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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钩沉(下)

殷颖

 

十.书籍编辑

  文章千古事,出版一本书更是十分严肃的事。一本书的诞生,由孕育到出世,在发行到读者手中之前,都在编辑手里,所以编者应是书的第二个孕母(第一孕母为作者),也应嚐过生产之苦,及书本问世后的喜悅。因编辑的功劳,有时並不下於原书的作者。

1. 书籍发行人与编辑人的方向必须一致

  作为一个书籍的发行人,以出版书籍为职志,是一种非常高尚的事业。其出版品应对人类有所贡献,而且其影响会长久存在,甚至会代代相传。因为书籍並非消费品,具有永恆的价值。当然,书也是商品,可由销售获得利益。但较之书籍本身所有的价值,便不可同日而语。如出版者纯以金钱利益为目的,是十分可悲的,是选错了行业,应改行去从事其他工作。出版人必须要提昇自己心灵的层次,才能达到应有的高度。
  一位书籍的出版者,要将自己安放在正确的位置,出版工作才可成功,而利润亦可随之呈现,但此为余事。一位编辑也必须具有相同的志向,才能作出最佳的贡献,因为出版与编辑的工作严格说起来,均为一种终生事业,而非一时的职业。此种事业要有背负十架的精神,才能达到它的要求。一般书籍的出版者与编辑人应如此,一位宗教出版家与编者更应如此。

2. 市场外在的需要与读者內心的需求

  一般的图书业者都要紧盯市场的需求,为投读者的喜好而出版书籍,以追求利润,其实是舍本逐末的做法。真正的市场调查,除市场表面的现象外,更要能体察並设法满足读者內心真正的需求,商业的考量应在其次,读者心灵的需要才应列为优先。易言之,出版者与编辑人要能开创出读者的需求,並予以供应,才能拓展出更好的“商机”。出版人与编辑人要一直站在前端引导读者,而非一味跟在市场后面追随读者,一个有远见而又能了解读者內心需求的出版人与编辑人,要能创造一个崭新的市场,才是一流的出版家与编辑人。盲目的读者群,只知道飢饿需要食物,但耶稣说:“你们(出版者与编者)给他们吃吧”(马太福音14:6)更对觅食的群众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约翰福音6:27,35)。

3. 出版书籍要有计划

  出版人与编辑人不可随意出书,必须要按其宗旨订出计划才印书。如为一个宗教出版社,则要配合教会与信徒的需要,或宣教的目的而出书。印数则要根据市场的机制而调整。

4. 书稿的来源

  书稿来源,应在计划时即已约好作者,编辑要为作者订定写作的详细计划。书的內容,要完备而详尽。並要提供必要的写作资料,列出大纲,並与作者共同商定写作的计划与时限,再定时约作者研讨写作的进程,以便在预定时间內可以出版。目前两岸三地的教会出版界都靠译书出版,约佔总出版品的百分之八,九十左右,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原因是华人教会,沒有培养出自己的作家,教会只忙於增长与差传,对文字事工一向忽视。但教会的出版家与编辑人卻对培植中文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 书籍编辑

  由於宗教书籍均与圣经及信仰有关,故编者必须具备深邃的神学素养,並十分熟悉圣经,否则便沒有能力处理书稿。而宗教书又分许多种类,如教义神学,宗教教育,查经教材等等,各有其特性与系统。所以编辑亦应具相关的知识。社方亦可聘特约编辑处理特殊书稿,但最后仍要由执行编辑予以审定。

6. 文库与丛书

  文库与丛书,多以通俗见著,內容庞杂,不会涉及艰深的內涵,适於一般读者的胃口。这类书多半会为出版社创造利润。商务印书馆最早出现在市场上的,是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日文有著名的“岩波文库”,英文有“企鹅丛书”等,都是六十四开平装袖珍本丛书,便於攜带,普受读者欢迎。编选这种丛书,编者不但要有渊博的学术修养,更要能了解读者的趣味。选稿不能冷僻,但亦不可低俗,既要能掌握市场走向与读者的趣味,又不失出版者一贯的风格,编者在拿捏之间,要有其独特的本领。並要在读者心目中建立起一种可以信赖的品牌,销路自会盛行不衰。

7. 编辑应为爱书人

  书籍的出版者与编者都必须首先是一个爱书人。一位编者本身就是一个书迷,要有对书籍终生不渝的爱,才是一个好编辑。出版者与编者对书本身的情感要超越出版物的功利价值。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心力为读者出版好书,终生以之。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人间词话”王国维语)。

十一.杂誌编辑

  提起杂誌,在中国的报业史上,基督教还佔了光荣的一页。中国第一份定期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由英传教士马里逊与米怜在马六甲创刊发行。参与事工的梁发牧师则为中国第一位报人。“察世俗”以宏扬基督教与介绍新闻与新知为其內容。故此,亦应为第一份福音豫工的刊物。“察世俗”创於1815年,距今已近两百载,但可惜教会未能保守並发扬此一优良传统。今日的教会刊物,在中文杂誌中,几乎是敬陪末座了。
  杂誌大致可分为两类,即大众型杂誌,与专业性杂誌,大众性杂誌著名者如美国的纽约客New Yorker)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等,这类杂誌內容广泛,体裁多方,读者不分年龄与职业,对象最为广泛。但要办好这种杂誌卻十分不易,要投入极大的人力与财力,一般人多不敢尝试,因成功的机会极少。如今我们在市面上见到的杂誌,多为专业性杂誌。这类刊物仅服务於单一职业领域的读者:如金融,科技,旅遊,汽车,娛乐...等,各针对特定品味的读者群。这种专业杂誌,有时专到极冷僻的地步,如今在台湾再也找不到修理皮鞋的人了,但在美国仍有皮鞋修理店,而且修理皮鞋的业者,也发行一种杂誌,专门讨论如何修理皮鞋。在纽约甚至有一份“叫花子杂誌”发行对象为乞丐,告诉你哪里可以找到较好的食物。
  基督教刊物亦属专业杂誌,其中再分对信徒与对非信徒两大类。如今在港,台,北美各有数种,在中国仅有一种,发行份数均极有限。多年来,不少教会刊物办了又停,停了再办。但均不为教会所重视。教会刊物由於人,财两缺,所以办一份刊物都要无所不包,既培灵又布道,对象主要为信徒,但也要用来传福音。模稜两可,为其难以立足之主因。
  教会办刊物,何以由当初能独步文坛,日后卻逐渐式微,如今沦为可有可无的地步。教会领袖与文字工作者们实应好好检讨。中国基督教除了1889年“广学会”在上海创办,由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在当时能独领风骚外,教会从未再创办过一份能与“万国公报”相当的刊物。这份期刊在当时发行之广,影响之巨,后代刊物均难望其项背。中国早期的知识界巨擘,无不受其影响。当时的学子文人,如林语堂,梁启超,胡适等均为该刊之读者。林语堂自己讲他在廈门乡下读书,每期盼读这份刊物,如大旱之望云霓。代表了如飢似渴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对此刊喜爱之心声。而清末之诸大臣如康有为,张之洞,李鸿章等亦均对该刊极为重视。且均盼能聘请编辑李提摩太为其工作,但均为李氏所拒。
  教会刊物自最初之一鸣惊人,到如今的日渐衰落,不仅令人浩叹。难道今后便永远沒有机会再展风华了吗?否。这是所谓的“长者折枝,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华人教会之有心人士如能振臂而起,群策群力再办一份有如此影响力的刊物,绝对有可能。事实上教会需要两份刊物,一份是对信徒的综合性杂誌,应包括神学信仰之深入报导与探讨,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的融合,今日海內外教会的种种问题与纠结,华人教会全球性宣道的定位与方向,以及海內外华人教会內在的困惑与探索。若能办的好,应成为一份十分抢手的刊物,不愁沒有销路。另一份则为真正传福音的刊物,不必仅倚靠信徒的支持,而要能吸引非信徒自动订阅,以之传播基督教的信仰。只要锁定了发行的对象与读者群,並配合电子互联网,绝对有成功的机会。更何況我们传福音的事工,有无所不能的神作为我们的后盾。

十二.版面处理与包装

  出版物的版面,无论封面与內页,都是纯技术层面的问题,但美工的设计稿卻必须根据编辑的意见,不能单独作业。一本好的杂誌,必须有好的美术设计,有锦上添花的作用。图片与插图能增加阅读的趣味。一流的设计配合一流的文稿,绝对有加分的作用。好的设计与插图,再配合编者的创意,才能将出版物完美而亮丽地呈献给读者。
  书籍的设计与期刊不同,主要分別是期刊的生命有时间性,如一盆繁花,盛开时会用最美的姿态引起你的注意,但在一定时间內,便会凋谢。而书籍无时间性,一本书出版后,希望它会永存,至少也要存留较长的时间。故书籍有其独特性,不宜杂誌化。如今市面上的书籍,繁花似锦,爭奇斗艳,各擅胜场。书籍要包装,才能促销,无庸置疑。但过分包装卻不一定会达到促销的效果。书籍的外观十分重要,摆在书店平台上,封面抢眼,会让读者拿起来翻阅,但內容到底重於外观。包装绝不可逾越內涵,或与內涵的风格互異,这样都会成为反效果。在让人看来眼花撩乱的书海中,简单而脫俗的封面,有时更会吸引读者的眼神。
  杂誌的內容繁杂,版面的变化多端,标题字与插图更为美工留下许多设计的空间。但书籍的版面较为单纯,除儿童书与图画书之外,一般的书页,並不需要特別的美术设计。但书页应留意的是,必须保留相当的空白,以供阅读者的目力可以调整与休息,若将整版书页填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便会导致视力的“窒息”,而使读者阅读感到吃力。所以书页的“天地”宜留下相当的空间,以调适视力。传统的中文书籍,均为直排,自右而左,自上而下。但如今也有许多书改为橫排,自左而右,如西文的排法。国內的书刊则均一律採用自左而右的橫排。只有影印的古籍才保存古老的排版法。港,台等地则二者兼採,中文在字行橫排时,左行或右行,很久以来都十分混乱。不少报纸的版面,竟然用两种不同排列方式,使读者困惑。有几个大报的报眉文字是由左而右排列(因另有英文译名),但在版面上使用橫排标题时,卻还是由右而左的排列,让读者无所是从。这种困扰应尽早规范划一。自上而下直排之缺点,往往因字行太长,有时无法一目到底。在视力需稍停休息时,便要再移动目光去找回原先停留的地方,会感到不便。而橫排因为字行短,便不会发生这种情形。直排的日文书,早已採用两段式,即将一页书分为上下两段。如此便可节省目力,中文亦应考虑採用。

十三.中文字体分歧的困扰

  目前台,港及北美华人地区所使用的中文,均使用繁体字,但国內早已改用简体字,这种一文两字体的分歧,已长达半个世纪。造成两岸三地出版与阅读的极度不便。三地的读者在阅读另一地域的出版物时,几乎半数的文字要猜读,但有些简体字並非繁字的简笔,而为新创。要连同上下文一再推敲,或可猜出其中的字义,实为一种极大的困扰。
  当初何以要将繁字改为简字,我並未去研究这种资料。也许,是为读写之简便吧,但如今人们多已普遍使用电脑,书写的机会大量減少,而无论简字或繁字,均只按一次键盘,简,繁字体並无分轩轾。而中文古籍,皆为繁字,为文化传承不可能舍棄的遗产,故人们如要了解古籍,或要将古籍重新易为简字出版,便要找一批能读繁字的“专家”来从事,反增加了许多工作。而繁字除阅读之外,书法是中文特有的艺术,今天国內的书法家也仍然在用繁字书写,所以当初如仅为简便而改变字体,卻是欲简而益繁了。
  中文在分为两种字体后,流害所及,当中文出版业向国外申请翻译版权时,对方多半会用中文的繁字与简字划分为两种合约,分別签署两种翻译版权之不公平待遇,应是中文字体分岐后的一个显著后遗症。
  中文字体之简,繁的困扰,何时可以解決,目前尚无法找到答案。但如今拜电脑之赐,已排好的繁体字或简体字,都可轻易地按键相互转換。但编者应注意的是,国內有许多中文语汇皆为过去这几十年所新创,多半的新语汇虽大致可以了解,但也有不少语汇,需要加以解释,才能明了其含义。按日用的语文,每五至十年都会有改变,各种语文都会如此,甚至会产生一些全新的字汇。台,港同样有些新语汇,也非国內读者所能了解。因此,编辑便应做好此类註释,才能使不同字体的中文读者,可以阅读另一种字体的书刊。

十四.校雠春秋

  华人的出版界到目前为止,仍未能对校对的工作给予应有的重视,实在很遗憾。一般报刊都将校对工作等閒视之。教会出版的书刊尤甚,我多次向教会刊物主编们提出此一问题,但多半认为一篇文章中错几个字,无关宏旨,不伤大雅。故长久以来,都将错字视为当然。刚刚停刊的一份家庭月刊,因编辑与出版分处东西半球,鞭长莫及。故对刊物上的连篇错字,只能採容忍的态度,莫可奈何。该刊委托香港某单位承印,承印者收了费用,卻未善尽本分,文稿多半打出后即付印,不作校对,故一篇千字以內的短文,可出现十几个错植字,令人不忍卒读。尤有进者,该刊的负责人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全篇竟有二十几个错字,堪称出版界之奇蹟。
  校对从前称为校仇,为勘误之学。刘向別录载:“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古人十分重视校对,要两人一组工作,郑重从事,故古籍之错谬较少。按一般报纸,一整页要排印数万字,但多半要求误植字不能多於三个。而报纸的寿命仅为一天,截稿编印时间极为紧迫,但校对工作也不敢马虎。期刊有足夠的时间,更不能有错漏。书籍编校的时间更十分充裕,连一个错字都不应出现,否则编者便应负全责。
  校对其实就是编辑的工作,校对工作者之学养素质要求,亦应与编辑相同,否则无法胜任。校对工作者要对书刊作最后的把关,有人称校对是书刊的美容师,实际上应为品管师,为出版生产线最后的一道防线,过了此关,便无法再补救,便刊印为成品了。一位优秀的校对工作者,能找出作者与编者的疏漏与错误。我曾访问宾州的一间著名出版社,他们有一位作校对的老太太年迈卻无法退休,她说因为接替她的人尚未训练好。她已工作数十年,身畔备有各种辞典,她工作严谨,经验丰富。所以一位好的校对,比编辑还难找。
  校对工作者校稿时绝不可一目十行,浏览一下便过关,要逐字审读,连标点符号都不可轻易放过。如发现文字有疑义,便要查对字典。有时文中的字体如偶有改易,也要挑出更換。校对时不能将一个词看了上面的字,便忽略下面的字,以为不会错,将目光跳过,而要将一个词语的每个字分开,每一个字都仔细读,不可轻信眼睛的习惯,要步步为营,字字校仇。校对者最忌讳的是不看原稿,仅读刊文,读一遍,唸得通了,便过关,是最最不负责的校对。因为唸通的文字,不一定是原来的文字。朱自清便曾抱怨过这种校对,他说已刊出的文字,如果能看出来是误植字,因为不通,读者便知道是校对的错误。但如果可以读通,而实际上卻是错字,会使作者最觉难过。因严谨的作者如朱自清者,每一个用字都十分考究。都经过再三考量,所谓字斟句酌,每一字都不能更易。一个可以读通的错字,使读者误为出於作者之手,这种错才不可原谅,让作者跌腳不迭,情何以堪。
  校对工作是编辑工作中最后的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每一个出现在版面上的错字,都像是一粒毒药,会将全文扼杀。一粒老鼠屎,会坏了一锅粥。错字像是葡萄园中小狐狸(雅歌2:15),牠会毀坏了整个的葡萄园,所以一定要将葡萄园中的小狐狸揪出来,除恶务尽。

十五.勘误表与更正启事

  书本的后面若贴上一片勘误表,列出书页上文字的正,误请读者自行更正阅读,或报刊上出现一则更正启事,表示某月某日刊出的消息有误,更正並道歉。都是出版业的大败笔,与书刊营业的杀手。这表示出版者在编印处理上的严重错误。读者要参照一页勘误表才能阅读。及刊登错谬的消息被严重误导,心中有多恼火?这种错误岂是一页纸与一句道歉的话便可以交待的?而若出版业者多次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便应该离停刊与停业相距不远了。
  作者一篇呕心沥血的作品,费了多少时间与苦思,为一字一句捻断了几根胡须,增加了几许白发,但在刊出时,由於植字者与编校人员的疏忽,而破坏了,扭曲了,或颠倒了,漏掉了几个字,让作品黯然失色。勘误表等於在文章上打了一个补靪,贴上了一块胶布,还能看吗?而且严重的校对错误,在特殊情況下,还会发生十分可怕的后果。记得在过去威权时代,某大报将“伟大的领袖”误排为“伟小的领袖”(按昔铅字时代,字架上的字不全按部首排列,按手民的习惯排放,故大,小二字,排在同一处字架上,因而误植),其影响所及,编,校,总编与发行人都遭到撤換的命运。故一字之差,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这虽不是一个好的举例,但卻可以作为警惕。而“更正启事”若不时出现,编辑的饭碗肯定不保,新闻记者与编者对消息来源未经仔细查证而草率报导,后果之严重莫过於此。

十六.稿费与版稅

  一位作者如沦落到要煮字疗飢的地步,绝对是一个悲剧。文人的穷困潦倒,自古皆然,无分中外。当然,也有例外,著名的大作家,可以稿费版稅致富,成为专业作家,但卻为数极少,非一般煮字者所可望其项背。这也与国情与人民的道德水平有关。在亚洲日本是出版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人民守法的观念亦居世界前列。其出版界十分发达,人民阅读的习惯,世所罕见。无论在地铁或任何交通工具上,普见人手一本读物专心阅读。在书店中购书者,从未见要求打折。一些具知名度作家的作品,年破百万冊者,比比皆是。统计显示日本的作家为社会高收入者之一,每年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作家,维持在四百位左右。这种情形对中文作者来说,望尘莫及。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作家,也有几位,但因国人对智慧财产权之漠视,盜印的出版物充斥市面,永远无法禁绝。侵权以得利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在台湾几十年前,作者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稿费可吃一碗牛肉面。教会刊物的稿费,则只能饮一杯茶。书籍刊物,因销量有限,兼亦盛行盜印,故作者收入不丰为意料中事。华人教会中发行之刊物印数更少,如今多半的刊物都免费赠送。所收奉献以人力,印刷与邮费为主要开支,且多半入不敷出。故一般刊物根本不列稿费项目之预算,文稿一律无酬。大家形成的一种观念,即撰稿是为主作见证,应该奉献,不应收稿酬。但一般教会在主日邀约讲员证道,卻要赠车马费,收授双方也视为当然,令人不解。其实稿酬对一位作者而言,受肯定与尊重的成分,远在金钱之上。一位初次投稿的作者,在收到稿费通知单时,其欣喜之情,难以言状。美国的石油大王洛克非勒,当年曾在某刊物上投稿,採用之后,收到一张小额的稿费支票,他当时欣喜若狂,到处向人展示,这是他投稿收到的稿费。因此教会的刊物在财政艰困中,亦应考虑将稿费列为必要的支出,若实在无力支付,亦应刊登启事,特別致谢。
  任何一种书刊,无论其经营情形如何,都不应不列稿酬与版稅的预算,因为这好比一个生产单位进货与购买原料的费用。哪有一个生产事业,在设备了机器厂房,雇用了生产的员工,卻不需购买原料,而期待志愿捐献者?圣经有言:“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穀的时候,不可笼住牠的嘴”(哥林多前书9:9),而作者就是那只踹穀的耕牛,所以也不可笼住他的嘴。
  一个出版社对作者的稿酬与版稅,千万不要苛刻,签订合约支付稿费与版稅一定要合理,宁採宽松与优遇的办法。因为你所找到的既是最好的作者,为何不付最优的费用?只有花好的价钱才可买到好的原料,才能制出好的产品,也才能为你创造好的利润。此为良性循环,反之则为恶性循环。这样,你还有好的原料可用,还能有好的产品供应市场吗?

十七.版权

  记得早年旅行欧洲考察出版事业时,欧洲出版业者听说我来自台湾,都说台湾为海盜国家,从不讲版权。这话也对,因为在几十年前,世界任何地方的书,台湾出版商只要觉得可以赚钱,便立刻翻印。翻译书也不须原作者,或出版者同意,逕自为之。因当时台湾不肯参加国际版权协定。但作为一个宗教出版社,我总认为应当尊重版权,所以我出版的书,都在翻译之前,先写信请求作者与出版者许可,並按规定支付版稅。记得要出版当时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设法与其在苏黎世的版权代理公司签约,还吃尽了苦头。这部大书的出版,也赢得了出版界最高的荣誉“金鼎奖”,因而获得当时严家淦总统约见,严氏畅谈他对国际版权的观念,他在任行政院长时,极力主张参加国际版权,但为当时的书商群起反对而未果,言下颇为遗憾。如今两岸三地均在国际版权的范围之內,但遵守的程度,卻大打折扣。一般认为国际版权的极限为作者歿后再延五十年,此后其版权便为世界公有。但美国的版权在2003年1月15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七对两票判定了参,众两院,於1998年10月7日所通过,並由克林顿总统於同年同月27日签署生效的S.550法案即“The 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一般称为CTEA) ,新规定将自然人之著作保护权期限改为人歿后七十年。受聘雇完成之著作,延长为首次发行后95年。据悉此法案与欧盟於1993年通过之”统一著作权保护期间指令”相一致,故欧美的著作版权,均已改为著作人歿后七十年了。教会出版界所熟悉的考门夫人的灵修作品如“荒漠甘泉”,在两岸三地不知有多少译本与版本,大家都不付版稅。以此书为例,作者在生前即将版权授予OMS,该机构存在期间都合法持有版权,擅自译印者皆为盜版。关於书刊的译者,如出版社已支付译者稿费,则译者便无版权,译文之版权为出版者所有。教会圈內有一种自圆的说法:属灵的书刊,为传福音,不应计较版权,印得愈多传扬愈广,讲版权是阻拦传福音。我更听到一位国內的信徒盜印者理直气壮的说:“所有版权都是神的,为传福音,什么书都可以印。”这种讲法,如同未经你同意便可非法取得你的财物作为“奉献”一样,实在不可思议。这种做法如可行之有理,基督何必讲“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路加福音20:25)?

十八.读者调查与跟进事工

  有些刊物出版了许多年,但从未做过任何读者调查,虽自信满满,但读者的真实反应,卻完全不知道。编者在刊物上,辟了一个专栏,应该在一段时间之后,做一次体检,看看这个专栏是否还有读者,或已成为一块印了字的空白。同样,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永远畅销,但好书卻会维持常销。市场可以決定盈亏,但编者卻必须要了解其中原委。一个对读者有高度敏感的编辑,才能领导风骚与创造风尚,出版之书刊亦才能真正符合读者的需求。一个不注重读者调查的编者,只靠自己的判断与臆测,如盲人骑瞎马,是非常危险的。
  有些编者会误信几封读者来书的回响,而感飘飘然,以为自己的书刊已臻完美。读者或听,观众的来信,仅可代表部分受众的意见,並非全部。而编者要特別留意的,是你原设定与针对的对象,这一读者层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办的是一份传福音的布道性刊物,收到的读者来信,表示受益的卻是信徒,编者便应好好检讨你的刊物了。因为你已走错了方向,要修正刊物的內容。否则你全部的努力都是白费。
   教会內常久以来都在坚持一种错误的观念,不愿面对现实。办一份刊物希望能满足各种读者的需要,希望能一网打尽。原本要办一份传福音的布道性刊物,但也要兼顾信徒的需要。这正如教会开布道大会,因怕沒有足夠的非信徒听众来填满场地,便也要信徒来参加,变成培灵布道大会。而一份刊物是要长久办下去,並非一场培灵布道大会。若內容界定不清,两种读者都不会满意,你无法左右逢源,反倒左支右吾,里外不讨好。此类刊物的寿命便不会长久,而浪费了教会有限的资源,才是最可惜的。
  教会的福音豫工,无论是平面媒体的文字事工,或电子媒体的传播事工,都只是做了整个事工的前半部。前半部为撒种,后半部则为收割。而跟进的工作,正是后半部的重要事工。往往印刷的刊物,书籍与单张小冊,以及广播,电视节目等,完成了前半部后便棄之不顾,后半部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不了了之了。而这些花了最大量费用完成的半成品。都因为后半部的跟进工作,沒有好好的配搭,便都浪掷了。或者可以推给神,让祂自己去收割。而福音书刊未能规划並做好跟进事工,编者便有责任。如果读者有回响,有困惑,要进一步了解福音与圣道,编者便有责任将这类读者转移给各地的教会去做实际的跟进工作。也有不少传媒另设心理协谈或辅导中心自己来做跟进事工,也插手到福音豫工的后半部,去扮演一个角色。这种捞过界的做法並不实际,因为最后难道也要自己去成立教会让你的读者或听,观众去参加吗?教会的圣工应各司其职。传媒收到的半成品的福音果实,应该有效地移交给各地的教会去收割。福音豫工的后半部,不应棄之不顾,让刚刚萌芽的福音种籽枯萎,任其自生自灭。跟进事工应专属地方教会,各种传媒在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后,有责任将余下的事工移转给教会去接手,才能在福音豫工上画下圆满的句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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