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乐
从艺术到灵性
何崇谦著 道风山基督教丛林出版
从生活经验，我们知道，爱好自然的人，纵然会不拘小节，甚或风流佚宕，但绝少会成为巨奸大憝。
当我们面对自然景物，会欣赏其美与敬畏其崇高，这是观山水风景的普遍感受。艺术家撷取而成为他们作品的中心，並且介绍给未见过的人，使他们也能夠分享。
本书的范围，主要在於介绍国画中的董其昌（1555-1636），和石涛（1641-c.1718）並美国赫德逊河画派的托玛斯．科尔（Thomas Cole, 1801-1848）及弗德莱克．丘哲（Frederic Edwin Church, 1826-1900）的画作。
他们的共同点，是旅行广阔，受名山大川的气势，才成为写风景的名家；而在中国画中，此类作品简单的称为山水画。不过，其画意不仅在於描绘自然，还及於人在自然界的地位。
在西方的艺文传统，倾向於以旷野代表危险，以至邪恶，所谓“绿色世界”，与文明相对。“文明”（Civilization）的观念，从字源来看，是由城市化来的。因此，发展，进步，等於是征服自然，很少以自然为欣赏颂美的对象。
到殖民美洲，才与自然有新的接触，衡量新的关系。接踵而来的，是工业革命，“进步”的巨轮，无情的蹂躏着原野，贪婪，砍伐，焚烧，把原野和原住民，即使不加以消灭，也一併压缩到狭小的角落。
可是，人到底不能沒有自然的。忽略与自然的结合均衡，就失去了生活的根。诗人哲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知道人不能离开自然，在爱默生的Walden Pond，筑屋居住（1845-47），他在那里写的林中生活（Walden, Life in the Woods），宣示他的鄙视物质，喜爱自然，成为大西洋两岸的绿色经典文学，是今天绿色运动的宗师。
但有人像原来的清教徒移民，以为美洲是“应许之地”，不啻地上的乐园，仿佛伊甸复得，以敬畏的情怀，看这新大陆。
风景画的先驱科尔，则以为大自然，和清白，天真，几乎等於宗教。他以巨幅的风景画知名，特別是后来遨遊欧洲之后，则更加深的倾向於宗教，增加他作品的深度。
比他稍晚的学生並朋友丘哲，受科尔的影响甚深，成为赫德逊河画派的继承者。他的作品，不仅描绘自然，像镜子一样反映自然，並把自然映照在人的心里：“一棵树成了一个新的亚当，一个炽热的日落是一个上帝的启示。”（页212）看见像“安第斯山脈的心”（Heart of the Andes）这样的画题，不能不憬然於其意义，而探求其“借这洗礼和十字架而进入新生的伊甸园之路”的隐喻。（页219）他也用水和彩虹，象征圣经的神学意义。（参页233）
Heart of the Andes, 1859
Frederic Edwin Church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中国绘画中，李成，郭熙，以喜画高山崇巖，枯树煙景著名。董其昌和石涛，生在更早的时代，有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传统的崇敬自然。
董其昌工於诗文，兼精书法，生当明代，因阉豎当权，有才而不能为世用，心遁禅理，往往表现於其作品。
清代称江南第一的石涛，以故明室帝裔，削发为僧，善画山水，对失去的江山何堪追忆，不得不寄情虛幻煙云中。
禅宗是佛教融合儒道的产物，大致是北宗近於儒，南宗偏似道；而宋明理学，则显然受禅宗的影响。文人受其浸染，诗书画作品，都因而有了变異。董其昌与石涛，似为中国的宗教画家。他们的山水作品，虽然也可见雄伟，但总於写实之外，有些虛幻空灵，颇似李白，王维的境界。
不过，从纯知识论的观点看，现象与真实之间，十分难以界定。从以为知道，到表现於形相，再到接受传播者的领受，总无法不模糊的，如果称为含蓄之美，也相去不远。
诗人与先见，共同之点是“灵感”，是超越知觉，不能以平常的公式证实的。艺术家也是如此。
神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圣经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的手段。”（诗篇19:1）神创造的大手笔，是美的来源。人对美的欣赏能力，几乎像宗教感一样的自然。
自有永有的神，是宇宙的创始者。虽然人犯罪堕落了，艺术家的创造能力，仿佛是残存的火花，能夠看见神的工作。所以艺术家有自然的宗教感，如果我们说，缺乏宗教信仰，不能成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应该不算太过分。
本书作者引用约瑟夫．伯纳丁的话：
为了述说作为终极实在和存在之基的上帝，哲学家和神学家在传统上採用了真，善，美三个基本概念。…第三条途径让我们看到创造者显示在自然之中以及在人类艺术创造之傑作上的触摸。它常常是愉悅，溫柔，崇敬的路径。（页280）
作者同意大卫．米勒（David Miller）的意见：
只有当人的精神与永恆相联系，而以类比的方式思考这些形象，同时向外投射它关於上帝之观念的不完美的直觉知识，並把惰性的物质变成有力的象征时，自然的形态才会述说上帝，或指向上帝。（页282）
从东方和西方的艺术来看，都可以跡寻向上的宗教情愫。统括来说，西方艺术就是基督教艺术，正如西方文学就是基督教文学；而中国艺术，虽然也有超脫的意向，只是缺乏特殊启示，这表现於文学领域，在绘画和音乐上，也是如此。作者指出，艺术有其感染性和影响力。他引用耶鲁大学艺术史家班宗华（Richard Barnhart）的话：
如果中国艺术是真正的艺术，那么这艺术世界，是属於贝多芬，提香，莎士比亚，瓦格纳和毕卡索的同一个世界。中国艺术家们不必顾虑受到西方的影响。我们都彼此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受到地球上每个国家每种文明的伟大艺术成就的启发…我们今天都不是生活在一个为东方或西方所主宰的世界中。我们是生活在有史以来出现普遍对话的世界中。…让我们本着创造的精神，亲身的探求和勇气来缔造和生活的联系。（页279）
作者寄望於艺术家，以“神形美学”（Incarnate Aesthetics）体现其“宗教信念和生命哲学”（页281）。这个名词和概念，虽然陌生，卻有其超越性。如罗秉祥教授所说的：“提升人的心灵境界，以视像淨化心灵，目应心升”（页iii,“罗序”），是十分必要的。
二十世纪的音乐和造型艺术，都深陷於混乱和绝望中，甚或至诲淫诲盜，激浊扬秽；多么需要“指路碑，引路柱”（耶利米书31:21），使人归回正道。作者说得不错：“沒有丰富的內在生命…沒有性格，就沒有伟大的艺术。”（页282）因为诚於中而形诸外，艺术家必先正源，而后能夠有清流，华人基督徒艺术家，应该有此认识与负担，並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愿人都能由欣赏自然，而认识创造的主，接受祂作个人生命的主，而能与诗人同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纳。”（诗篇19:14）（文中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