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言道，乃常道
诗话类编载有一则趣事，言某文士得村人送枇杷果，赠帖误书为“琵琶”，於是与友人戏言间，你一言我一句地並作一诗：
琵琶不是这枇杷，只为当年识字差，
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萧管尽开花。
这虽是谐笑话，但提出“名”与“实”的对应关系，卻是个极严肃问题。孔子主张“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世上“名”不符“实”的事很多，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里，爭议最多，说得很玄，很虛，与“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名”，就是─“道”。
 老子画像 |
古代傑出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约公元前570-470），他用韻文形式，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以隐世智者的聪睿，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动盪时代，独自向宇宙的本源深思探索，第一个有系统地讨论“道”这一天地间的奧秘，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中，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拓荒者。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后人对这句话，作了各种不同解释。或说：“道是可以说的，（但它是那么深隐幽冥），用语言表达，卻不就是那永恆的道了。”又或说：“道可以这样说明：道是非常的，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
何以产生歧义？因老子给道下的定义，本来就捉摸不透。他说：太初有道，有一个混沌的“什么”（？），先天地存在，无声音，沒形体，独立不改，我不知其名，姑且称为“道”；又说：这道非耳目感触能知，“惚兮恍兮”，总有那么一个“物”存在，那是信实的。
正因为如此，唯物论者，根据老子说“道法自然”（道的法则来於自然），称他为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始祖；唯心论者，又根据他说“有生於无”，视他为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道学，尊他为这门学说的奠基人；道教，又将他神化，奉之为教祖，“太上老君”。历代儒，释，道都从他的理念各取所需，吸纳思想营养。老子的“道”，沒有真道所应具备的独一性，明确性与纯洁性。
老子虽睿智过人，但人岂能穷尽圣经那位至高者无穷的智慧！祂“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那时“谁与我〔神〕同在呢？”（以赛亚书44:24）造物主奇伟的创造，考问世人，人怎能答其万一？比老子晚生一百年，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说了一句中肯的话：人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自知自己无知”。对永恆的“道”，人必须自知自己无知，正如圣经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蹤跡，何其难寻！”（罗马书11:33）老子的“道”虽然充满辩证法，不乏“无为而无不为”之类的哲人妙语，但属“琵琶不是这枇杷”，決非生命之道。
儒学务实，讲经世致用，从社会需要出发，也重视“道”，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孔子语）。所言道包括伦理道德，修心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也包括对宇宙本体，“天人合一”的探索。至今在不少中国人眼中，儒学仍是“民族的魂”。“五四”以来，革命的暴风雨，西方文化的浸染影响，儒学受到了排挤，甚至遭到否定一切的“批判”。对儒学应怎样看？圣经那位神要借着祂的话语作出最后的公正的评价。一切人类文明带来的进步，福祉是祂所赐；一切文化中的愚昧，落后，丑恶，是人的罪性的反映，是祂所不喜悅，所绝不容许的，因为妨碍人得拯救。“祂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祂的判断。”（诗篇105:7）。“神是公义的审判者”（诗篇7:11）我们有什么值得自恋的文化骄傲，文化情结放不下解不开，以致情愿拋棄唯一能拯救我们的永生神的真道呢？
儒家“道可道”，各道其道，“道”了几千年，这些东西成了人的“因袭重担”（鲁迅语），我们不必一一细说，只要看看儒家的“道统”论，就足已证明它不是使人得生命的道。
唐朝大文学家韩愈（768-824）首倡“道统”论。他在原道中指出：道统就是尧传给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焉”。说“道统”自孟子后中断了一千年，言下之意，他自己是道统的复兴者。
到了宋朝，程颐（1033-1107），程颢（1032-1085），朱熹（1130-1200）三位哲学家建立“程朱理学”，提出“理”为万物的本体。颢自称“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体贴出来”（上蔡语录卷上）。即是说，其学说是自己想出来的。他们道统观认为，孟轲之后，道统失传了，直到程颢才恢复过来（见程颐为程颢作的墓表）。把韩愈的“冠冕”摘下，封给程颢，道统的中断，又添二百余年。
他们的学说是建立在四书，五经这些人写的“经典”权威著作上；其传道谱系是根据谁解释才有合法性，权威性。由此看来，“道统”即“人统”，“学统”。圣经说：“主〔耶和华〕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虛妄的。”（哥林多前书3:20）他们虽探讨“天理”，但不可能懂“天理”；所提倡的“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慾”的论理教化，劝人为善的实际作用不大，反成了封建统治者利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清康熙皇帝说：“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四书解义序）由此观之，所谓道统论，归根到底是为“政统”服务的。
儒学之“道统”既是“人统”，“学统”，“政统”，显然不是永恆之“道”。神的“道”是“用祂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1:3），“万有都是本於祂，依靠祂，归於祂。”（罗马书11:36）是永远不会中断的！是拯救人类的。儒家的“道”同样是“琵琶不是这枇杷”，名与实相悖。
老子也好，儒家也好，都是人凭自己的智慧寻“道”，只能是踏破铁蹄无觅处。
然而，两千年前，比老子后五百年左右，使徒约翰（耶稣的十二位门徒之一），借着神的默示，明白主耶稣就是“道”，他当时是何等欢呼雀跃！在其约翰壹书一开头就说：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耶稣〕”，已为“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老子当年冥思苦想，“惚兮恍兮”地沉吟不绝，五百年后在地球的另一角─以色列，约翰兴高采烈，满怀信心，清清楚楚地（甚至高兴得喋喋不休）向全人类宣告这个极大的喜讯！
神为使世人真正认识祂，以诸般的智慧，借着祂默示的圣经和独生子耶稣向人类启示自己，直接显示给他们看。过去人说“道”，只能是“非常道”；现在神直接显现，“道”自己言“道”，使我们真正了解永恆之道。人说的“道”与圣经所说的“道”，其主要区別在於：
圣经说：“道〔耶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14）又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於神的”；“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於神”（约翰壹书4:2,3）。古今人们所说的“道”，都沒有这特质，所以不是出於神，不是真道。
圣经说：这“道”是“生命之道”，与我们生命得救息息相关。主耶稣“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8）祂代赎了世人的罪，人只要“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10:10）古今人所说的“道”，只是高高在上的“天帝”，或是神化了的“大自然”，沒有十字架的大爱，沒有恩典，沒有真理；老子所讲的“天道”，更是不仁不义无善无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指草做的狗）。
圣经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4:12）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6:63）靠神赐圣灵的力量，能改变人的恶行，除去心中的污秽，以至成“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17）。儒道的“內圣外王”，靠的是人自己內心意志的力量，努力“修身”，以至向外—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教导，不无劝善戒恶的作用，但人类道德之每下愈況，已证明它不是活泼有生命的“道”，恰恰相反，随着物质欲氾滥，显得更加苍白无力了，清小说儒林外史里的假道学便是明证。现在的“新內圣外王”论，意欲依靠西学，激活儒学，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之光，创造“天人合一”的宇宙“新人”，否定只有耶稣宝血才能洗清人的罪这一条唯一得救之路，是切切行不通的。
圣经还说：这“道”是历史作见证，有永远荣耀的：“大哉！敬虔的奧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摩太前书3:16）这见证包括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以及过去，现在生命起了变化的千千万万的“见证人”，所有这些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希伯来书12:1）！在约一千五百年內，由四十多位不同时代，不同身分的作者，在神的默示下写成的圣经，也为耶稣作见证（约翰福音5:39）。中华文化作为世界古代文明的分支，毫无疑问，有其光辉的一面。但她只是人的智慧结晶，不是来自造物主的救赎真理。好像蜡烛虽有光，但不是那太阳的光，在后者的无限光辉里，它必黯然失色。耶稣在世上时曾说：“我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8:12）；这光不是自然之光，而是“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生命在祂〔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1:4）。这光不仅照耀以色列民族，同样是属於全人类的。因为圣经说：耶稣为罪人死了，又“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即以色列以外之世界各民族〕。”（使徒行传26:23）
“请君莫奏前朝曲”（唐．刘禹锡“杂曲歌辞．杨柳枝”）。现在是福音向世界普传的时代，我们再不要抱残守旧。相反，要回转归向真道，归向耶稣。愿福音传遍全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