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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柏传(下)

史述

 

良牧良相:由讲坛到政坛

  凯柏对加尔文主义发生兴趣,长久的继续深入研究思考,使他发现那不是一种空泛的理论,而是最具系统,合理性的,有动力的信仰;在庄严谨密的结构后面,是要求人接受基督的全面主权。这自然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使他整个的思想系统,起了极大的转变。
  神奇妙的拣选了凯柏,引导他,造就他,使他的生命走在正确的方向;先有了归正的重生经历,然后进而改变世界,给文化和社会以新生。

接棒有人

  1869年,全国基督教教育协会在悟垂克开会,会期为五月十九至二十日。五月十八日晚,凯柏应邀发表预备会演讲,题目是:“向国家良心的呼吁”。
  他说:“在相同信念的人中间,我们的运动进展,是显然可见的,因为我们的力量,在於喚起国人的良心。”
  在座有一位是协会的荣誉主席葛瑞恩。这几句开始的话,进入他的耳中,引起了心灵的共鸣。那位老人已经是六十九岁了,他几乎是孤军奋斗,作旷野的呼声;三十多年来的希望,就是国人良知的觉醒。今天总算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在他动人的演说中,凯柏说到国魂和使命,宗教的自由,良心的自由,並学校教育的自由。凯柏在台上所讲的,一字一句,都彷彿是天降的甘露,滋润着那位老战士枯萎的心。多少年来,他所要作的,就是喚醒国人的良心,但始终未能如愿。今天,他发现自己所缺乏的,在眼前这年轻人的身上找到了:他认定凯柏是能夠振奋国人的领袖。像年老的西面,在殿中见到婴孩耶稣一样,葛瑞恩感谢神,心中得到了安慰和鼓励。
  葛瑞恩出身海牙的望族,家道丰富;礼敦大学毕业。他是有名的基督教历史学者,政治领袖。1830年,葛瑞恩接受了加尔文信仰。此后,他的政治哲学,就完全建立在加尔文信仰上面。
  他研究法国流血暴乱的革命历史,知道他们所倡言“沒有神,沒有主人”,那种所谓平等自由的革命,实在是造反,实在是背叛神,背叛创造並管理宇宙万有的至高主宰。葛瑞恩看到:即使在一般情形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偏行己路,随从己意妄行,不遵守神的话和祂的定命,也就是背叛神,反对神的主权。因此,他认为当循的途径,是“高举福音,反对革命”。只有高举神的话,扬起真理的旌旗,遵守主的道,才是拨乱反正的道路,是解決人类一切问题的方法。这种基督化的政治思想,在荷兰当时是完全创新的,是理想化的。
  葛瑞恩主张,回到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归正或改革宗的信仰。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倡组了一个政党,名叫“反革命党”(Anti-revolutionary Party)。这个名字,现在如果望文生义,听来有些迂腐可笑,甚至有不好的涵义;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可以代表他的信念:反对法国式革命的暴乱,那不仅是一个保守的政党,而是保守的基督教政党。
  “革命”(Revolution)这个字,本来是说明天体运行的现象;中文译为“革命”,是取自易经“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先已寓有褒意。这样,反革命变成了倒行逆施,反天道而行。但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对於法国无法无天的恐怖统治,记忆犹新,缺乏好的印象。不过,研究法国革命的背景,那时的皇室和教会,确是腐败黑暗,专制而浪费,不顾人民死活,成为促成暴力革命的条件,人民以和平方式求平等而不可得,才起而暴力夺权,结果酿成流血爭取。
  但那条血路,是错误的路,更不是唯一的路。有另外一条各各他的血路,是神子主耶稣基督所开的,使人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可以解決社会的问题。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造成了贫富不均,道德的坠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期病征,极为显著。幸而有神及时兴起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及卫斯理兄弟(John Wesley, 1703-1791; Charles, 1707-1788),传播福音。神的大能,改变了文化,拯救了一个沒有希望的世代,免於流血恐怖之惨祸。十九世纪的英国,仍然有社会病患问题存在。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的资本论,是在英国工业发展转型的产痛中,在伦敦写的;但他所期望的阶级斗爭,並后来的人间天堂生活,並未在任何地方实现。惟有神的真理,是人类的希望,是解決罪恶及社会弊病的方法。
  葛瑞恩和凯柏都深知,国家教会是酿成腐败的因素。在法国,在英国,都存在着教阶官僚的病弊;荷兰也在1816年,建立了同样的制度。更不幸的是,十九世纪是自由派(新派)信仰兴起的时候。这种信仰,一旦侵入僵化淤滞的宗教机构,正是其寄生滋蔓的机会,而且不易清除。因此,需要有自由教会(即自立或在国教系统外的独立教会),不受国家教会的辖制和感染,並有自由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包括神学院,以传递纯正的福音信仰。
  葛瑞恩德政治理想,远见和原则,都是正确的。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学者,不是群众领袖。他典雅的学术气味的写作,可以获得知识分子的激赏和尊敬,无奈不能达到群众,说服广大的基层人民;他也缺乏组织力和领导才能。因了这个弱点。葛瑞恩在荷兰政坛有“无军之将”的雅号。事实上,这说法也並不是完全正确。虽然他一生走的是孤单的道路,他的少数党,在选举中也获得过六七个国会席位。随着时间的进展,葛瑞恩的写作,形成了基督教政治思想的纲领。
  1869年五月的那次会晤,对於葛瑞恩和凯柏,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凯柏后来写道:“1869年五月十八日,那个难忘的晚上,在悟垂克大教堂,我第一次与他晤面。他坚定的眼神,真诚的言词,立刻得了我的心,给我极深的印象。从那时起,我成了他属灵的同工;不仅如此,他属灵的儿子。”
  那年六月二十三日,凯柏参加了悟垂克的“反革命选民俱乐部”。以后,二人书信往来甚密,建立了深挚的友谊,互相了解,並且同心合意,並肩作战。
  葛瑞恩回到海牙的家中,心里充满了感恩。他发现了理想的“继承人”。仅仅相识一百天之后,葛瑞恩在九月一日的公开文件中,指定未满三十二岁的凯柏,是反革命政党的未来领袖。

壁垒分明

  政治上的保守派,並不等於是信仰上的保守派。葛瑞恩的反革命党,在国会中的几个议席,本来是依附於佔较多席位的保守党;后来渐渐发现,保守党同他们的合作,不过是利用他们,以促进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如果长此以往,以小事大,仰人鼻息,不仅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目标永远无法实现,还会被人吸收消化。
  1871年的国会选举,葛瑞恩面临抉择。起初,他踌躇难決;后来,毅然採取行动:不仅同保守党決裂,为了原则,也不得不牺牲友谊。
  葛瑞恩的口号是:“孤立中有力量”。他的意思,不是寂靜的孤立,而是坚持原则,不怕孤单,近於圣经原则的分別出来,不怕表现与众不同,独立特異,持守自己的立场。他近於极端的作法,是放棄支持本党的所有现任议员,而提名三位新候选人:凯柏牧师,和一位法学家,一位学校的校长。这可以显明他着眼的重点:教会,政治,教育的总体改革。
  凯柏在教牧及前锋报总编辑的职任之外,积极参与竞选活动。但选举结果,反革命政党三名候选人全部落选。初试竞选的失意,並沒有使凯柏灰心。跟几位同志检讨的结果,认为失败的原因,在於缺乏充分的宣传工具,政见得不到选民了解,和沒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得不着足夠的选票。
  1872年,旌旗日报组成出版了,他们的政党有了喉舌。全国性的提名大会,还是在1871年才由凯柏开始的,难得到满意的成绩,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1873年,又是选举年。凯柏任全国初选大会的主席。这次是自由派获胜。凯柏在荷兰南部高达(Gouda)地区的初选获胜;但在总选中再度落败。不过,这次选举,反革命政党共得了一万二千票,比前年跃增了275%,使大家刮目相看。
  1874年,在高达地区中期选举,凯柏当选了国会下院的议员。当选总比落选好,该是件可喜的事。不过,当选比落选困难,必须面临抉择;因为宪法第九十一条明文规定:“国会议员不得任教牧”。他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
  写给葛瑞恩的信中,凯柏说:他在经验“灵魂的等待”;他必须得到主特別的指示,才作出決定:“绝不愿违背神的旨意行事,以致背离神的道路”。
  在讲坛上宣扬教导,从內部改革教会,是他的呼召。但在另一方面,怎能辜负高达地区选民的付托与期望?基督岂不曾吩咐祂的门徒作“世上的盐”吗?凯柏自己迫切祷告,也请阿姆斯特丹教会的会众,在聚会中祷告。最后的決定是向大会申请光荣退休。大会批准了。於1874年进入国会。
  凯柏並不曾忘记他在教会的事奉,因为那是他全心奉献,全灵关注的。他保留在阿姆斯特丹教区,被选为教会的长老。他继续为前锋周刊写论评及灵修文稿,积极倡导教会內部的改革。从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观点,一切正当事业,都是神的呼召,都是事奉神;神的旨意必须行在人生和文化的每一部门,让神掌权並得着荣耀。国会是另一块神的禾田,也需要工人去工作。
  一个教牧出身,奉行神的旨意,重原则,讲道德的人,能夠与狡猾的政客们周旋吗?凯柏自然不会不知道,“羊进入狼群中间”的危险。在教会,是与进入羊群的豺狼爭战,要卫护主宝血买来的羊群。在国会,是羊入狼群,要有更大的勇气,用更多的智慧和技巧。
  凯柏有极其渊博的知识,动人的辩才;但更重要的,是他熟习神的话,从其中汲取基督徒的法则,对当世的社会问题,教会问题,教育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等,他都从基督徒伦理和圣经观点,決定自己的立场,寻求解決的方法。

圣经真理和良知

  凯柏不赞成血腥的革命,暴力的斗爭;但他反对当时资本家贪得无餍的剝削,殖民地主义者不人道的压榨。他极力主张社会正义。
  凯柏绝不是奴颜婢膝巴结资本家的人。他建议特別立法,保持社会正义。他认为满有怜悯的主耶稣,绝不会对被压榨的人群视而不见。在下议院中,他打开袖珍圣经,朗诵雅各书第五章:“嗐!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接着说:“如果这是我说的话,在你们耳中听来会是过激,是革命,会予以拒绝。但这是主的使徒写的。你们能口里承认基督,而对劳工的哀诉置之不顾,不同他们站在一边?”
  凯柏也反对当时欧洲的童工问题。“七岁的孩子们,要每週六天工作八十五,甚至八十七小时。这种不人道的恶行是那么严重,我知道,有五六岁的孩子,从睡中被搖醒过来,头上浇冷水,然后送到工厂去工作!”
  他这样直言,不管別人诬指他助长阶级革命。他以基督的心为心,本乎圣经真理和良知发言。
  他反对荷兰对殖民地的经济压榨。那个时代,是世界头号強国英国经营东印度公司,作鸦片,走私,並掀起最不光荣的鸦片战爭的时代,那是炮舰外交,公义不彰的时代;凯柏不管自己的言论多么不合时宜,不管政治路线的“正确”,而反对鸦片贸易。他強调:荷兰对於印尼等殖民地,有道义的责任,应该使他们基督化,並扶持他们走上独立。如果有人以为他不夠爱国,那是因为他更爱神的国,更爱真理。他确是走在时代的前面。
  在教育方面,他主张自由教育:不属国家和国教会控制,而由家长督导。凯柏认为:政府可以立法管理学校的标准和规范,检定教员合格证书,可以督导教学。但政府也有责任,对学校在经济上支持,使贫苦儿童也能就学,而由他们的家长,作良心上的自由选择,送孩子去公立或非公立学校。
  凯柏这颗政坛的新星,在国会闪耀的光芒,引起国人的注意和期望。

沉默

  凯柏竭力的鞭策自己,夜以继日,以超人的精力工作。
  1875年,又是选举年,葛瑞恩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让凯柏指麾运筹,他自己则退而以其残年作历史研究著述。凯柏筹画,奔走,写演说稿,写论评,忙个不休。
  到1876年二月,凯柏精力衰竭,完全崩溃了。在那段时期,他思想成了一片空白,连一张明信片也写不来。医生建议他离开荷兰,彻底休养。凯柏夫妇卖去在阿姆斯特丹的房子,十五个月的时间,大部分在瑞士和意大利,並有些时间在法国南部的尼西。耗费鉅大,恢复卻缓慢。到1877年五月,才完全康复,回到荷兰。那时,他快迈向四十岁了。在凯柏离国休养期间,法学家乐门(Mr. A.F. de Savornin Lohman)暂为摄理前锋报编辑;浩德莫克则负责星期六的宗教增刊。
  这是凯柏灵魂安息与甦醒的时期。他经历了人的完全败坏和脆弱,神的全然恩典,神的话全然真实。他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主,全然的倚靠主。

新局面

  当凯柏返抵国门,新选举的结果,政府已換成自由派的天下。反革命党则失去了创立人葛瑞恩,大家都瞩目凯柏,期待他作他们天赐的最高统帅。
  果然不负众望,1879年选举,反革命党赢得国会下院十一席;应当归功於凯柏的领导。但他虽是党魁,卻沒有国会的席位,未能有效的指挥运作。
  在这期间,凯柏的自由大学成立了。教会改革的斗爭,则受到挫折,而不得不退出国教会,另组成改革宗教会。
  1880年,曙光初现。在国会下院八十六议席中,左派佔49席,右派37席(包括反革命党和天主教);如果情势继续改善,成为多数党执政的希望,已是指日可期。
  葛瑞恩早就着眼於“加尔文派与天主教合作”的可能,以击败自由派政党。现在,局势很明显:合则两利,分则俱伤!
  凯柏起初不能同意合作的意图。但深思熟虑之下,觉得是唯一实际可行的安排。同时,达成谅解:两党各自保持其原有组织与名号;两党各自決定所支持的议案;不涉及信仰上的联合。凯柏说服其本党人员,明了这样合作的意义和必要。
  1888年的选举,反革命政党获28席,天主教党26席;左联则共46席。1888年四月二十一日,反革命政党和天主教的右联政府成立,麦恺(Mr. Baron Mackay)任首相。三年四个月之后,於1891年八月的选举,又換了自由派当权的局面。

重返国会议坛

  凯柏是反革命政党的领袖,自由大学的创立人和教授;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前锋报总编辑的工作上。但为了更有效的直接如意的领导国会政治运作,朋友劝促他重回到国会议坛。
  1894年,凯柏再度当选国会下院议员。在议会中,凯柏显明是傑出的领袖,在重要的议案提出时,总会听到他的声音和雄辩,也成为荷兰全国良心的指针。每当他和反革命阵线的朋友乐门,及天主教党的索普曼博士三人发言的时候,咖啡厅座位都空了,议员席全满,旁听席和走廊上都挤满了聚精会神的人,总是有很多人不能进入。右翼的声势大振,执政的时机接近了。
  1901年开始了新世纪。那年的选举,右翼联合阵线获得胜利:右翼联合阵线58席,左翼共得42席。
  1901年八月一日,凯柏众望所归,成为首相。

首相凯柏

  那时,英国在南非进行残酷的波尔战爭(Boer War)。在南非,有一些荷兰移民或胡格诺与非洲人混血的“波尔”人,荷兰语文是“农民”的意思。现称亚非利加拿人(Afrikaners)。在十九世纪初,南非成为英殖民地。1860年代,发现了丰富的黃金和钻石矿藏。洛玆(Cecil Rhodes)取得帝璧尔(De Beers)公司,成为垄断世界市场的集团,维持钻石市场高价,並收佔矿区。波尔人“怀璧其罪”,被镇压屠杀;虽然打过一些英勇的游击战,终是势不均,力不敌。
  荷兰小国寡民,前政府只能宣布中立,而英国政府拒绝任何外国势力干预。凯柏一向厌恶压榨的殖民地政策,但不能正面对抗。他致送一个备忘录给英国,並从中斡旋,於1902年英国同波尔人达成和平协议,停息了战爭。这是凯柏正义外交的成果。
  对於荷兰本国的殖民地,凯柏主张用基督教教化,最后,扶植他们达成独立的目的。作了首相以后,他任命同意改革殖民地政策的艾登堡(A.W.F. Idenburg)为殖民地大臣;而以休玆(General Van Heutz)任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在柯霖(Hendrik Colyn)辅助之下,奠立了自治及独立的基础。
  凯柏慧眼识英雄,在柯霖返国的时候,几次交谈,发现志同道合,着意扶植他,辅导他。柯霖后来当选国会议员,在后凯柏的右联政府,作过国防部长等重要职位。並在十几年后,作了反革命政党的主席,前锋报总编辑。成为凯柏的接班人。
  1903年一月九日,荷兰的航运工人借口不满公司待遇,进行罢工。不久,铁路工人也参与支持罢工。到一月底,工潮延及全国各大城市,交通陷於停顿。凯柏向来关心工人工作环境,注意工人福利;但他看出这罢工行动,是从开始就具有破坏的意图,人民生活和国家生计,将大受影响。
  凯柏立即採取紧急镇压措施,命令阿姆斯特丹的军营加強警戒,调用军队回复铁路交通;声明必须维持法律与秩序;並严厉警告罢工分子,不得有任何非法破坏行动,否则以激烈手段对付。但罢工並未停止,反有蔓延的趋势。不过,政府立场坚定。
  二月二十四日,国会复会。凯柏提出了法案:设立铁路警察;为了促进劳资和谐,关心工人福利,政府设立调查仲裁的机构;对破坏性的非法罢工行动,则将予惩戒。
  四月八日,鼓动罢工的反抗组织,号召全国性罢工。但凯柏不为所动。
  四月九日,国会下院以86对6票,通过凯柏的法案。二天后,上院以口头表決通过。同日,女王签署成为法律。
  反对的人,极力反对,特別对凯柏个人咒骂,讽刺,丑化他的形象为:Abraham de Geweldige,意思是:“恐怖的亚柏”,或“暴力的亚柏”。不过,罢工的领袖们,都沒有兴趣以身试法,为了避免牢狱之災,宣布停止罢工。全国秩序恢复了。

  1905年,凯柏致力奋斗的高等教育法案,在国会通过,使私立大学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地位,学位和专业资格同样被承认;並设立农业,科技和商业大学。
  但左翼分子,看凯柏是他们的死对头:神的绝对主权,与无神的人本主义,冰炭不能相容。他们对凯柏极尽攻击,称他为“教皇凯柏”,立心要“打倒凯柏”;但凯柏的声誉,如日中天,极得国人信任尊重。有的人为了旁听凯柏的演说,要彻夜排队等候。敌人的攻击,终不能得逞。反革命政党的势力,在全国蒸蒸日上。
  不幸,凯柏本党的投机分子,为了个人利益,起而造成分裂。结果,1905年的选举,右翼联盟失去五席,而成为国会的少数政党。八月十五日,凯柏的內阁总辞。凯柏於1908年重被选任下院议席至1912年;1913年,改被选任上院议员,直到逝世。

剩勇不衰

  凯柏从政坛退休,自由大学请他回任教授,至少作兼任教授。但凯柏宁愿作海牙的居民,谢绝了。系统神学的教授,已由巴文克博士(Dr. Herman Bavinck)继任。凯柏则向大学请延长假一年,至1907年,满七十岁,正式离开自由大学。
  但他继续写作,绝不肯放下他的笔,直到1920年十一月八日,在主里安息。

  凯柏的神学思想,並不囿限於荷兰。
  1898年八月,凯柏访问美国,接受普林斯敦大学颁授法学博士荣誉学位(Honoris Causa)。十月间,凯柏在神学院大礼堂,举行一系列的“加尔文主义”讲座:
  1. 加尔文主义与生活系统;
  2. 加尔文主义与宗教;
  3. 加尔文主义与政治;
  4. 加尔文主义与科学;
  5. 加尔文主义与艺术;
  6. 加尔文主义与将来。这历史性的讲座,成为对加尔文主义经典性的论述,奠定了以后讲述教会文化使命的基本架构,把实践神学和系统神学结合起来,使信徒有完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他也在宾州非拉铁非市的长老宗历史学会,讲“象征与启示的对比”;在芝加哥的麦考米克神学院,作了三次讲授,並讲“加尔文主义的政治原则”。
  凯柏在美国旅行了三个多月,於十二月返国。

  凯柏是加尔文主义者,並被认为是“加尔文以后最伟大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的神学著作,仍然有人所乐於研读。近年来,自由思想猖獗,使人怀念凯柏,他的思想系统,更为人注意。福音派教会,渐渐觉悟:主耶稣升天前给门徒的大使命: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38:18-20)

这不仅是传福音的使命,使人得救,进入神的国;还有文化的使命,遵守主的教训,道化文化,使神的国扩展,佔领文化的每一部分。
  1998年,凯柏在普林斯敦讲座的一百周年,改革宗还举办纪念研讨会。
  他常为人传诵的名言:

“在人的整个生命中,惟独基督有完全的主权;沒有一方寸不是属於祂的,人不能说:这是我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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