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选读
王国维的观堂集林
王国维的观堂集林，由中华书局重版的版本，除保留了原来的二十二卷之外，另新附了別集二卷，共有文章二百七十多篇，凡三十八万余字。王氏一生所作的关於古代史料，古器物学，文字和音韻学的研究结晶，大抵都已囊括淨尽了。
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是民国初年的一位对古文献，甲骨金石和商周古史的考证有重要成就的学者。用郭沫若先生的话来说，王国维的“头脑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異样的光辉。”並曾以“‘虽与日月爭光可也’的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来比喻观堂集林。自然，能夠正确地以批判的态度来继承王氏的学术成就，对於我们是異常有用的。
观堂集林的內容是多方面的。考证铜器，碑刻和木简等古器物的文字约有一百篇；卜辞和古史的研究文字，文章篇数虽不多，但分量甚重；音韻的考证有十多篇；古籍的跋尾和阐发，更多至六十篇以上。另外，对西北历史地理和司马迁生平，还有详细的论述。精当之论，随处可见。如“说孟”，“说斝”，“说觥”，“说俎”等文，对铜器的形制便有许多创获。盉之为器名，许慎也並不了解，他在“说文”中写道：“盉，调味也。”王国维见陕西宝鸡出土的柉禁酒器中有一盉，便怀疑盉是调味之器，就不该放在酒器之列。“说盉”一文，就是为了阐述盉是酒水调和之器，所以节制酒的浓淡等问题而撰写的。斝的名堂屡见“三礼”，但传世卻沒有自铭为斝的酒器，“韩诗说”则只有散而无斝，王氏“说斝”一文列举五证明“礼经”中的散就是斝，因知斝，散实为一器。“记现存历代尺度”一文，从汉代至清的十七种尺的变化比较，结合历史，指出了历史尺度由短而长的原因，主要是官府在以布疋课稅时乘机盘削，加重对人民的剝削。“明堂寝庙通考”，根据古籍和铜器铭文的记载，考证出过去纷纭莫辨的古代封建统治者的明堂，宗庙，大寝和燕寝的建筑制度。当然，卜辞研究是王国维学问精粹所在的主要部分之一。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根据“山海经”，“竹书纪年”等众多的古代文献，论证卜辞所记的殷代先公先王的名字，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这不但确定了卜辞的时代问题，同时对其所载史实，也就可以据信了。诸如“殷周制度论”及其他说礼制，说都邑，说文字的作品，无不详征博引，多所发明。限於篇幅，在这篇短文里就恕不详细列举了。
王国维的成就不是偶然的。其早年原研究哲学，文学，人间词话，王国维戏曲研究论文集等，便是他年青时候的作品。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这才专致力於历史考古的研究。他仔细地钻研和批註了干嘉学派大师们，如戴震，程易畴，钱大昕，汪中，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关於文字，音韻和金石古器物诸方面的著作。其时，甲骨发现不久，铜器，碑刻，木简和敦煌遗物又有大量的面世。王氏即以其学问基础和从干嘉学派私塾而来的考证方法开展研究。这就是王国维颇为自得的所谓“二重证管据法”和“分类研究”。王国维说︰“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表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拙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於后世。”这就是说，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並重，通过互相印证，来复原历史面貌。而用分类方法进行研究，也确比古人“治全经”的做法要高明得多，可以专精一问题，王国维的“释币”，“胡服考”，“简牍检署考”等，就是採取这方法写成的。显然，这是融合干嘉考据学与西方“实证论”的一种治学方法，成就是肯定的。但因为缺乏正确理论作指导，在王国维的某些考证里，便不可避免地显得琐碎，尢其遗憾的，是沒有能夠提高到本质的探讨，像对殷制无嫡庶之分，无宗法之制，不是嫡长继承制而是兄终弟及制的说法，根本是错误的。王国维的成就是沒有疑问的，但应该指出，除了世界观之外，他研究上也还有別的缺点。取精去糟，继承发扬，用以发展我国的文化事业，这应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