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乐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
Alister E. McGrath著 蔡锦图．陈佐人译 基道出版社
几将五百年了。
1517年十月三十一日，一名眇小教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一个新创立不久的大学教堂门上，钉上了所谓“九十五条论题”，邀人公开辩论赎罪券的事。这样的学术辩论，不是罕见的事；沒有人参加，也不为希奇。不过，这不为人注意的辩论，连教皇也以为是茶杯里的风波，卻马丁路德把那论文印刷了，发送出去，成为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几乎颠覆了罗马教皇的宝座。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不仅是西方宗教界的大事，也影响历史文化，是现代历史的分水岭。
黑格尔（Georg W. F. Hegel, 1770-1831）说：“人不能超越历史环境，正如不能跳越自己的影子。”他又说：“不受大众意见拘囿，是在生活中或科学上任何伟大成就的正式条件。伟大的成就，将被大众意见认知，感戴接受；不过，后来会成为他们自己的成见。”
宗教改革的远因，该是起於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时候，君主的诏命，似乎是“一言兴邦”，止息了对教会的迫害，而教会所付的代价，则是比起殉道来还为重大。想想看，举国成为“基督徒”，把異教的文化和价值观，一股脑儿搬进教会，並且支配教会，该有多么麻烦！
罗马成为“基督教国家”，並不代表所有国民的重生，移进神爱子光明的国度；但教职人员，仿佛成了官员，不必忙於传扬福音，卻把精力用在神学的爭论，或忙於经营豪华的教堂建筑。有人把这时期的教会历史，称为“救生队”的转变：
有一个海边的救生队，非常勇敢，冒着风浪救海难的災民，他们有个口号：“你必须出去，不必须回来。”这样，许多人得救了。后来，他们建起了彩色玻璃窗的大房子，队员穿上了装饰华美的长袍，有了繁复的仪式和规矩，但得救的人大为減少了。
就在这时，回教暴兴；本来北非洲基督教昌盛，亚历山大与耶路撒冷和罗马鼎立，竟尔为回教佔领，並进而侵入欧洲，威胁教会的生存。於是十字军及建筑教堂，成为教会两大漏卮。
十字军是乌合之众，多次劳师动众，少有成就，沒有什么可取的；但他们真正的战利品，是获得前失去的古希腊哲学家著作钞本，敞开知识的门，造成人文主义的思想，向学术界展放。那也是各独立领主，乐於建立大学的时期；新起的知识分子，倾向於思想的解放。
罗马教廷，离棄福音的使命，转而注心自己的事业：心在那里，财宝也在那里，投下了无数的资金。既然无以从天上支取，就向信徒蒐求：发卖赎罪券，成为主要的财源。无知的群众，可以轻易的被欺骗，把他们血汗所得，投进赎罪券贩子的聚宝箱里，換取減免“炼狱”刑期的废纸：炼狱並不存在，纳贿消災的属地顾念，也不适用於天上的事。
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工业渐盛，各领地的主子，不愿坐视财富外流到罗马，供属世俗的教皇任意挥霍；因此，支持抗罗宗，脫离教皇的轭，成为聪明的选择。
其中一个例子，是英格兰的亨利八世（1491-1547）。他在宗教改革初期，曾为文卫护七圣礼，获教皇赐予Fidei Defensor（信仰卫护者）的荣衔，英格兰钱币上有F.D.字样，来历如此（参页243）。他的后裔也照样袭用，连伊莉莎白女王也不例外。但他想离棄妻子，要求教皇宣佈其“婚姻无效”；而偏失宠的王后，是罗马帝国的皇亲，教皇不敢得罪，只得违王之愿。於是，亨利愤而改宗，崇奉以前反对的信仰，倒向改革阵营。类似的例子，当然不少，可是不这样显明。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 1484-1531）等，是神兴起的器皿。慈运理強调群体的改革；马丁路德则着重个人的救恩（参页26）。不过，为了实际的需要，他们都不忽略信仰与政治的关系。
对於当时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的落实，日耳曼贵族与地方官员的全力支持是十分重要的。路德显然准备把宗教的尊严给予这些统治者，借此換取他们对宗教改革运动的不断支持。目的把手段合法化了。（页320）
那些统治者中，偶然也有敬虔的人，但他们当中多是半文盲，有的甚至是文盲，像英国雅各王一世那样的学者，並不多见。但他们左右的臣仆们，不乏饱学明智之士，那些人往往“出教入相”，还有其他教职人员，对学术相当热心。他们创立很好的制度，写出很好的教条，但统治者的功利主义观念，还是操纵一切，统治者说最后一句话。
在这时期，也兴起了中产阶级。这批人，不仅是读书人，也出资支持出版事业。例如：英格兰的廷岱勒（William Tyndale, c.1494-1536），从原文翻译第一本现代英文圣经，支持他在欧洲大陆的旅行，居住，印行圣经，以至在英国买圣经的，都是以新起的工商业人为主。在这里，我们必须记得：谷腾堡（Johannes Gutenberg, c.1390-1468）在欧洲发明的活字印刷，及时帮助传播宗教改革的思想，他在梅茵茲（Mainz）的印刷厂，所作的大部分生意，是出版马丁路德的作品。（参页15,16）
路德因被判定为非法，不能出去旅行公开讲道，但他的思想卻借印刷媒介传播。本来浑浑噩噩的信徒群体，蓦地醒觉，关心到救恩，圣经，圣礼，教会与世界的关系。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爭议性的名著，抗罗宗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出版已经逾一世纪了，虽然有些要点，还是悬而难定，不过，大家都趋向承认，影响历史文化进程的，在物质之外，还有信仰的动力，长久被忽略了。
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是说明这复杂关系的一个重要例子。清教徒着重圣经，因信称义，並整肃个人的罪愆，清除教会不合圣经的信仰礼仪，还把财富当作神赐福的记号。这样，英国财富集中的伦敦，及议会的多数，都控制在清教徒手中。英王与国会的冲突，在兵戎相见之前，胜负早已先定。但政治上的胜利，並不能永久解決问题。
韦伯指出：清教徒喜欢说，财富本是身外之物，圣徒把它当作轻的外衣，可以随时脫下来，丟在一边；但结果是成为铁笼，牢不可破。这是胜者为囚的特例。
宗教改革对当代及以后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但並非促使资本主义兴起的唯一原因，自然也不能负担一切俱来的后果。事件发生的先后，並不能遽以确定其因果关系，正如我们不能断言鸡鸣使晨光破晓。宗教改革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业革命连在一起，又加上发现时代，帝国主义的兴起，共同形成现今我们生活的世界。
本书所涉及的范围甚广，跨越许多学术界域，作者读者都难尽通，是先存的困难。译文颇难达到流畅的理想，加以错讹间出，很減少求知和阅读的快感，是为憾事。但所探讨的，是有趣的方向，盼望有更多学者，继续努力，以供应华人读者。（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