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宗教
在上海和一个新朋友吃饭，他很认真的对我说：“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信基督教，因为它是外国的。”这种不信理由，我一生听惯了，如果在二十年代说出来，还有点情有可原，如果在二十世纪的世纪末听来，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新朋友的年纪最多是三十五岁，他应该明白基督教的世界历史。我问他：“那么你信什么？”他回答道：“佛教”
“佛教是哪里传来的？”我跟着又问。
“印度。但那是不同的。”他叫起来。
“有什么不同？”我不是有意为难他，只是为了实事求是。他说：“佛教早已中国化了。”我就说：“宗教既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你又有何不可把基督教中国化呢？”
以外国为理由来拒绝一件东西，实在不合潮流，我细看新朋友的一身洋装，要是以土为尚，他一定要从头来一次大翻旧。
中国为什么每年要派很多公务员去外国“取经”？青年们为什么要通宵排队爭取出国读书的机会？中国为什么要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现代化是谁学谁？为什么说英文会赚高薪水？为什么有洋教授？
我忘记了谁说过“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句话是媚洋。但是如果说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那就是真理。你不能因为在美国见到它就说：“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中国的月亮更亮更圆。”那就是不顾事实，強词夺理。
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沒有说他是道理，道理可以有几个，真理则放之天下而皆准，无所谓外国真理或本地真理之分。七十年前，我的父母因信这洋教不容於乡人，迁去城里，现在我每次回乡，那个乡村依然沒有生气，死的死，走的走。假若当时父母不是因为信仰而被迫迁移，那么今天我们家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
中国近代有个笃信洋教的人，吸收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破除迷信，推翻帝制，他以一个文弱书生的身分，领导中华民族由蚁民进入共和，做主人，他就是国父孙中山。当初信基督的时候，供他留学的哥哥以断绝经济为要挟，被他断然拒绝。孙先生回国后在澳门受洗，他的基督教人生观，帮助他创造了历史的奇蹟。革命期间，他被清庭追捕，海外的基督教会，成了他常躲藏的避难所。
鸦片战爭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大开商埠，允许外国宣教土入內地传教，在新旧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互相撞击下，无疑产生了一些误会，甚至错误。但是各国宣教士拋棄本国舒适的生活，到中国与老百姓共同甘苦，向他们介绍真理，著名电影故事“六福客栈”就是一个典型的写照。这一百年间，宣教士有许多被土匪或暴民杀害，我的朋友顿士荷夫人的丈夫就是在河北被劫匪打死的。
一个世纪以后，我们来公平地回顾，基督教在神州土地上，的确留下丰盛的果实：
扶贫救災：每次天災人祸，基督教会率先抢救，在扶贫方面，建立了孤儿院，育婴堂，痲疯院，盲哑院，以及在落后的农村，推行识字运动，为数以千万计。在正式教育方面，由小学到大学，都有优良的发展，其中人才济济，到今日仍受昨日的影响。其他医疗服务，出版事业，都给予过支持。
基督教传及之处，更把妇女从传统的歧视下解放出来，我的母亲是第一批的文明女子，进入基督教女子学堂念书。她把所学的知识，回镇上济世助人，仅以育婴一项，她亲手救活的婴儿不知几许，妇女们爭认她做干妈妈。这些一批又一批的干女儿，现在分佈在世界各地，过着快乐丰足的生活。我们今天说扶贫，常叹息同胞应先改变思想。基督的真理能使人脫离迷信，愚昧，文盲，这就是致富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