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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与神武天皇

史直

 

  商末殷前,甲骨文创造之先,单凭传说之中国古代历史,本不甚可靠,而伏羲为始的三皇五帝的故事,开始於公元前两千五百余年,即距今四千八百余年的推算,也属无稽。近代史学家将夏朝以前列作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祇能於考察所得,以黃河上游之仰韶彩陶文化时期,及较晚的以黃河下游之龙山为中心黑陶文化时期,来略加识別。
   日本的早期史更是如此,模糊不清;后来考据的有,凭传说和捏造的也有。中国的唐代初期,日本始有完备的文字,遂结束了“古坟时代”。顾名思义,那些早期史和传说中的人物仅靠古坟的考据和发掘,才得以构筑或加证实。在古坟时代前,被称为“弥生”(Yayoi),再早为“绳文”(Jyomon)亦称作“土器时代”。


绳文时代遗物

弥生时代遗物

   公元前的日本史,是一片空白,说是“百余国分立”而其以神武(Jinmu)天皇建国(今年应为2665年)之“皇纪”,更不可靠,战后已不复为日本政府所採用。至於神武是否真有其人,甚至影射了齐人徐福,迄今无人能予肯定。
   神武之前,日本尚在土器时代,其泥制物具有绳状的花纹,故命为绳文时代。那时,人民操独木舟出海,过着原始的渔猎生活。神武时代始有“舳舻”之舟师,应为齐人徐福渡海之船只,或者为其所带“百工”就地取材所造的船只。
   所谓神武时代的遗物存留至今者有金属品,白铜镜,剑和玉雕等品。日本史之所称“神武天皇乘天磐自高天原飞降”。“飞降”可释为帆船借风力而来,決非当年操独木舟出海之原居民所可了解。“天原”当指“高齐於天”的齐国。日本史又称神武天皇东征,“有男军,女军”,在“矶城战役”时由女军打前锋,男军从旁回迂,重重将敌人包围而取胜;与徐福带童男女数千人出海之事蹟,不谋而合。日本早期史学家,故意将神武提早於东周时期,等於提前约四百四十年,欲与徐福划清界限,不免有些心劳日拙。
   神武以后,弥生时代的陶器,与1950年代在山东半岛出土的式样和花纹十分相似。近代,日本考古人员频在濑戶內海一带,发现许多古墓,其中殉葬品,也多类似战国时代中国的铜器和陶器。

   山东有蓬莱,即古之登州,齐国之地。日本在大阪市东南约百英里有熊野郡(Kumano Gun),郡属的新宮(Shinguu)市火车站之北有蓬莱山,山下有徐福墓,墓旁有七塚,或为当年亲信,或近戚之长眠地。徐福墓有古老樟树两株,墓碑上鑴:“齐徐福之墓”。自古以来日本皇族屡次参加徐福祭,已屆八十八次,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方止。


徐福墓上石碑

   新宮市原有徐福庙,中日战时为风災所毀,迄未重建。又熊野郡为日本历代捕鲸的中心,郡属有太地町,原名秦町,此足证明当年来此避秦的中国人,曾在此定居。本地有捕鲸馆,陈列着古时的捕鲸图,用具,标本,遗物等等,又有“古速玉神社”,也陈列着秦代的捕鲸图,並抄写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速弩射之…”。
   鲛本作鲨,由此可见鲛应包括鲸鱼。
   日本古有新撰姓氏录,说明来自齐国之人有十五六族(姓氏),其中“徐氏最众,京畿一带多”。所说的“京畿”之区可能是奈良或京都,不是东京。
   战前,熊本郡也有徐姓。中日战起,明哲保身,纷纷改姓。本来日本人之姓氏多凭所居的地势和环境而命,例如:平野,富原,小川,松下,山口,福井,青山等。一般徐姓日本人,迫於当时环境,随机应变,未可厚非。
   日本民族自称“大和”(Yamato)。史前有虾夷(Emishi)族,自北海道南下,为出云(Izumo)族所阻。
   相传徐福在五十多岁时,娶得出云少女为正妃,生子绥靖,本人享年七十六岁而逝。出云当为中国石器时期自西伯利亚及满州南下的满韩族,亦东胡的东南支,最后被文化较高武力更強的天孙(Tenson)族所征服而同化。天孙即秦汉时期来自中原的华夏族,加上太平洋诸海岛及经台湾等岛北上的印,苗,马来等少数民族,故“大和”乃是十种以上的民族所形成。

   徐福为何未将中国文字带到日本,使之普及?
   徐福为一介方士,会看风水,察天时地势,懂植物,明药理,会炼丹,但他未必是读书饱学之士。可能预见秦始皇的暴虐的天性和作风,只是为了逃避,遂编造了神话,说是海上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可博取长生不老之药为由,骗得船只二十多艘,给养,百工,童男女,人数少说在一千以上,浩浩荡荡,第三次出海后,终抵冈山及广岛一带;数年后东征,入濑戶內海,登陆熊野郡,筑居室,兴蚕桑纺织,忙於爭战;人民从事耕种,捕鲸,只求生存,並不介意於学问与文字的传播。我们今日姑作此解释。
   新宮县北徐福墓所在的蓬莱山,与山东蓬莱之命名,孰先孰后?
   蓬莱,古登州府治所在地,直到民国成立。相传汉武帝於本地筑城北望海中的蓬莱山,地遂得名。当年倘若由此地出海,可循长山八岛(今庙岛群岛)抵辽东,入朝鲜半岛西岸,顺海流南下九州,四国等岛,虽非快捷,但甚安全。此航路自古即有,例如:商纣无道,亡国后,太师箕子率遗民自今山东省北部出海至朝鲜定居,被拥为王,时间比较徐福时代早八百余年。
   之罘,又写作芝罘,今之煙台,地处蓬莱东方约六十公里。市北有山伸入海曰:之罘,有沙漠狭地与市相联。秦始皇曾三巡之罘,於徐福出海的次年,作第二次遊,並刻石於彼:“维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览省远方,逮于海隅。…”
   幼年,我在家乡时闻先辈告:此刻石於光绪初年某次大“海啸”时被冲海底,后沓不可寻。徐福耗资“巨万”而“终不得药”,出海多年不归,始皇知为所愚。期间又有荊轲为燕王谋,亲攜燕,赵国地图,及赵将樊於期的头颅,佯作报功求和,而有行刺未遂之事。秦始皇乃对方士和儒生辈怀恨已极,故有焚书坑儒之举。三十七年,末次东巡琅邪,东至荣成山,抵之罘,可能为了探索徐福的消息,不果,射杀一巨鱼。渡海,抵今河北的平乡县境而卒,得年仅五十。
   煙台之得名於明戚继光在此练兵,建“奇山千戶所”(可惜石城於五十年代被拆),三面山巅上设烽火台。戚继光父子,亦在登州筑水城,练水师,防北方的契丹人自辽东入侵,应为中国早期的水师之一。迄今城內有戚家牌坊为证。此地城北有绝壁,名叫丹崖(或作断崖),上有宋代庙宇,相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即发生此处。苏东坡任知府时题诗一首,刻碑於此,迄今尚在。山上可偶见“海市蜃楼”,近年至少发生三次:1979年五月三十一日,1980年七月十日以及1990年的一次(日期不详),此自然现象自古即有,因此益增蓬莱的神祕性。
   徐福当年自蓬莱之罘出海,甚至崂山湾,史记对此不曾写明。徐福以后二百四十年,东汉光武帝曾遣使东渡日本,即公元57年,中日两国史互相吻合。

  本文要点—

  1. 神武天皇是传说,徐福东渡日本则据正史。
  2. 神武与徐福各有“东征”之举。
  3. 神武有“男军,女军”与徐福所“发童男女千人入海”之事吻合。
  4. 神武时代已有铜器,白铜镜,刀剑,战具,射鲸技术,使用的船只,十术祭奠,日月四时等,与战国时代略同。

   综上各项作比较,虽不敢肯定神武即徐福,今大胆姑作假设。

  倘事实果属如此,为何日本史学家,迄今不敢公开承认这位开天辟地“万世一系”的开国之君,原来是来自中国的齐人徐福?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之前,保守,落后,民生凋困,武士当道,民间史学家若擅作“谬论”,可能有杀身之祸,何人胆敢来否定神武在日本开国史上的辉煌地位?德川将政权奉还明治(1868年)维新后,对西方科技的吸取,社会结构,人心的建立,教育制度,世界观感等等,都有了显明的革新与进步。明治维新,既新且革;中国同治中兴,只兴不革,所兴者着重国防武器。甲午一战,中国仅凭武器,方知此不可恃,而当时中国积弱的原因,已见於马关条约会议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谈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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