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柏传（下）
良牧良相：由讲坛到政坛
凯柏对加尔文主义发生兴趣，长久的继续深入研究思考，使他发现那不是一种空泛的理论，而是最具系统，合理性的，有动力的信仰；在庄严谨密的结构后面，是要求人接受基督的全面主权。这自然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使他整个的思想系统，起了极大的转变。
神奇妙的拣选了凯柏，引导他，造就他，使他的生命走在正确的方向；先有了归正的重生经历，然后进而改变世界，给文化和社会以新生。
接棒有人
1869年，全国基督教教育协会在悟垂克开会，会期为五月十九至二十日。五月十八日晚，凯柏应邀发表预备会演讲，题目是：“向国家良心的呼吁”。
他说：“在相同信念的人中间，我们的运动进展，是显然可见的，因为我们的力量，在於喚起国人的良心。”
在座有一位是协会的荣誉主席葛瑞恩。这几句开始的话，进入他的耳中，引起了心灵的共鸣。那位老人已经是六十九岁了，他几乎是孤军奋斗，作旷野的呼声；三十多年来的希望，就是国人良知的觉醒。今天总算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在他动人的演说中，凯柏说到国魂和使命，宗教的自由，良心的自由，並学校教育的自由。凯柏在台上所讲的，一字一句，都彷彿是天降的甘露，滋润着那位老战士枯萎的心。多少年来，他所要作的，就是喚醒国人的良心，但始终未能如愿。今天，他发现自己所缺乏的，在眼前这年轻人的身上找到了：他认定凯柏是能夠振奋国人的领袖。像年老的西面，在殿中见到婴孩耶稣一样，葛瑞恩感谢神，心中得到了安慰和鼓励。
葛瑞恩出身海牙的望族，家道丰富；礼敦大学毕业。他是有名的基督教历史学者，政治领袖。1830年，葛瑞恩接受了加尔文信仰。此后，他的政治哲学，就完全建立在加尔文信仰上面。
他研究法国流血暴乱的革命历史，知道他们所倡言“沒有神，沒有主人”，那种所谓平等自由的革命，实在是造反，实在是背叛神，背叛创造並管理宇宙万有的至高主宰。葛瑞恩看到：即使在一般情形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偏行己路，随从己意妄行，不遵守神的话和祂的定命，也就是背叛神，反对神的主权。因此，他认为当循的途径，是“高举福音，反对革命”。只有高举神的话，扬起真理的旌旗，遵守主的道，才是拨乱反正的道路，是解決人类一切问题的方法。这种基督化的政治思想，在荷兰当时是完全创新的，是理想化的。
葛瑞恩主张，回到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归正或改革宗的信仰。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他倡组了一个政党，名叫“反革命党”（Anti-revolutionary Party）。这个名字，现在如果望文生义，听来有些迂腐可笑，甚至有不好的涵义；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可以代表他的信念：反对法国式革命的暴乱，那不仅是一个保守的政党，而是保守的基督教政党。
“革命”（Revolution）这个字，本来是说明天体运行的现象；中文译为“革命”，是取自易经“革”卦：“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先已寓有褒意。这样，反革命变成了倒行逆施，反天道而行。但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对於法国无法无天的恐怖统治，记忆犹新，缺乏好的印象。不过，研究法国革命的背景，那时的皇室和教会，确是腐败黑暗，专制而浪费，不顾人民死活，成为促成暴力革命的条件，人民以和平方式求平等而不可得，才起而暴力夺权，结果酿成流血爭取。
但那条血路，是错误的路，更不是唯一的路。有另外一条各各他的血路，是神子主耶稣基督所开的，使人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可以解決社会的问题。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造成了贫富不均，道德的坠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期病征，极为显著。幸而有神及时兴起威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及卫斯理兄弟（John Wesley, 1703-1791; Charles, 1707-1788），传播福音。神的大能，改变了文化，拯救了一个沒有希望的世代，免於流血恐怖之惨祸。十九世纪的英国，仍然有社会病患问题存在。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的资本论，是在英国工业发展转型的产痛中，在伦敦写的；但他所期望的阶级斗爭，並后来的人间天堂生活，並未在任何地方实现。惟有神的真理，是人类的希望，是解決罪恶及社会弊病的方法。
葛瑞恩和凯柏都深知，国家教会是酿成腐败的因素。在法国，在英国，都存在着教阶官僚的病弊；荷兰也在1816年，建立了同样的制度。更不幸的是，十九世纪是自由派（新派）信仰兴起的时候。这种信仰，一旦侵入僵化淤滞的宗教机构，正是其寄生滋蔓的机会，而且不易清除。因此，需要有自由教会（即自立或在国教系统外的独立教会），不受国家教会的辖制和感染，並有自由的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包括神学院，以传递纯正的福音信仰。
葛瑞恩德政治理想，远见和原则，都是正确的。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学者，不是群众领袖。他典雅的学术气味的写作，可以获得知识分子的激赏和尊敬，无奈不能达到群众，说服广大的基层人民；他也缺乏组织力和领导才能。因了这个弱点。葛瑞恩在荷兰政坛有“无军之将”的雅号。事实上，这说法也並不是完全正确。虽然他一生走的是孤单的道路，他的少数党，在选举中也获得过六七个国会席位。随着时间的进展，葛瑞恩的写作，形成了基督教政治思想的纲领。
1869年五月的那次会晤，对於葛瑞恩和凯柏，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凯柏后来写道：“1869年五月十八日，那个难忘的晚上，在悟垂克大教堂，我第一次与他晤面。他坚定的眼神，真诚的言词，立刻得了我的心，给我极深的印象。从那时起，我成了他属灵的同工；不仅如此，他属灵的儿子。”
那年六月二十三日，凯柏参加了悟垂克的“反革命选民俱乐部”。以后，二人书信往来甚密，建立了深挚的友谊，互相了解，並且同心合意，並肩作战。
葛瑞恩回到海牙的家中，心里充满了感恩。他发现了理想的“继承人”。仅仅相识一百天之后，葛瑞恩在九月一日的公开文件中，指定未满三十二岁的凯柏，是反革命政党的未来领袖。
壁垒分明
政治上的保守派，並不等於是信仰上的保守派。葛瑞恩的反革命党，在国会中的几个议席，本来是依附於佔较多席位的保守党；后来渐渐发现，保守党同他们的合作，不过是利用他们，以促进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如果长此以往，以小事大，仰人鼻息，不仅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目标永远无法实现，还会被人吸收消化。
1871年的国会选举，葛瑞恩面临抉择。起初，他踌躇难決；后来，毅然採取行动：不仅同保守党決裂，为了原则，也不得不牺牲友谊。
葛瑞恩的口号是：“孤立中有力量”。他的意思，不是寂靜的孤立，而是坚持原则，不怕孤单，近於圣经原则的分別出来，不怕表现与众不同，独立特異，持守自己的立场。他近於极端的作法，是放棄支持本党的所有现任议员，而提名三位新候选人：凯柏牧师，和一位法学家，一位学校的校长。这可以显明他着眼的重点：教会，政治，教育的总体改革。
凯柏在教牧及前锋报总编辑的职任之外，积极参与竞选活动。但选举结果，反革命政党三名候选人全部落选。初试竞选的失意，並沒有使凯柏灰心。跟几位同志检讨的结果，认为失败的原因，在於缺乏充分的宣传工具，政见得不到选民了解，和沒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得不着足夠的选票。
1872年，旌旗日报组成出版了，他们的政党有了喉舌。全国性的提名大会，还是在1871年才由凯柏开始的，难得到满意的成绩，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1873年，又是选举年。凯柏任全国初选大会的主席。这次是自由派获胜。凯柏在荷兰南部高达（Gouda）地区的初选获胜；但在总选中再度落败。不过，这次选举，反革命政党共得了一万二千票，比前年跃增了275％，使大家刮目相看。
1874年，在高达地区中期选举，凯柏当选了国会下院的议员。当选总比落选好，该是件可喜的事。不过，当选比落选困难，必须面临抉择；因为宪法第九十一条明文规定：“国会议员不得任教牧”。他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
写给葛瑞恩的信中，凯柏说：他在经验“灵魂的等待”；他必须得到主特別的指示，才作出決定：“绝不愿违背神的旨意行事，以致背离神的道路”。
在讲坛上宣扬教导，从內部改革教会，是他的呼召。但在另一方面，怎能辜负高达地区选民的付托与期望？基督岂不曾吩咐祂的门徒作“世上的盐”吗？凯柏自己迫切祷告，也请阿姆斯特丹教会的会众，在聚会中祷告。最后的決定是向大会申请光荣退休。大会批准了。於1874年进入国会。
凯柏並不曾忘记他在教会的事奉，因为那是他全心奉献，全灵关注的。他保留在阿姆斯特丹教区，被选为教会的长老。他继续为前锋周刊写论评及灵修文稿，积极倡导教会內部的改革。从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观点，一切正当事业，都是神的呼召，都是事奉神；神的旨意必须行在人生和文化的每一部门，让神掌权並得着荣耀。国会是另一块神的禾田，也需要工人去工作。
一个教牧出身，奉行神的旨意，重原则，讲道德的人，能夠与狡猾的政客们周旋吗？凯柏自然不会不知道，“羊进入狼群中间”的危险。在教会，是与进入羊群的豺狼爭战，要卫护主宝血买来的羊群。在国会，是羊入狼群，要有更大的勇气，用更多的智慧和技巧。
凯柏有极其渊博的知识，动人的辩才；但更重要的，是他熟习神的话，从其中汲取基督徒的法则，对当世的社会问题，教会问题，教育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等，他都从基督徒伦理和圣经观点，決定自己的立场，寻求解決的方法。
圣经真理和良知
凯柏不赞成血腥的革命，暴力的斗爭；但他反对当时资本家贪得无餍的剝削，殖民地主义者不人道的压榨。他极力主张社会正义。
凯柏绝不是奴颜婢膝巴结资本家的人。他建议特別立法，保持社会正义。他认为满有怜悯的主耶稣，绝不会对被压榨的人群视而不见。在下议院中，他打开袖珍圣经，朗诵雅各书第五章：“嗐！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哪！应当哭泣，号咷，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接着说：“如果这是我说的话，在你们耳中听来会是过激，是革命，会予以拒绝。但这是主的使徒写的。你们能口里承认基督，而对劳工的哀诉置之不顾，不同他们站在一边？”
凯柏也反对当时欧洲的童工问题。“七岁的孩子们，要每週六天工作八十五，甚至八十七小时。这种不人道的恶行是那么严重，我知道，有五六岁的孩子，从睡中被搖醒过来，头上浇冷水，然后送到工厂去工作！”
他这样直言，不管別人诬指他助长阶级革命。他以基督的心为心，本乎圣经真理和良知发言。
他反对荷兰对殖民地的经济压榨。那个时代，是世界头号強国英国经营东印度公司，作鸦片，走私，並掀起最不光荣的鸦片战爭的时代，那是炮舰外交，公义不彰的时代；凯柏不管自己的言论多么不合时宜，不管政治路线的“正确”，而反对鸦片贸易。他強调：荷兰对於印尼等殖民地，有道义的责任，应该使他们基督化，並扶持他们走上独立。如果有人以为他不夠爱国，那是因为他更爱神的国，更爱真理。他确是走在时代的前面。
在教育方面，他主张自由教育：不属国家和国教会控制，而由家长督导。凯柏认为：政府可以立法管理学校的标准和规范，检定教员合格证书，可以督导教学。但政府也有责任，对学校在经济上支持，使贫苦儿童也能就学，而由他们的家长，作良心上的自由选择，送孩子去公立或非公立学校。
凯柏这颗政坛的新星，在国会闪耀的光芒，引起国人的注意和期望。
沉默
凯柏竭力的鞭策自己，夜以继日，以超人的精力工作。
1875年，又是选举年，葛瑞恩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让凯柏指麾运筹，他自己则退而以其残年作历史研究著述。凯柏筹画，奔走，写演说稿，写论评，忙个不休。
到1876年二月，凯柏精力衰竭，完全崩溃了。在那段时期，他思想成了一片空白，连一张明信片也写不来。医生建议他离开荷兰，彻底休养。凯柏夫妇卖去在阿姆斯特丹的房子，十五个月的时间，大部分在瑞士和意大利，並有些时间在法国南部的尼西。耗费鉅大，恢复卻缓慢。到1877年五月，才完全康复，回到荷兰。那时，他快迈向四十岁了。在凯柏离国休养期间，法学家乐门（Mr. A.F. de Savornin Lohman）暂为摄理前锋报编辑；浩德莫克则负责星期六的宗教增刊。
这是凯柏灵魂安息与甦醒的时期。他经历了人的完全败坏和脆弱，神的全然恩典，神的话全然真实。他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主，全然的倚靠主。
新局面
当凯柏返抵国门，新选举的结果，政府已換成自由派的天下。反革命党则失去了创立人葛瑞恩，大家都瞩目凯柏，期待他作他们天赐的最高统帅。
果然不负众望，1879年选举，反革命党赢得国会下院十一席；应当归功於凯柏的领导。但他虽是党魁，卻沒有国会的席位，未能有效的指挥运作。
在这期间，凯柏的自由大学成立了。教会改革的斗爭，则受到挫折，而不得不退出国教会，另组成改革宗教会。
1880年，曙光初现。在国会下院八十六议席中，左派佔49席，右派37席（包括反革命党和天主教）；如果情势继续改善，成为多数党执政的希望，已是指日可期。
葛瑞恩早就着眼於“加尔文派与天主教合作”的可能，以击败自由派政党。现在，局势很明显：合则两利，分则俱伤！
凯柏起初不能同意合作的意图。但深思熟虑之下，觉得是唯一实际可行的安排。同时，达成谅解：两党各自保持其原有组织与名号；两党各自決定所支持的议案；不涉及信仰上的联合。凯柏说服其本党人员，明了这样合作的意义和必要。
1888年的选举，反革命政党获28席，天主教党26席；左联则共46席。1888年四月二十一日，反革命政党和天主教的右联政府成立，麦恺（Mr. Baron Mackay）任首相。三年四个月之后，於1891年八月的选举，又換了自由派当权的局面。
重返国会议坛
凯柏是反革命政党的领袖，自由大学的创立人和教授；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前锋报总编辑的工作上。但为了更有效的直接如意的领导国会政治运作，朋友劝促他重回到国会议坛。
1894年，凯柏再度当选国会下院议员。在议会中，凯柏显明是傑出的领袖，在重要的议案提出时，总会听到他的声音和雄辩，也成为荷兰全国良心的指针。每当他和反革命阵线的朋友乐门，及天主教党的索普曼博士三人发言的时候，咖啡厅座位都空了，议员席全满，旁听席和走廊上都挤满了聚精会神的人，总是有很多人不能进入。右翼的声势大振，执政的时机接近了。
1901年开始了新世纪。那年的选举，右翼联合阵线获得胜利：右翼联合阵线58席，左翼共得42席。
1901年八月一日，凯柏众望所归，成为首相。
首相凯柏
那时，英国在南非进行残酷的波尔战爭（Boer War）。在南非，有一些荷兰移民或胡格诺与非洲人混血的“波尔”人，荷兰语文是“农民”的意思。现称亚非利加拿人（Afrikaners）。在十九世纪初，南非成为英殖民地。1860年代，发现了丰富的黃金和钻石矿藏。洛玆（Cecil Rhodes）取得帝璧尔（De Beers）公司，成为垄断世界市场的集团，维持钻石市场高价，並收佔矿区。波尔人“怀璧其罪”，被镇压屠杀；虽然打过一些英勇的游击战，终是势不均，力不敌。
荷兰小国寡民，前政府只能宣布中立，而英国政府拒绝任何外国势力干预。凯柏一向厌恶压榨的殖民地政策，但不能正面对抗。他致送一个备忘录给英国，並从中斡旋，於1902年英国同波尔人达成和平协议，停息了战爭。这是凯柏正义外交的成果。
对於荷兰本国的殖民地，凯柏主张用基督教教化，最后，扶植他们达成独立的目的。作了首相以后，他任命同意改革殖民地政策的艾登堡（A.W.F. Idenburg）为殖民地大臣；而以休玆（General Van Heutz）任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在柯霖（Hendrik Colyn）辅助之下，奠立了自治及独立的基础。
凯柏慧眼识英雄，在柯霖返国的时候，几次交谈，发现志同道合，着意扶植他，辅导他。柯霖后来当选国会议员，在后凯柏的右联政府，作过国防部长等重要职位。並在十几年后，作了反革命政党的主席，前锋报总编辑。成为凯柏的接班人。
1903年一月九日，荷兰的航运工人借口不满公司待遇，进行罢工。不久，铁路工人也参与支持罢工。到一月底，工潮延及全国各大城市，交通陷於停顿。凯柏向来关心工人工作环境，注意工人福利；但他看出这罢工行动，是从开始就具有破坏的意图，人民生活和国家生计，将大受影响。
凯柏立即採取紧急镇压措施，命令阿姆斯特丹的军营加強警戒，调用军队回复铁路交通；声明必须维持法律与秩序；並严厉警告罢工分子，不得有任何非法破坏行动，否则以激烈手段对付。但罢工並未停止，反有蔓延的趋势。不过，政府立场坚定。
二月二十四日，国会复会。凯柏提出了法案：设立铁路警察；为了促进劳资和谐，关心工人福利，政府设立调查仲裁的机构；对破坏性的非法罢工行动，则将予惩戒。
四月八日，鼓动罢工的反抗组织，号召全国性罢工。但凯柏不为所动。
四月九日，国会下院以86对6票，通过凯柏的法案。二天后，上院以口头表決通过。同日，女王签署成为法律。
反对的人，极力反对，特別对凯柏个人咒骂，讽刺，丑化他的形象为：Abraham de Geweldige，意思是：“恐怖的亚柏”，或“暴力的亚柏”。不过，罢工的领袖们，都沒有兴趣以身试法，为了避免牢狱之災，宣布停止罢工。全国秩序恢复了。
1905年，凯柏致力奋斗的高等教育法案，在国会通过，使私立大学获得与国立大学同等地位，学位和专业资格同样被承认；並设立农业，科技和商业大学。
但左翼分子，看凯柏是他们的死对头：神的绝对主权，与无神的人本主义，冰炭不能相容。他们对凯柏极尽攻击，称他为“教皇凯柏”，立心要“打倒凯柏”；但凯柏的声誉，如日中天，极得国人信任尊重。有的人为了旁听凯柏的演说，要彻夜排队等候。敌人的攻击，终不能得逞。反革命政党的势力，在全国蒸蒸日上。
不幸，凯柏本党的投机分子，为了个人利益，起而造成分裂。结果，1905年的选举，右翼联盟失去五席，而成为国会的少数政党。八月十五日，凯柏的內阁总辞。凯柏於1908年重被选任下院议席至1912年；1913年，改被选任上院议员，直到逝世。
剩勇不衰
凯柏从政坛退休，自由大学请他回任教授，至少作兼任教授。但凯柏宁愿作海牙的居民，谢绝了。系统神学的教授，已由巴文克博士（Dr. Herman Bavinck）继任。凯柏则向大学请延长假一年，至1907年，满七十岁，正式离开自由大学。
但他继续写作，绝不肯放下他的笔，直到1920年十一月八日，在主里安息。
凯柏的神学思想，並不囿限於荷兰。
1898年八月，凯柏访问美国，接受普林斯敦大学颁授法学博士荣誉学位（Honoris Causa）。十月间，凯柏在神学院大礼堂，举行一系列的“加尔文主义”讲座：
1. 加尔文主义与生活系统；
2. 加尔文主义与宗教；
3. 加尔文主义与政治；
4. 加尔文主义与科学；
5. 加尔文主义与艺术；
6. 加尔文主义与将来。这历史性的讲座，成为对加尔文主义经典性的论述，奠定了以后讲述教会文化使命的基本架构，把实践神学和系统神学结合起来，使信徒有完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他也在宾州非拉铁非市的长老宗历史学会，讲“象征与启示的对比”；在芝加哥的麦考米克神学院，作了三次讲授，並讲“加尔文主义的政治原则”。
凯柏在美国旅行了三个多月，於十二月返国。
凯柏是加尔文主义者，並被认为是“加尔文以后最伟大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的神学著作，仍然有人所乐於研读。近年来，自由思想猖獗，使人怀念凯柏，他的思想系统，更为人注意。福音派教会，渐渐觉悟：主耶稣升天前给门徒的大使命：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38:18-20）
这不仅是传福音的使命，使人得救，进入神的国；还有文化的使命，遵守主的教训，道化文化，使神的国扩展，佔领文化的每一部分。
1998年，凯柏在普林斯敦讲座的一百周年，改革宗还举办纪念研讨会。
他常为人传诵的名言：
“在人的整个生命中，惟独基督有完全的主权；沒有一方寸不是属於祂的，人不能说：这是我的！”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