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娄与绿风
楚娄 Henry David Thoreau
楚娄（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生於美国麻萨诸塞州的康可德（Concord）。二十世纪文明造成災害，心灵和环境的污染，品德的败坏，崇尚物质，使他被奉为环境保护的先知，和心灵生活的导师。
楚娄的先人，来自法国。在当地受基本教育，继而进入附近的哈佛学院（后来的哈佛大学）。1837年毕业后，他教过书，但只维持了二星期，还是在极为勉強的情形下挨过的，因为他不赞成体罚，所以辞职。
他与弟弟约翰，依共同的教育理想，开设了一所进步的学校，有三年时间，声誉很好，成绩斐然，得家长的欢迎。只是他的弟弟患病，楚娄孤掌难鸣，不得已而停办。
哲学家爱默生
1836年，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移来康可德定居，二人建立了一生的友谊。爱默生比楚娄年长十四岁，那位“康可德智者”，自力维生的哲学，影响楚娄很深。他有时打散工，作园丁，或其他体力劳动，只求维持生活，绝不贪积。他说，一年中作六个礼拜的工作，就足以维持简单的生活。但他对科学很有研究，尤精於数学，有短时间作土地测量的工作，以务求精确有名。
楚娄曾给爱默生作家庭零工，有一段长时间，爱默生出外旅行演讲，楚娄照顾他的夫人，如同母亲。
作为当时少有的思想家，但他也善於游泳，跑步，更是最出色的健行者；他少出外旅行，只在美国东北部几州，如果说到国外，曾踏上过接壤的加拿大，最远到过威斯康辛州；他卻宣称：“旅行康可德非常之多。”
父亲有一间铅笔厂。楚娄研究了一种铅芯，几位专家都说，比得上任何最好的产品，可以赚钱。楚娄以为那就夠了，终生未再制作一枝铅笔。
他不喜欢给人请赴宴，因为在那种集会，很少个別交谈的机会；他以为吃饭只是维生所需，绝不是饱饫口腹之慾，更绝不赞成以高价的美食骄人。在餐席上，问他最爱吃的菜，回答是：“最靠近的。”
1845至1847年，有两年的时间，楚娄在爱默生的华尔顿池旁林中，自己亲手建造了一间木屋，试验过最简单的生活方式。结果，产生了一本书：华尔顿，或林中生活（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是楚娄最为人知的作品，精确的，有系统的记述，如何花极少的钱，过俭朴的生活，实现斯多亚哲士的理想，刻苦节慾的原则，证明快乐並不在於物质丰富。
离开林中独居，楚娄转而注意社会问题；当时最使他不满的，是美国政府容忍奴役制度存在，並侵略墨西哥。
楚娄最受人注意的文章，是“公民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原是一篇在康可德学院的演讲辞：“个人的权利与责任与政府关系”（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是个比较适合的题目。后来曾稍作修订再版，也更改题目，有时是刊物的编者所改，大致是把题目改短，或弄得似更为激进。
其开场白非常动人：
我衷心接受那口号：“最好的政府，最少管事。”我深愿能见其更急速，更系统化的进行。我相信，最终能达成“最好的政府，全然不管事。”人民应该准备，他们将来的政府会是那样的。
不论如何出语惊人，不论如何似把现实理想化，楚娄並不鼓吹无政府主义。他所反对的，是专制暴虐的政府，和无能的政府。他以为所有的人民，都有权起来革命，不效忠，並抗拒那样的政府。
楚娄无兵无勇，也不投票；但敢於以实际行动，不顺从和抗议。那时的政府，无端侵凌邻国墨西哥，他拒绝纳稅，表现不同意，不愿支持那样可恥的战爭，因而入狱。只过了一夜，是一位“无名氏夫人”代他付了欠稅，得释放出狱。他主张，真正自由理性的政府，“承认个人更高和独立的权力，政府的权威和能力，是人民赋予的，应得合理对待。”
楚娄的声音，並未得到普遍的赞同。不过，在楚娄逝世半世纪后，印度的甘地（Gandhi, 1869-1948）受他的影响，师法他，爭取印度从英国统治下独立。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京恩（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步他的后尘，进行非暴力的和平抗爭。南非的反种族歧视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 1918-），更是採取楚娄的观念为基础，成功的消除种族分离。
楚娄喜爱自然，在林中独步，长时靜思，自得其乐，而厌恶伐林取利的人。他说：“感谢神，他们不能砍下云朵！”现代的“绿色战士”，着意保护环境者，和拥护自然主义的人，都以楚娄为灵感的泉源。
他严肃思想生命的意义，冷眼旁观，当时的美国人，渐渐步入“镀金时代”。生命快到尽头的楚娄，回家照管父亲留下的铅笔工厂，但只要有一口气在，他总不忘以文为警世木铎。“无原则的生活”（Life without Principle）是楚娄最后的作品。据说，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编者，接受了他的文章，卻因为有人批评，建议他換个题目。那时，他病重不能起床执笔，口授旁人代他回信，以新标题发表。
他嘲讽以弄钱为乐的各类财迷，他以为人不应该只着意“好职业”，要作好工作。“不要雇用一个为钱工作的人，而要为爱那工作的人。”那时，1849年涌向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掘金，成为热潮，楚娄颇不以为然。他指出：“沒有人持定真理立场。”他悲悼：“我们还不如畜牲，彼此教导真诚和信实，也不像石头的安定和坚固。”
无视於当时的尊重教牧，楚娄直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讲道人中，道德教师极少。先知受雇为人的生活方式说好话。最可敬的牧师长老，当代的智慧人，以慈祥的笑容告诉我，不要对事情太敏感，聚金才是最要紧的。”
他虽然沒有多积极教导生活原则，卻真实的描述了耶稣的教训：“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马可福音8:36）
当他在世的时候，这不是楚娄作品中最受重视的；现在卻越来越多的人注意，认识其重要和真知灼见。只是可惜少人更进一步，追求认识生命的主，使生活有原则，和更有意义。
楚娄落落寡合，不亲而近的朋友，要数爱默生，知他也最深；爱默生敬佩楚娄，以为在实践生活理想上，比自己更真诚，超越。
可惜，这位年轻的智者，患上了肺痨，在当时算为不治之症。虽然听从医生的建议，易地疗养，短期间到溫暖干燥的地方，但未见功效，以四十四岁的英年，於1862年五月六日逝世。那时，为了反奴役，美国南北內战刚开始，进行正酣，楚娄可能有“但恨不见九州同”的悲感。在楚娄的葬礼上，爱默生说：
他每天面对严肃的问题，必须应付，以至不能夠安於专业。他正视查究每一项习俗，要照他理想付之实践。他是极端的抗议者，很少人像他有那么多否定的事。他生来不从事专业；他未结婚；他独居；他从不去教堂；他从不投票；他拒绝缴纳州稅；他不吃肉，不饮酒；他从不试吸菸；他是爱自然者，从未用过捕捉机或枪。毫无疑问，他智慧的选择，作爱思考和自然的独身者。他沒有弄钱的本事，知道如何处贫穷，而绝不沾丝毫的卑污粗俗。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並不先行宣告，只是事后自许。在日记中，他写道：“我常自己回忆，如果有举世最大的财富，我的目的仍是一样，我的方式也是一样。”他沒有什么试探可抗拒—沒有食慾，沒有情慾，沒有豪奢的戏玩。豪宅，美衣，修饰高雅人士的礼仪和谈吐，对於他全然枉费。…
这样一副苦行派隐士的形象。但他敢於反对错误的，他以为说“不”不是为难的事，实际上比说“是”容易得多。因此，有人以为爱楚娄，但难以喜欢他，不能与他把臂谈心。
不过，他有同情心，有孩子气，乐与年轻人在一起，並且能夠感染他们，走上探索理想的道路。
楚娄说：“如果你不种下品格，怎能指望收获思想？”也许，对於只埋头钻求物质的现代人，这话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