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钩沉（下）
十．书籍编辑
文章千古事，出版一本书更是十分严肃的事。一本书的诞生，由孕育到出世，在发行到读者手中之前，都在编辑手里，所以编者应是书的第二个孕母（第一孕母为作者），也应嚐过生产之苦，及书本问世后的喜悅。因编辑的功劳，有时並不下於原书的作者。
1. 书籍发行人与编辑人的方向必须一致
作为一个书籍的发行人，以出版书籍为职志，是一种非常高尚的事业。其出版品应对人类有所贡献，而且其影响会长久存在，甚至会代代相传。因为书籍並非消费品，具有永恆的价值。当然，书也是商品，可由销售获得利益。但较之书籍本身所有的价值，便不可同日而语。如出版者纯以金钱利益为目的，是十分可悲的，是选错了行业，应改行去从事其他工作。出版人必须要提昇自己心灵的层次，才能达到应有的高度。
一位书籍的出版者，要将自己安放在正确的位置，出版工作才可成功，而利润亦可随之呈现，但此为余事。一位编辑也必须具有相同的志向，才能作出最佳的贡献，因为出版与编辑的工作严格说起来，均为一种终生事业，而非一时的职业。此种事业要有背负十架的精神，才能达到它的要求。一般书籍的出版者与编辑人应如此，一位宗教出版家与编者更应如此。
2. 市场外在的需要与读者內心的需求
一般的图书业者都要紧盯市场的需求，为投读者的喜好而出版书籍，以追求利润，其实是舍本逐末的做法。真正的市场调查，除市场表面的现象外，更要能体察並设法满足读者內心真正的需求，商业的考量应在其次，读者心灵的需要才应列为优先。易言之，出版者与编辑人要能开创出读者的需求，並予以供应，才能拓展出更好的“商机”。出版人与编辑人要一直站在前端引导读者，而非一味跟在市场后面追随读者，一个有远见而又能了解读者內心需求的出版人与编辑人，要能创造一个崭新的市场，才是一流的出版家与编辑人。盲目的读者群，只知道飢饿需要食物，但耶稣说：“你们（出版者与编者）给他们吃吧”（马太福音14:6）更对觅食的群众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27,35）。
3. 出版书籍要有计划
出版人与编辑人不可随意出书，必须要按其宗旨订出计划才印书。如为一个宗教出版社，则要配合教会与信徒的需要，或宣教的目的而出书。印数则要根据市场的机制而调整。
4. 书稿的来源
书稿来源，应在计划时即已约好作者，编辑要为作者订定写作的详细计划。书的內容，要完备而详尽。並要提供必要的写作资料，列出大纲，並与作者共同商定写作的计划与时限，再定时约作者研讨写作的进程，以便在预定时间內可以出版。目前两岸三地的教会出版界都靠译书出版，约佔总出版品的百分之八，九十左右，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原因是华人教会，沒有培养出自己的作家，教会只忙於增长与差传，对文字事工一向忽视。但教会的出版家与编辑人卻对培植中文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 书籍编辑
由於宗教书籍均与圣经及信仰有关，故编者必须具备深邃的神学素养，並十分熟悉圣经，否则便沒有能力处理书稿。而宗教书又分许多种类，如教义神学，宗教教育，查经教材等等，各有其特性与系统。所以编辑亦应具相关的知识。社方亦可聘特约编辑处理特殊书稿，但最后仍要由执行编辑予以审定。
6. 文库与丛书
文库与丛书，多以通俗见著，內容庞杂，不会涉及艰深的內涵，适於一般读者的胃口。这类书多半会为出版社创造利润。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现在市场上的，是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日文有著名的“岩波文库”，英文有“企鹅丛书”等，都是六十四开平装袖珍本丛书，便於攜带，普受读者欢迎。编选这种丛书，编者不但要有渊博的学术修养，更要能了解读者的趣味。选稿不能冷僻，但亦不可低俗，既要能掌握市场走向与读者的趣味，又不失出版者一贯的风格，编者在拿捏之间，要有其独特的本领。並要在读者心目中建立起一种可以信赖的品牌，销路自会盛行不衰。
7. 编辑应为爱书人
书籍的出版者与编者都必须首先是一个爱书人。一位编者本身就是一个书迷，要有对书籍终生不渝的爱，才是一个好编辑。出版者与编者对书本身的情感要超越出版物的功利价值。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心力为读者出版好书，终生以之。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人间词话”王国维语）。
十一．杂誌编辑
提起杂誌，在中国的报业史上，基督教还佔了光荣的一页。中国第一份定期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由英传教士马里逊与米怜在马六甲创刊发行。参与事工的梁发牧师则为中国第一位报人。“察世俗”以宏扬基督教与介绍新闻与新知为其內容。故此，亦应为第一份福音豫工的刊物。“察世俗”创於1815年，距今已近两百载，但可惜教会未能保守並发扬此一优良传统。今日的教会刊物，在中文杂誌中，几乎是敬陪末座了。
杂誌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大众型杂誌，与专业性杂誌，大众性杂誌著名者如美国的纽约客（New Yorker）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等，这类杂誌內容广泛，体裁多方，读者不分年龄与职业，对象最为广泛。但要办好这种杂誌卻十分不易，要投入极大的人力与财力，一般人多不敢尝试，因成功的机会极少。如今我们在市面上见到的杂誌，多为专业性杂誌。这类刊物仅服务於单一职业领域的读者：如金融，科技，旅遊，汽车，娛乐．．．等，各针对特定品味的读者群。这种专业杂誌，有时专到极冷僻的地步，如今在台湾再也找不到修理皮鞋的人了，但在美国仍有皮鞋修理店，而且修理皮鞋的业者，也发行一种杂誌，专门讨论如何修理皮鞋。在纽约甚至有一份“叫花子杂誌”发行对象为乞丐，告诉你哪里可以找到较好的食物。
基督教刊物亦属专业杂誌，其中再分对信徒与对非信徒两大类。如今在港，台，北美各有数种，在中国仅有一种，发行份数均极有限。多年来，不少教会刊物办了又停，停了再办。但均不为教会所重视。教会刊物由於人，财两缺，所以办一份刊物都要无所不包，既培灵又布道，对象主要为信徒，但也要用来传福音。模稜两可，为其难以立足之主因。
教会办刊物，何以由当初能独步文坛，日后卻逐渐式微，如今沦为可有可无的地步。教会领袖与文字工作者们实应好好检讨。中国基督教除了1889年“广学会”在上海创办，由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在当时能独领风骚外，教会从未再创办过一份能与“万国公报”相当的刊物。这份期刊在当时发行之广，影响之巨，后代刊物均难望其项背。中国早期的知识界巨擘，无不受其影响。当时的学子文人，如林语堂，梁启超，胡适等均为该刊之读者。林语堂自己讲他在廈门乡下读书，每期盼读这份刊物，如大旱之望云霓。代表了如飢似渴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此刊喜爱之心声。而清末之诸大臣如康有为，张之洞，李鸿章等亦均对该刊极为重视。且均盼能聘请编辑李提摩太为其工作，但均为李氏所拒。
教会刊物自最初之一鸣惊人，到如今的日渐衰落，不仅令人浩叹。难道今后便永远沒有机会再展风华了吗？否。这是所谓的“长者折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华人教会之有心人士如能振臂而起，群策群力再办一份有如此影响力的刊物，绝对有可能。事实上教会需要两份刊物，一份是对信徒的综合性杂誌，应包括神学信仰之深入报导与探讨，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融合，今日海內外教会的种种问题与纠结，华人教会全球性宣道的定位与方向，以及海內外华人教会內在的困惑与探索。若能办的好，应成为一份十分抢手的刊物，不愁沒有销路。另一份则为真正传福音的刊物，不必仅倚靠信徒的支持，而要能吸引非信徒自动订阅，以之传播基督教的信仰。只要锁定了发行的对象与读者群，並配合电子互联网，绝对有成功的机会。更何況我们传福音的事工，有无所不能的神作为我们的后盾。
十二．版面处理与包装
出版物的版面，无论封面与內页，都是纯技术层面的问题，但美工的设计稿卻必须根据编辑的意见，不能单独作业。一本好的杂誌，必须有好的美术设计，有锦上添花的作用。图片与插图能增加阅读的趣味。一流的设计配合一流的文稿，绝对有加分的作用。好的设计与插图，再配合编者的创意，才能将出版物完美而亮丽地呈献给读者。
书籍的设计与期刊不同，主要分別是期刊的生命有时间性，如一盆繁花，盛开时会用最美的姿态引起你的注意，但在一定时间內，便会凋谢。而书籍无时间性，一本书出版后，希望它会永存，至少也要存留较长的时间。故书籍有其独特性，不宜杂誌化。如今市面上的书籍，繁花似锦，爭奇斗艳，各擅胜场。书籍要包装，才能促销，无庸置疑。但过分包装卻不一定会达到促销的效果。书籍的外观十分重要，摆在书店平台上，封面抢眼，会让读者拿起来翻阅，但內容到底重於外观。包装绝不可逾越內涵，或与內涵的风格互異，这样都会成为反效果。在让人看来眼花撩乱的书海中，简单而脫俗的封面，有时更会吸引读者的眼神。
杂誌的內容繁杂，版面的变化多端，标题字与插图更为美工留下许多设计的空间。但书籍的版面较为单纯，除儿童书与图画书之外，一般的书页，並不需要特別的美术设计。但书页应留意的是，必须保留相当的空白，以供阅读者的目力可以调整与休息，若将整版书页填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便会导致视力的“窒息”，而使读者阅读感到吃力。所以书页的“天地”宜留下相当的空间，以调适视力。传统的中文书籍，均为直排，自右而左，自上而下。但如今也有许多书改为橫排，自左而右，如西文的排法。国內的书刊则均一律採用自左而右的橫排。只有影印的古籍才保存古老的排版法。港，台等地则二者兼採，中文在字行橫排时，左行或右行，很久以来都十分混乱。不少报纸的版面，竟然用两种不同排列方式，使读者困惑。有几个大报的报眉文字是由左而右排列（因另有英文译名），但在版面上使用橫排标题时，卻还是由右而左的排列，让读者无所是从。这种困扰应尽早规范划一。自上而下直排之缺点，往往因字行太长，有时无法一目到底。在视力需稍停休息时，便要再移动目光去找回原先停留的地方，会感到不便。而橫排因为字行短，便不会发生这种情形。直排的日文书，早已採用两段式，即将一页书分为上下两段。如此便可节省目力，中文亦应考虑採用。
十三．中文字体分歧的困扰
目前台，港及北美华人地区所使用的中文，均使用繁体字，但国內早已改用简体字，这种一文两字体的分歧，已长达半个世纪。造成两岸三地出版与阅读的极度不便。三地的读者在阅读另一地域的出版物时，几乎半数的文字要猜读，但有些简体字並非繁字的简笔，而为新创。要连同上下文一再推敲，或可猜出其中的字义，实为一种极大的困扰。
当初何以要将繁字改为简字，我並未去研究这种资料。也许，是为读写之简便吧，但如今人们多已普遍使用电脑，书写的机会大量減少，而无论简字或繁字，均只按一次键盘，简，繁字体並无分轩轾。而中文古籍，皆为繁字，为文化传承不可能舍棄的遗产，故人们如要了解古籍，或要将古籍重新易为简字出版，便要找一批能读繁字的“专家”来从事，反增加了许多工作。而繁字除阅读之外，书法是中文特有的艺术，今天国內的书法家也仍然在用繁字书写，所以当初如仅为简便而改变字体，卻是欲简而益繁了。
中文在分为两种字体后，流害所及，当中文出版业向国外申请翻译版权时，对方多半会用中文的繁字与简字划分为两种合约，分別签署两种翻译版权之不公平待遇，应是中文字体分岐后的一个显著后遗症。
中文字体之简，繁的困扰，何时可以解決，目前尚无法找到答案。但如今拜电脑之赐，已排好的繁体字或简体字，都可轻易地按键相互转換。但编者应注意的是，国內有许多中文语汇皆为过去这几十年所新创，多半的新语汇虽大致可以了解，但也有不少语汇，需要加以解释，才能明了其含义。按日用的语文，每五至十年都会有改变，各种语文都会如此，甚至会产生一些全新的字汇。台，港同样有些新语汇，也非国內读者所能了解。因此，编辑便应做好此类註释，才能使不同字体的中文读者，可以阅读另一种字体的书刊。
十四．校雠春秋
华人的出版界到目前为止，仍未能对校对的工作给予应有的重视，实在很遗憾。一般报刊都将校对工作等閒视之。教会出版的书刊尤甚，我多次向教会刊物主编们提出此一问题，但多半认为一篇文章中错几个字，无关宏旨，不伤大雅。故长久以来，都将错字视为当然。刚刚停刊的一份家庭月刊，因编辑与出版分处东西半球，鞭长莫及。故对刊物上的连篇错字，只能採容忍的态度，莫可奈何。该刊委托香港某单位承印，承印者收了费用，卻未善尽本分，文稿多半打出后即付印，不作校对，故一篇千字以內的短文，可出现十几个错植字，令人不忍卒读。尤有进者，该刊的负责人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全篇竟有二十几个错字，堪称出版界之奇蹟。
校对从前称为校仇，为勘误之学。刘向別录载：“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古人十分重视校对，要两人一组工作，郑重从事，故古籍之错谬较少。按一般报纸，一整页要排印数万字，但多半要求误植字不能多於三个。而报纸的寿命仅为一天，截稿编印时间极为紧迫，但校对工作也不敢马虎。期刊有足夠的时间，更不能有错漏。书籍编校的时间更十分充裕，连一个错字都不应出现，否则编者便应负全责。
校对其实就是编辑的工作，校对工作者之学养素质要求，亦应与编辑相同，否则无法胜任。校对工作者要对书刊作最后的把关，有人称校对是书刊的美容师，实际上应为品管师，为出版生产线最后的一道防线，过了此关，便无法再补救，便刊印为成品了。一位优秀的校对工作者，能找出作者与编者的疏漏与错误。我曾访问宾州的一间著名出版社，他们有一位作校对的老太太年迈卻无法退休，她说因为接替她的人尚未训练好。她已工作数十年，身畔备有各种辞典，她工作严谨，经验丰富。所以一位好的校对，比编辑还难找。
校对工作者校稿时绝不可一目十行，浏览一下便过关，要逐字审读，连标点符号都不可轻易放过。如发现文字有疑义，便要查对字典。有时文中的字体如偶有改易，也要挑出更換。校对时不能将一个词看了上面的字，便忽略下面的字，以为不会错，将目光跳过，而要将一个词语的每个字分开，每一个字都仔细读，不可轻信眼睛的习惯，要步步为营，字字校仇。校对者最忌讳的是不看原稿，仅读刊文，读一遍，唸得通了，便过关，是最最不负责的校对。因为唸通的文字，不一定是原来的文字。朱自清便曾抱怨过这种校对，他说已刊出的文字，如果能看出来是误植字，因为不通，读者便知道是校对的错误。但如果可以读通，而实际上卻是错字，会使作者最觉难过。因严谨的作者如朱自清者，每一个用字都十分考究。都经过再三考量，所谓字斟句酌，每一字都不能更易。一个可以读通的错字，使读者误为出於作者之手，这种错才不可原谅，让作者跌腳不迭，情何以堪。
校对工作是编辑工作中最后的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每一个出现在版面上的错字，都像是一粒毒药，会将全文扼杀。一粒老鼠屎，会坏了一锅粥。错字像是葡萄园中小狐狸（雅歌2:15），牠会毀坏了整个的葡萄园，所以一定要将葡萄园中的小狐狸揪出来，除恶务尽。
十五．勘误表与更正启事
书本的后面若贴上一片勘误表，列出书页上文字的正，误请读者自行更正阅读，或报刊上出现一则更正启事，表示某月某日刊出的消息有误，更正並道歉。都是出版业的大败笔，与书刊营业的杀手。这表示出版者在编印处理上的严重错误。读者要参照一页勘误表才能阅读。及刊登错谬的消息被严重误导，心中有多恼火？这种错误岂是一页纸与一句道歉的话便可以交待的？而若出版业者多次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便应该离停刊与停业相距不远了。
作者一篇呕心沥血的作品，费了多少时间与苦思，为一字一句捻断了几根胡须，增加了几许白发，但在刊出时，由於植字者与编校人员的疏忽，而破坏了，扭曲了，或颠倒了，漏掉了几个字，让作品黯然失色。勘误表等於在文章上打了一个补靪，贴上了一块胶布，还能看吗？而且严重的校对错误，在特殊情況下，还会发生十分可怕的后果。记得在过去威权时代，某大报将“伟大的领袖”误排为“伟小的领袖”（按昔铅字时代，字架上的字不全按部首排列，按手民的习惯排放，故大，小二字，排在同一处字架上，因而误植），其影响所及，编，校，总编与发行人都遭到撤換的命运。故一字之差，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这虽不是一个好的举例，但卻可以作为警惕。而“更正启事”若不时出现，编辑的饭碗肯定不保，新闻记者与编者对消息来源未经仔细查证而草率报导，后果之严重莫过於此。
十六．稿费与版稅
一位作者如沦落到要煮字疗飢的地步，绝对是一个悲剧。文人的穷困潦倒，自古皆然，无分中外。当然，也有例外，著名的大作家，可以稿费版稅致富，成为专业作家，但卻为数极少，非一般煮字者所可望其项背。这也与国情与人民的道德水平有关。在亚洲日本是出版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人民守法的观念亦居世界前列。其出版界十分发达，人民阅读的习惯，世所罕见。无论在地铁或任何交通工具上，普见人手一本读物专心阅读。在书店中购书者，从未见要求打折。一些具知名度作家的作品，年破百万冊者，比比皆是。统计显示日本的作家为社会高收入者之一，每年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作家，维持在四百位左右。这种情形对中文作者来说，望尘莫及。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作家，也有几位，但因国人对智慧财产权之漠视，盜印的出版物充斥市面，永远无法禁绝。侵权以得利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在台湾几十年前，作者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稿费可吃一碗牛肉面。教会刊物的稿费，则只能饮一杯茶。书籍刊物，因销量有限，兼亦盛行盜印，故作者收入不丰为意料中事。华人教会中发行之刊物印数更少，如今多半的刊物都免费赠送。所收奉献以人力，印刷与邮费为主要开支，且多半入不敷出。故一般刊物根本不列稿费项目之预算，文稿一律无酬。大家形成的一种观念，即撰稿是为主作见证，应该奉献，不应收稿酬。但一般教会在主日邀约讲员证道，卻要赠车马费，收授双方也视为当然，令人不解。其实稿酬对一位作者而言，受肯定与尊重的成分，远在金钱之上。一位初次投稿的作者，在收到稿费通知单时，其欣喜之情，难以言状。美国的石油大王洛克非勒，当年曾在某刊物上投稿，採用之后，收到一张小额的稿费支票，他当时欣喜若狂，到处向人展示，这是他投稿收到的稿费。因此教会的刊物在财政艰困中，亦应考虑将稿费列为必要的支出，若实在无力支付，亦应刊登启事，特別致谢。
任何一种书刊，无论其经营情形如何，都不应不列稿酬与版稅的预算，因为这好比一个生产单位进货与购买原料的费用。哪有一个生产事业，在设备了机器厂房，雇用了生产的员工，卻不需购买原料，而期待志愿捐献者？圣经有言：“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穀的时候，不可笼住牠的嘴”（哥林多前书9:9），而作者就是那只踹穀的耕牛，所以也不可笼住他的嘴。
一个出版社对作者的稿酬与版稅，千万不要苛刻，签订合约支付稿费与版稅一定要合理，宁採宽松与优遇的办法。因为你所找到的既是最好的作者，为何不付最优的费用？只有花好的价钱才可买到好的原料，才能制出好的产品，也才能为你创造好的利润。此为良性循环，反之则为恶性循环。这样，你还有好的原料可用，还能有好的产品供应市场吗？
十七．版权
记得早年旅行欧洲考察出版事业时，欧洲出版业者听说我来自台湾，都说台湾为海盜国家，从不讲版权。这话也对，因为在几十年前，世界任何地方的书，台湾出版商只要觉得可以赚钱，便立刻翻印。翻译书也不须原作者，或出版者同意，逕自为之。因当时台湾不肯参加国际版权协定。但作为一个宗教出版社，我总认为应当尊重版权，所以我出版的书，都在翻译之前，先写信请求作者与出版者许可，並按规定支付版稅。记得要出版当时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设法与其在苏黎世的版权代理公司签约，还吃尽了苦头。这部大书的出版，也赢得了出版界最高的荣誉“金鼎奖”，因而获得当时严家淦总统约见，严氏畅谈他对国际版权的观念，他在任行政院长时，极力主张参加国际版权，但为当时的书商群起反对而未果，言下颇为遗憾。如今两岸三地均在国际版权的范围之內，但遵守的程度，卻大打折扣。一般认为国际版权的极限为作者歿后再延五十年，此后其版权便为世界公有。但美国的版权在2003年1月15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七对两票判定了参，众两院，於1998年10月7日所通过，並由克林顿总统於同年同月27日签署生效的S.550法案即“The 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一般称为CTEA） ，新规定将自然人之著作保护权期限改为人歿后七十年。受聘雇完成之著作，延长为首次发行后95年。据悉此法案与欧盟於1993年通过之”统一著作权保护期间指令”相一致，故欧美的著作版权，均已改为著作人歿后七十年了。教会出版界所熟悉的考门夫人的灵修作品如“荒漠甘泉”，在两岸三地不知有多少译本与版本，大家都不付版稅。以此书为例，作者在生前即将版权授予OMS，该机构存在期间都合法持有版权，擅自译印者皆为盜版。关於书刊的译者，如出版社已支付译者稿费，则译者便无版权，译文之版权为出版者所有。教会圈內有一种自圆的说法：属灵的书刊，为传福音，不应计较版权，印得愈多传扬愈广，讲版权是阻拦传福音。我更听到一位国內的信徒盜印者理直气壮的说：“所有版权都是神的，为传福音，什么书都可以印。”这种讲法，如同未经你同意便可非法取得你的财物作为“奉献”一样，实在不可思议。这种做法如可行之有理，基督何必讲“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路加福音20:25）？
十八．读者调查与跟进事工
有些刊物出版了许多年，但从未做过任何读者调查，虽自信满满，但读者的真实反应，卻完全不知道。编者在刊物上，辟了一个专栏，应该在一段时间之后，做一次体检，看看这个专栏是否还有读者，或已成为一块印了字的空白。同样，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永远畅销，但好书卻会维持常销。市场可以決定盈亏，但编者卻必须要了解其中原委。一个对读者有高度敏感的编辑，才能领导风骚与创造风尚，出版之书刊亦才能真正符合读者的需求。一个不注重读者调查的编者，只靠自己的判断与臆测，如盲人骑瞎马，是非常危险的。
有些编者会误信几封读者来书的回响，而感飘飘然，以为自己的书刊已臻完美。读者或听，观众的来信，仅可代表部分受众的意见，並非全部。而编者要特別留意的，是你原设定与针对的对象，这一读者层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办的是一份传福音的布道性刊物，收到的读者来信，表示受益的卻是信徒，编者便应好好检讨你的刊物了。因为你已走错了方向，要修正刊物的內容。否则你全部的努力都是白费。
教会內常久以来都在坚持一种错误的观念，不愿面对现实。办一份刊物希望能满足各种读者的需要，希望能一网打尽。原本要办一份传福音的布道性刊物，但也要兼顾信徒的需要。这正如教会开布道大会，因怕沒有足夠的非信徒听众来填满场地，便也要信徒来参加，变成培灵布道大会。而一份刊物是要长久办下去，並非一场培灵布道大会。若內容界定不清，两种读者都不会满意，你无法左右逢源，反倒左支右吾，里外不讨好。此类刊物的寿命便不会长久，而浪费了教会有限的资源，才是最可惜的。
教会的福音豫工，无论是平面媒体的文字事工，或电子媒体的传播事工，都只是做了整个事工的前半部。前半部为撒种，后半部则为收割。而跟进的工作，正是后半部的重要事工。往往印刷的刊物，书籍与单张小冊，以及广播，电视节目等，完成了前半部后便棄之不顾，后半部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不了了之了。而这些花了最大量费用完成的半成品。都因为后半部的跟进工作，沒有好好的配搭，便都浪掷了。或者可以推给神，让祂自己去收割。而福音书刊未能规划並做好跟进事工，编者便有责任。如果读者有回响，有困惑，要进一步了解福音与圣道，编者便有责任将这类读者转移给各地的教会去做实际的跟进工作。也有不少传媒另设心理协谈或辅导中心自己来做跟进事工，也插手到福音豫工的后半部，去扮演一个角色。这种捞过界的做法並不实际，因为最后难道也要自己去成立教会让你的读者或听，观众去参加吗？教会的圣工应各司其职。传媒收到的半成品的福音果实，应该有效地移交给各地的教会去收割。福音豫工的后半部，不应棄之不顾，让刚刚萌芽的福音种籽枯萎，任其自生自灭。跟进事工应专属地方教会，各种传媒在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后，有责任将余下的事工移转给教会去接手，才能在福音豫工上画下圆满的句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