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
简体


凯柏传(中)

史述

 

改革的助力和阻力

  自由派神学是一种神学上的異端,必须从神学的观点去了解,去批判;自由派神学造成教会问题,必须以健全教会的体制去防杜,去解決。
  凯柏早就看到,对抗自由派神学,不能局限於讲坛上的教导。1871年三月十四日,凯柏在阿姆斯特丹开始了一系列的讲座,批判自由派神学,指出其虛假,空泛和贫穷。他指出,自由派神学不过是海市蜃楼,披上基督教的形象。以后,这讲座也推广到荷兰其他城市。
  凯柏综括自由派的错误信仰,仿照“使徒信经”的字句,代他们制订了一个不信派的“信仰告白”,这样说:

我,现代主义者(自由派),相信神是所有世人的父;耶稣不是基督,不过是拿撒勒的拉比。我信人性本善,只需要努力进到更完全。我相信罪只是相对的;罪得赦免不过是人发明出来的。我相信所有人类都有更好生活的盼望,所有人类都能得救,而沒有末后的审判。

  至於自由派人士,他们宁愿阴谋经营,破坏教会的信仰,对於未经授权代劳的“告白”,非心所愿。不过,这个“信仰告白”,揭发了自由派神学的真面目,直指他们只是败坏的異端,使他们无所遁形;他们卻又无从反驳,辩说自己並不是那样。同时,也使信徒知道如何分辨,谨防危险。当然,自由派对凯柏是恨之入骨了。
  在最初的时候,凯柏几乎是孤军奋战,发出旷野的呼声。但既然是神学上的抗爭,还是需要更多的凯柏,喚醒信徒,奋兴教会,成为坚強的阵营。因此,成立学府,训练神学生,作为教会的主干,这需要就愈来愈显明了。
  至於改革教会的步骤,凯柏採取先纠合同志,成立团契,互相勉励,共同祷告。参与的人,必须信仰保守,纯正,重生归正,相信全部圣经是神绝无错误的启示,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也让祂在个人生命和生活上,有完全的主权;並且遵奉主的差遣,传扬福音;不但使个人得到救恩,还要进而为主征服社会和文化,让基督作王。为了这个目标,大家同心合意,共同努力。首先是尽力从现存教会爭取內部的改革;如果这个重建复兴的目标不能达到,就出去建立不属於国教的自由归正教会(“自由”的意思是“自主”,与“自由派”大为不同)。
  凯柏有坚定的信念,从不怀疑他的观点,目标和行动,是正确的。他坚持,艰苦,孤单,忍耐,进展是缓慢的,但终於有了进展。
  不过,最使人痛心的,是部分正统信仰的信徒:他们宁愿抱持寂靜的敬虔,在家作循规蹈矩的基督徒,而过平安喜乐的生活,卻不愿牵涉入信仰的战斗。他们多是重生的基督徒,卻是活而不动,爱而不热,甚而其中包括有名的敬虔领袖。他们不仅置身事外,而且对加尔文主义信仰心存畏惧,有时还加以批评攻击。这对教会改革的阻力和伤害,是难以想像的。
  1886年,凯柏和七十五名教会领袖,不见容於荷兰国教会,遭受革除。申诉辩解,得不到结果。奋斗多年的改革,不仅走了许多个第二哩路,更走到了尽头。他们开始以“读经”的名义聚会,结集的同道越来越多,都以为国教会的腐败,已不堪救药。於是,有约十万信徒,二百个教会,正式脫离国教会,另组成荷兰改革宗大会。
  实在说来,那时的荷兰国教会,並不尽是自由派(新派),更远说不上无神主义。在其中,也有许多是信仰纯正品德高尚的基督徒。只是国家教会,是以政治为前提,愿意把全国维系在一个宗教系统之下,只注重形式,而不注重信仰。他们不曾有迫害教会的行动,也不曾限制他们身体的自由;但在政治上予以不方便,在法律上不给予非国教信徒应有的权利。比起罗马天主教来,荷兰国教会算是好得多了;甚至比十七世纪的英国圣公会也好得多。荷兰的非国教基督徒,並不会因信仰而被监禁。简单说:他们的地位,是被容忍而不被承认。

 

自由大学

  他们把他从我掳去,
  用他们所有的疑思,奇想,
  啊,我最爱的儿郎,
  曾经是深藏在我心上。
                -勃朗思威(Bronsveld):“母亲的怨诉”

  作者是一位牧师。当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可能想到一个历史的事件。
  约在1360年,鄂图曼帝国的牟拉德苏丹(Murad I),向欧洲扩张。当时的基督教国家,或在自相杀伐,或同教皇斗爭,结果是屡屡败给牟拉德。牟拉德掳去基督徒孩童,有时在他佔领的地区征募,把这些少年人编成特种部队,精选人才来教导他们各种战术,战技,行政,学问,最重要的是彻底灌输回教的教义,成为优秀的精英干部,在宮廷事奉他。这种军队称为“占尼撒理”(Janissaries,原为Yeni ceri)意思是“新军”。苏理曼(Suleiman)和以后的领袖们,也沿用这种办法。那些归信回教的少年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基督教家世,完全效忠於土耳其苏丹,不惜与父兄为敌,以至杀死他们。
  欧洲的学校原都是教会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文明,都是源於基督教。但到十九世纪,情況改变了。无神的人本主义,弥漫在思想界:反对宗教的乱民政治,不信神权能的生物理论,否认神权威的评经和自由派神学,把许多少年人,整批整群的掳去了,离开了教会的怀抱。
  在教会中,冰冷的教条主义者,以为抱持着教条,就是固守了真道,把敬拜的仪式,当作了敬拜的內容。寂靜的敬虔主义者,则以为教条无关重要,知识更是叫人自高自大;只要个人得着救恩,有好的品德,一切问题自然消失。他们抱持司班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教训,努力高举富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ke, 1663-1727),辛森道夫(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当作经典,卻饮水而不思源,忘记了敬虔运动来自司班耐创的哈礼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至於佔人口多数的世俗派,就忙忙碌碌的赚钱生活,把生活当作生命的目的;虽然也有宗教活动,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习惯的出入教堂,以为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连奉献金钱也当作是投资。
  但仇敌在认真的加紧工作,连连的胜利,忙碌的收取战利品。乱民政治在法国得势,排除了宗教,还输出革命思想。人本主义则以人为万事的尺度,把神隔绝在思想的宇宙之外。自由派则佔领了神学的讲席,派遣他们的门徒,去侵入教会,学校。
  一间一间的教室失去了。一所一所的学校陷落了。一座一座的教堂失守了。不,各种各式的活动仍然继续着,只是真理的旌旗不见了,主耶稣基督不再是尊荣的中心。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继续不息,制造出反对真理的干部。
  大多数的基督徒仍然在沉睡。有时,他们也感觉到讲道的味道不同了,但他们以为是自己余梦未醒;或以为教堂換了新人,自然需要慢慢适应,久之也就安於现状,懒於去思想其变迁的原因。实在说来,总是少数领导多数;而领导的人,总是怕变迁的人,因为那等於失去了安全的领导地位。只有少数,微不足道的少数,注心於信仰的重要,他们想讲话,想行动;但可惜声音太小,沒人注意。最后,他们只好黯然离去;教堂空出了几张椅子,但教堂的奉献收入沒有显著減少,教牧的收入反随着年资而加增。
  信徒离开了教会,信徒的孩子们不可能不受教育。他们进入了学校。但回到家里的时候,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出改变:他们不再渴慕属灵的事,在言谈之间,也表示对真道的怀疑。世俗的基督徒,对这种现象全不在意;他们只要孩子进好学校,读书成绩好,将来找到好职业,生活富裕,事业也满意。信仰吗?似乎沒有什么现金价值,不能增加收入和光荣。因此,在他们是一切如常。
  敬虔的父母们,态度就不一样了。他们警觉到孩子灵命的枯萎,死亡;由中学升入大学后,这种可怕的改变最显著。他们搜索心灵的省察:是作了什么错事?是神离开了我们?他们呼求神,呼求神,恒切的呼求,但看不见显著的效果。啊!他们想到了少年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经历,在离家往異地求学的时候,如何被異教思想掳去。“占尼撒理”的事件,现在实现在他们身上。有位敬虔的父亲,在神面前流淚呼求,求神叫他的儿子回转,否则叫他死了,免得羞辱主的名,或反抗神,传播人本主义的思想,为害別人。这种痛苦的心情,就像是作基督精兵的父亲,在战爭中为了对主效忠,为了责任,宁可忍着心,杀死成为“占尼撒理”的儿子!更可哀的,是自己当初无知,亲手把儿子送在掳掠的人手中。
  不少的家庭里,可以听到母亲的怨诉,为了被掳的儿子,向神哀哭:“他们掳去了我所爱的儿子!”但安慰在哪里?如何能使被掳者归回?

信仰的危机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结果,荷兰在信仰上成为改革宗,並且脫离西班牙的统治而独立,成为反抗罗马教人士的避难地,是一片自由乐土。后来,又受法国辖制,直至十九世纪初,才脫离法国。虽然如此,在思想上卻深受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影响,只在名义上仍是基督教国家。本来学校是由教会创办,由教会管理,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了教会服务;现在的情形是,教会和学校都由政府经营,由政府维持,当然也是为了政府服务。这是说,由反教会和自由派的人,控制了教会和学校。
  1870年的荷兰,全国约有四百万人口,有三所大学:礼敦大学,歌乐宁根大学,悟垂克大学。当时,只有这三所大学是政府所承认的;他们也各有其神学院。所授的专业学位,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和神学学位,获得政府许可。无疑的,在这几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可以获得工作,有高薪,得高位,前途是光明的。问题是他们的信仰。许多青年人,包括牧师的儿子凯柏,进入大学之门,就失去了信仰。如果“成功”的定义,只是物质的享受,他们是成功了。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学术知识的追求,他们是达到了目的。但人生的路程,並不限止於今世,而还要有永生。
  可是,在信仰上的堕落开始了,会更快更深的滑落下去。
  凯柏毕业了,进入了教会事奉,经过了漫长的摸索,艰难的掙扎,仰赖神的恩典,才获得了光明的新生。但他的母校,和另外两所大学,卻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三所神学院依然都存在;不过,只剩下了空壳,內部完全被不信派所腐蚀窃据。系统神学沒有了,变成了宗教研究;实用神学课程也取消了;圣经不再被认为神的话的权威;基督教只是许多宗教的一种,虽然他们仍以为是较高级的宗教。
  如此以来,高等教育的沦陷,不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机,使他们迷失;更失去了供应教牧人员的训练基地,使教会沒有从神来的信息,使神的言语稀少,造成教会荒涼,延而影响将来临的世代。关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预见到可忧的后果,认识这是根本的问题,尽量的想办法,努力求取救济。

将人的心意夺回

  教育,教育,是信仰的开端,是教会的根本。因此,不仅要防止信徒子弟,被引诱入不信和反抗神的文化,不仅要使被掳的归回,还要进而装备圣徒,使他们能作基督的精兵,“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它都归服基督”(哥林多后书10:5)。
  荷兰独立以后,是君主立宪政体。早在1848年的宪法,就明文规定高等教育的自由。不过,当时的教会人士,沒有觉悟到创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需要;原因是理性主义者,正假借科学的美名,渗透各学府;神学的自由主义,也趁着理性主义的风势,披上科学的外衣,反抗神的权威。在教会里面,敬虔主义的余波仍在。他们认为个人的救恩经验是最要紧的,得救后的工作,则在於保持与神的关系,並活出敬虔道德的生活。当然,这是重要的。但问题在於他们太強调个人经验,以为神学教条可以忽略,更进而反理性,反知识,几於到以无知世事为美德的地步。这样,不信的人顺利的佔领了教育的领域。至於宪法对於高等教育虽有自由的明文,但沒有规定,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可以创立高等教育机构。等到信徒觉悟有此需要时,所遭遇的正是立法与实施的双重难题。
  有一段长时期,大家在讨论,爭议。1876年,国会通过了“欣斯克高等教育法案”(Keemskerk Law)。从各方面看,那不是一个完美的理想法案。因为法案规定:私人或合法团体可以创立大学;但非国立大学的各科毕业生,必须再通过在国立大学的考试,以甄定确认他们的学位和证书,才可以获得专业资格,不管他们的学术水准多么高超。在另一方面,有了专业资格是一回事,但不等於安排就业;福音派非国立教会的神学毕业生,也不确定能为教会所接受。至於经济方面,並不能获得政府的任何资助。这也就是说,像教会或私立的中等以下学校,虽可以自由兴学,但学生必须先纳稅付足邻舍的教育费用,再负担自己的教育费用,结果还是次等的地位。
  其他规定的条件是,非公立大学,必须筹有一定数额的基金;有合格的教员;必须具有五个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自然科学院,和神学院,才可称为大学(University)。至於考试,颁发学位等条件,与国立大学相同。
  虽然,距理想尚远,希望之门总算开了一条缝,只是不夠宽广。

根基与原则

  在1878年十二月五日,改革宗信仰高等教育建立会(The Society for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formed Principles)在悟垂克成立。次年二月,获得皇家认可立案。於1879年六月四日,选出四名董事,並四名信托人,正式进行大学的筹备事宜。

  校名: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Free University)。意思是不受政府和国教教会约制的私立大学。
  宗旨:持守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信仰,不与自由主义(不信派)妥协,造就尊基督为主的专业知识分子,在各个生活领域,使主的名得荣耀。
  当正在进行筹画的时候,试探来了。一位知名的国教教牧传出消息,凯柏博士和另一同工洛哲斯博士(Dr. F.L.Rutgers)被提名为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系统神学和实用神学教授。他们觉得,如果去为自由派的大学效劳,是叛离改革宗信仰原则,所以断然拒绝了。他们放棄了荣誉,厚俸,安定的职位,宁愿选择艰难而不确定的窄路。
  凯柏和他的同工们,在他们的先锋报(De Heraut)上,刚一发布筹办大学的消息,质疑和批评,以至反对的信件,就大批涌来。有的问:在我们这小国家,现有的大学难道不夠?何必再办一所大学?有的怀疑:如此大学,沒有雄厚的财源,怎能夠持久?有的诋斥办一所狭隘加尔文信仰的大学,是破坏国家团结,跡同叛国。而自由派神学人士,则是深痛恶绝,咬牙切齿,极不愿见到一所信仰纯正的高等学府成立,如灯光照入黑暗,见证他们的不是。也有人对新大学的学术水准表示怀疑,不肯参与。还有人讥讽,说是凯柏的愚蠢。

成功在严

  像基甸选择他的精兵一样,凯柏不怕人少。
  1880年九月十日,他发表了一个原则性的小冊子,题目是“严格说来”。里面宣告了三个原则:一. 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二. 严格採取科学治学;三. 严格认真办事。
  坦白说,办一所大学,需要的是:财源,教员,学生。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实际的筹备重任,多半落在凯柏和洛哲斯二人身上。这实在是信心的考验。他们都不是家财丰裕,但必须率先投入这艰鉅的事工。从1879年十一月九日,董事会通过他们二人为自由大学神学院教授,到正式开学期间,在不同的城市,各样的团体,作推动的工作。校址定在阿姆斯特丹市。
  1880年十月二十日,是自由大学正式开学的日期。
  十月十九日,开学日前夕,在阿姆斯特丹的抗罗宗座堂,举行祈祷奉献典礼。这标识着在主的事工上,先要仰望神的大能,而不是靠人血肉的膀臂。那时,他们还沒有自己的校舍,奉献什么呢?先要奉献的,是作主事工的人,和他们的心志。浩德莫克博士(Dr. Hoedemaker)致奉献辞,经文取自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19节:“那时,以色列中沒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以色列人制造刀枪”!这真是一个适切的题目,精警的观察。正如当年非利士人想控制科技知识,使以色列人沒有用以反抗的装备,而屈服在奴役之下;今世之子仍然聪明厉害,他们要控制教育,控制思想,夺取教会和圣徒的装备,使他们不能传佈福音,拓展主的国度。现在,教会觉醒的时候到了,圣徒们要起而从仇敌手中,取回军器供应,取回教育的主权。

大学从小开始

  1880年十月二十日,荷兰改革宗一个值得记念的日子,也是凯柏一生中重要的日子。他们共同的理想实现了:
  自由大学诞生了。
  那天下午,真是群贤毕集,表现改革宗圣徒志同道合的表现行动,表现他们对於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实在说来,这伟大的结集,就是一项教育,就是一个宣言。
  自由大学的财源哪里来?苏特悟(Jonkheer P.J. Elout van Soeterwoude)作了一个简单愉快的致辞,呈献了十万盾荷币,作为政府规定的开办费。一项有价值的事工,必须有人认知这事工的价值,认为值得尽量予以道义上和资源的支持。以后的经费,要凭信心仰望神感动属祂有识之士的供应。这仿佛是一项互信之约。
  自由大学的教授哪里来?董事会主席何畏(Mr. W. Hovy)宣布聘任五位教授:凯柏,洛哲斯,浩德莫克为神学教授;法必猷(Mr. D.P.D. Fabius)为法学教授;狄卢(Dr. F.W.J. Diloo)为文学教授。
  然后,风琴奏出信心昂扬的“以利亚”曲调,由大学创办人凯柏博士致动人的开幕辞:“神在任生活范畴中的主权”,揭示了改革宗信仰的特点,扬起了自由大学真理的旌旗。
  自由大学的学生哪里来?在开学那天,共有五名学生,都是为了维护真理,忠於真理,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介怀自己的前途,被神呼召来到这里。
  他们沒有自己的校舍。五位教授,五名学生,借阿姆斯特丹苏格兰宣教会上课。但他们极为严肃认真,知道是为了事奉主而作的。
  第二天早晨,教授们发现在教堂的门上,有粉笔写的正楷大字:

一入此门全绝希望

  原是但丁名著神曲中,地狱门上铭刻的字(见Dante Alighieri : The Divine Comedy, Canto III)。是谁恶作剧的写在那里,作为对他们的嘲讽。擦去了;第二天又写上。但对於出入此门的师生来说,那毋宁是一个激励,一项歌颂:他们敢於为主而冒险,棄绝一切属世的希望,只求主的荣耀,为了真理。这是何等的见证!
  1884年,董事会买下了一幢雄伟的四层楼建筑。自由大学总算有了自己的校校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建校十年之后,在1890年,自由大学仍在艰苦掙扎中。经济上仍然困窘,沒有足夠的发展基金,仍然沒有达到学术上的光荣成就,仍然沒有全国性的声誉。
  虽然艰苦,仍然前进。师生们与董事会合作,坚持信心和牺牲奉献的精神,不畏反对和拦阻。他们仍然沒有获得国立大学同等的待遇。有时,向国家教会商量,借教堂作大规模的聚会,也遭到拒绝。
  在暴风雨中,这棵信心的幼苗,在茁长,壮大。学生数目达到约九十名;而那时,三所国立大学的学生人数,合起来也仅有一千八百名。
  到1920年,凯柏离世的时候,自由大学有学生二千名以上,教员二百人,在各方面都可以同国立的大学相提並论。
  1980年,是建校一百周年,自由大学已经列名世界著名大学之林;有教员六百余,全时间学生一万二千名以上,图书馆藏书六十余万冊。
  凯柏凭信心种下的种子,发展长大了。芥子成了树。


自由大学现址於荷兰首府阿姆斯特丹

文将凯柏

  “文将”?这个名词,可能听过的人不多。一般人只说武将,是将帅军伍,领兵打仗。但在属灵的战爭中,不是用血气的兵器,而是思想的战爭。凯柏博士在领导信仰的战爭上,用的是文字,所以称之为文将。
  1869年的时候,凯柏还在悟垂克牧会,史维思博士(Dr. C Schwarz)代表前锋报(De Heraut),来约请凯柏为副总编辑。前锋报是荷兰全国性的综合周刊,半宗教性,半政治性。史维思任总编辑。凯柏一向坚信文字的功效,以为可以启发教育读者,宣扬教会改革的信念,就慨然接受了。十月八日的那期,刊载了凯柏的第一篇文章。以后,就经常有凯柏的作品发表。
  1870年八月二十五日,凯柏到阿姆斯特丹就任牧职。刚过二星期,前锋报总编辑史维思博士猝然逝世。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凯柏只得答应发行人请求,暂摄总编辑,到年底为止。在十二月三十日,是前锋报发行第二十一年的最后一期,凯柏特地撰文记念史维思的生平与事工。
  在那年的末后几个月里,凯柏发起组织前锋社。只有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並以圣经为个人和国家生命根基的人,才可成为社员。宗旨是传播归正宗同一的宗教及政治观点。他们決定买下前锋报,於1871年一月起改组发行;由凯柏博士为总编辑。在首页刊头,揭櫫该刊的宗旨:

  “为了自由国土上的自由教会与自由学校”“

  第一期於1871年一月六日发行。凯柏负担起这项额外的工作,使他得以有公开的讲坛,每周可以向读者讲话。他的影响力,也更加广大而深远。

同心的战友

  1869年五月,在悟垂克时,全国基督徒教育协会在那里开会,凯柏结识了葛瑞恩(Guillaume Groen van Prinsterer)。二人一见投契。葛瑞恩是研究历史的基督徒学者,见到法国大革命的暴乱和流血,知道病根祸阶,正在於他们所标榜的“无神无主”。他的深思远见,使他知道,为免蹈於同样的暴乱,荷兰需要的是基督教改革宗的信仰:让基督在个人生命与国家文化的每一部分作王。凯柏多年深研加尔文主义的结果,也达到同样的结论。他们所需要的,是把这信念广传出去。
  马丁路德曾说:“除了救恩以外,神给人最大的恩赐是印刷机。”他也善用了印刷机,传播神的信息,成就了宗教改革的伟大事绩。
  凯柏也认识印刷机是神给人的恩赐。他看到那恶者使用印刷机的武器,推广各种邪说,主义,散播思想毒素,反对荷兰基督徒历来视为神圣的原则,攻击正统信仰;基督徒岂应因循迟疑?何不夺回神所赐的武器,用以传播真理?因此,凯柏決意荷兰的基督徒,该有自己的日报。

展开真理的旌旗

  当然,创立一份日报,经营维持一份日报,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比周报困难得多了。凯柏反复思量,研究,与同志讨论,集思广益,详慎计画。他提议拥有前锋报的前锋社,创办一份日报,名为旌旗报(De Standaard),为真理扬起旌旗。以后,前锋报将不再独立发行,而成为旌旗报每星期六的宗教增刊;凯柏则兼为日报及宗教周刊的总编辑。凯柏的健笔是大家见过的,也是读者称道及信任的;他有主编前锋周报的经验,组织与治事的长才,完美周详的计画,大家都寄以信心。
  旌旗报创刊号於1872年四月一日问世。那一天,是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Orange)领导荷兰独立反抗西班牙主要战役胜利三百周年纪念(八十年战爭1568-1648),极富爱国意义。
  在举国庆祝中,旌旗报出版了。这是另一次改革宗教信仰的战爭,要把荷兰从邪恶信仰中解放出来,把人的心意夺回归向基督。凯柏坚信,神启示的宝贵圣经,不仅是指引人天堂之路,也是照亮人生的每一部分,解決人生的一切问题。
  凯柏的中心思想,是“神的绝对主权”。他一生常常这样说。这简单的话,也支配他的思想,支配他的行动方针,真可说是念玆在玆。他到处宣扬的,也是这个原则。这是加尔文主义的中心思想:以基督为中心,一切都是为荣耀祂,享受祂。
  1873年十一月,凯柏在悟垂克发表一篇重要演说,题目是:“加尔文主义:我们基本宪法自由的源始和保证”。后来这篇荷兰的反思,於1874年五月二十日,印成单行本小冊发行,一个月后即行再版,可见其是如何的受到重视。
  大意说:瑞士,荷兰,英国和美国,都是加尔文思想孕育和发展塑造的。最伟大的自由国家美国,是由清教徒创建的。清教徒的精神动力,是英国的加尔文主义信仰。英国清教徒的独立斗爭信念,是法国胡格诺复原教派的启发与延续。这些伟大运动的基本思想,都是源於崇高的加尔文主义,是自由成长发展的动力。由於凯柏博览群书,他繁征博引,说明这个历史观点。
  1883年,凯柏写了一本书:教会归正的途径。凯柏分析教会为四类:一.真教会;二.半路的归正教会;三.完全归正教会;四.假教会。他指出,连天主教也不是彻底背道的假教会,只有将来撒但完全掌权的组织才是假教会;但教会必须儆醒,洁凈,防备不信圣经的假教师;並积极建立,持守纯正的信仰,信守神启示的圣经,以恢复成归正的教会。

爭战的呼喊

  1886年,凯柏连续发表了三个小冊子,用的是同一个标题:爭战临到了。在那里,他宣称:荷兰归正教会“被掳七十年”-1816至1886年。什么是“被掳”?凯柏指的是荷兰国王威廉,在1816年下诏宣称他自己是教会的立法者,教会变成了国家的附庸;另一方面,也是自由主义信仰者,渗透教会的时候。现在,像但以理读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一样,他认为以色列被掳的七十年满了(参但以理书9:2),耶路撒冷荒涼的日子满了,神的子民应该起来重建耶路撒冷。
  爭战的起因,是为了信仰。阿姆斯特丹区会,虽然大部分是归正信仰的教会,但仍有三名自由派信仰的教牧,在那里面为难。而上级大会则支持自由派(新派)教牧。为了接纳信仰有问题的人成为正式会员,导致了正式冲突,而至大部分正统信仰的教会退出国家教会。在这场爭战中,凯柏靠着圣灵的大能力,运用他的健笔,陈明真理。
  在1897年四月一日,旌旗报创刊二十五週年,凯柏正六十岁。荷兰全国各界纷纷致贺,並为凯柏出纪念专刊。旌旗报虽然不是最大的日报,但因为立论公正,见地精深明确,极得各界推重。连天主教的著名报人索普曼博士(Dr. Hermanus Schaepman),也撰文称颂他是“我们最伟大的报人”。
  凯柏的文字,有其独特的风格,雄辩,庄严,明晰,而不失其生动,说理清楚动人,用词恰切,深入而流畅。

健笔不息

  他每天早晨起来灵修,然后从事写作。在书房中的时候,不许人干扰。他为旌旗报写全版的社论,还要为前锋周刊写评介,有关教会事工的论文;每日上午,他写默思录。默思录专栏是有系统的写作,后来集成两帙出版,名为与神亲近,很多人喜爱,用助灵修。分刊多年的为基督我们的王(Pro Rege),则成为三巨冊出版的书。另外,他还要写专题的研究,专文,小冊,和演说稿。他历年的演说稿,先后辑为许多巨冊。卷帙浩繁的巨著神学百科全书,是改革主义的权威作品,也是如此积渐写成的。此外,在有意义的纪念节日,他都撰文;遇到特殊事件,也发表文章;还有神学的讲义和专著多种。他治学博大精深,所有的文章,都是自己亲自撰写,从不像一般不学有术的政客,要別人捉刀代笔。
  凯柏相信,作为新闻工作者,必须事先从容有备,绝不在时间压力之下,急就应付。
  从创刊以来,凯柏持续为旌旗报前锋周刊撰写文稿,並且亲自校阅最后稿样;只有l901至1905年在首相任內,由別人代为负责,但他仍然自己撰写默思录。直到八十三岁生日前的一个多月,1920年九月二十四日,最后一校次改前锋周刊的终稿。一个半月后,十一月八日,凯柏离开了世界。(中)

列印本文 Facebook 分享
精彩题目

 

关於翼报 | 支持翼报 | 联络我们 | 欢迎赐稿 | 版权说明 ©2004-2020
天荣基金会 Tian Rong Charity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