谊,也深深地影响了那一世代的西方宣教士。
  由1949年到1970年代,为內地各差会由大陆移转到香港及台湾等地工作的时期。由於时局的动盪,人心的徬徨,港台的教会都很兴旺,在这段时期中,各差会的角色都很吃重。教会的经济多半都要仰赖差会的补助;教会的相关事业,如医疗,学校,社会救济,甚至文字出版,更全部须差会资助。多半的差会都麇集於香港,而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外国人具无上权威。在此种氛围中,西国的宣教士都是太上皇,教会都须仰其脸色。台湾虽为国土,但由於当时人民生活困顿,教会信徒奉献能力薄弱,而新创立之教会如无差会支助,难以立足。故台港两地之差会,皆操持教会之经济命脈,凡事都是西差会说了算。养成了那一代,多半的西方宣教士,倨傲跋扈的态度。与早期宣教士谦卑牺牲的精神,不可同日而语。又因当时美金价值极高,故传教士的美金薪俸,換成当地货币,为数极丰。因此西方传教士,人人汽车,洋房,仆从甚多。而华人同工薪资低微,如有几口眷属,甚至难谋溫饱。故多半要仰洋人鼻息,才可生存。
  而华人地方教会的领袖,多半只聊备一格,教会內任何事务,最后都要取決於西差会。因此,中西教会领袖间之抗爭与冲突,时有所闻。早期西方宣教士的拓荒精神,到后期都已丧失殆尽了。
  台港地区人民的生活,在1960,70年代均有改善,经济迅速起飞,都成为亚洲地区的“四小龙”之一。教会多已不需赖差会补助,而西差会的机构,也有所调整,补助都已減少。宣教士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华人教会更兴起了差传事工,虽在六十年代初期,即有教会启动了回馈的差传,但到了1970,80年代,台港及北美,与东南亚各地区的华人教会,才都先后加入了差传事工的行列。放眼今日海外的华人教会,“差传事工”已成为时尚而热切的项目。在今日华人教会中,沒有参加对外差传事工的教会,还真不容易找到。这对百年前的国內教会而言,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
  今天在台,港,北美都有不少差传机构,有些以中国大陆为腹地,多半集中於对传道人员的培训。另有向世界各地传福音的差传会。各个单独的教会,都会支持一两位同工,到国外从事差传,也形成了一窝风的时尚。流风所至,许多教会都要派人到“泰北”去传福音。今天各教会也都流行“福音短宣”;而多半的“福音短宣”都是与旅遊同时进行的。至於成效如何,尚待评估。总的来说,今日华人教会差派出去的传教士,多未受过严格的差传与神学的训练,更少如戴氏以差传为终生志业的工作者。差传时间的长短,取決於教会经济来源的多寡。而今日华人差传的工作者们,恐怕多半都会参照1949年后期西方宣教士的模式:在差传地区的教会中,多以上帝的代表自居,主导当地教会的一切。鲜少能有效法戴德生,昔日在中国宣教的牺牲奉献精神。
  今日华人差传事工的一项严重缺失是,多半都沒有重视文字事工。如今的华人教会,已忘记了当初由马礼逊到戴德生,及后来的李提摩太,都将文字事工,摆在宣教事业中极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奠定中国教会的基础。
  海外华人教会,基本忽略了一个十分偏颇的现象,即中国大陆有近亿的信徒,海外教会信徒的人口,远不及大陆教会信徒的一个零头,但卻拥有最多的属灵资源;海外各地都有许多神学院与出版机构,几乎是“垄断”了大多数的灵性资源,而国內的信徒,卻多半在灵性饥馑的状态中度日;如同财主与拉撒路的情況相当(见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一严重的偏颇与失衡,应如何谋求补救与调整,实在值得海外从事差传的教会,来好好地深思。


戴德生逝世当天与同工合照

  最后,要谈一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印刷得美轮美奐的戴德生传,这是一本用全彩印刷的787x1092毫米的书,由“清晨百合”负责做装璜设计,全书约十二万字,计二百五十页。这本书印刷得十分精美,人人拿到手中,都会讚美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书中除文字外,收集了许多珍贵的照片与图表,十分有价值。而內页的设计,更出人意表地细致,基本上像是在印一本礼物书。你拿在手中翻阅时,会觉得有些过分设计了。一般来说,一本传记不用如此设计。这不禁使我想到,当初教会出版的书,根本不讲求设计,只呈现一张素面。认为这样印才属灵。如今教会的书,也都设计得十分精美。但在中国大陆能将一位宣教士的传记,印刷得如此精致漂亮,实属难得,值得参考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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