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与神武天皇
商末殷前，甲骨文创造之先，单凭传说之中国古代历史，本不甚可靠，而伏羲为始的三皇五帝的故事，开始於公元前两千五百余年，即距今四千八百余年的推算，也属无稽。近代史学家将夏朝以前列作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祇能於考察所得，以黃河上游之仰韶彩陶文化时期，及较晚的以黃河下游之龙山为中心黑陶文化时期，来略加识別。
日本的早期史更是如此，模糊不清；后来考据的有，凭传说和捏造的也有。中国的唐代初期，日本始有完备的文字，遂结束了“古坟时代”。顾名思义，那些早期史和传说中的人物仅靠古坟的考据和发掘，才得以构筑或加证实。在古坟时代前，被称为“弥生”（Yayoi），再早为“绳文”（Jyomon）亦称作“土器时代”。
 绳文时代遗物 |  弥生时代遗物 |
公元前的日本史，是一片空白，说是“百余国分立”而其以神武（Jinmu）天皇建国（今年应为2665年）之“皇纪”，更不可靠，战后已不复为日本政府所採用。至於神武是否真有其人，甚至影射了齐人徐福，迄今无人能予肯定。
神武之前，日本尚在土器时代，其泥制物具有绳状的花纹，故命为绳文时代。那时，人民操独木舟出海，过着原始的渔猎生活。神武时代始有“舳舻”之舟师，应为齐人徐福渡海之船只，或者为其所带“百工”就地取材所造的船只。
所谓神武时代的遗物存留至今者有金属品，白铜镜，剑和玉雕等品。日本史之所称“神武天皇乘天磐自高天原飞降”。“飞降”可释为帆船借风力而来，決非当年操独木舟出海之原居民所可了解。“天原”当指“高齐於天”的齐国。日本史又称神武天皇东征，“有男军，女军”，在“矶城战役”时由女军打前锋，男军从旁回迂，重重将敌人包围而取胜；与徐福带童男女数千人出海之事蹟，不谋而合。日本早期史学家，故意将神武提早於东周时期，等於提前约四百四十年，欲与徐福划清界限，不免有些心劳日拙。
神武以后，弥生时代的陶器，与1950年代在山东半岛出土的式样和花纹十分相似。近代，日本考古人员频在濑戶內海一带，发现许多古墓，其中殉葬品，也多类似战国时代中国的铜器和陶器。
山东有蓬莱，即古之登州，齐国之地。日本在大阪市东南约百英里有熊野郡（Kumano Gun），郡属的新宮（Shinguu）市火车站之北有蓬莱山，山下有徐福墓，墓旁有七塚，或为当年亲信，或近戚之长眠地。徐福墓有古老樟树两株，墓碑上鑴：“齐徐福之墓”。自古以来日本皇族屡次参加徐福祭，已屆八十八次，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方止。
徐福墓上石碑
新宮市原有徐福庙，中日战时为风災所毀，迄未重建。又熊野郡为日本历代捕鲸的中心，郡属有太地町，原名秦町，此足证明当年来此避秦的中国人，曾在此定居。本地有捕鲸馆，陈列着古时的捕鲸图，用具，标本，遗物等等，又有“古速玉神社”，也陈列着秦代的捕鲸图，並抄写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速弩射之…”。
鲛本作鲨，由此可见鲛应包括鲸鱼。
日本古有新撰姓氏录，说明来自齐国之人有十五六族（姓氏），其中“徐氏最众，京畿一带多”。所说的“京畿”之区可能是奈良或京都，不是东京。
战前，熊本郡也有徐姓。中日战起，明哲保身，纷纷改姓。本来日本人之姓氏多凭所居的地势和环境而命，例如：平野，富原，小川，松下，山口，福井，青山等。一般徐姓日本人，迫於当时环境，随机应变，未可厚非。
日本民族自称“大和”（Yamato）。史前有虾夷（Emishi）族，自北海道南下，为出云（Izumo）族所阻。
相传徐福在五十多岁时，娶得出云少女为正妃，生子绥靖，本人享年七十六岁而逝。出云当为中国石器时期自西伯利亚及满州南下的满韩族，亦东胡的东南支，最后被文化较高武力更強的天孙（Tenson）族所征服而同化。天孙即秦汉时期来自中原的华夏族，加上太平洋诸海岛及经台湾等岛北上的印，苗，马来等少数民族，故“大和”乃是十种以上的民族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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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福为何未将中国文字带到日本，使之普及？
徐福为一介方士，会看风水，察天时地势，懂植物，明药理，会炼丹，但他未必是读书饱学之士。可能预见秦始皇的暴虐的天性和作风，只是为了逃避，遂编造了神话，说是海上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可博取长生不老之药为由，骗得船只二十多艘，给养，百工，童男女，人数少说在一千以上，浩浩荡荡，第三次出海后，终抵冈山及广岛一带；数年后东征，入濑戶內海，登陆熊野郡，筑居室，兴蚕桑纺织，忙於爭战；人民从事耕种，捕鲸，只求生存，並不介意於学问与文字的传播。我们今日姑作此解释。
新宮县北徐福墓所在的蓬莱山，与山东蓬莱之命名，孰先孰后？
蓬莱，古登州府治所在地，直到民国成立。相传汉武帝於本地筑城北望海中的蓬莱山，地遂得名。当年倘若由此地出海，可循长山八岛（今庙岛群岛）抵辽东，入朝鲜半岛西岸，顺海流南下九州，四国等岛，虽非快捷，但甚安全。此航路自古即有，例如：商纣无道，亡国后，太师箕子率遗民自今山东省北部出海至朝鲜定居，被拥为王，时间比较徐福时代早八百余年。
之罘，又写作芝罘，今之煙台，地处蓬莱东方约六十公里。市北有山伸入海曰：之罘，有沙漠狭地与市相联。秦始皇曾三巡之罘，於徐福出海的次年，作第二次遊，並刻石於彼：“维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览省远方，逮于海隅。…”
幼年，我在家乡时闻先辈告：此刻石於光绪初年某次大“海啸”时被冲海底，后沓不可寻。徐福耗资“巨万”而“终不得药”，出海多年不归，始皇知为所愚。期间又有荊轲为燕王谋，亲攜燕，赵国地图，及赵将樊於期的头颅，佯作报功求和，而有行刺未遂之事。秦始皇乃对方士和儒生辈怀恨已极，故有焚书坑儒之举。三十七年，末次东巡琅邪，东至荣成山，抵之罘，可能为了探索徐福的消息，不果，射杀一巨鱼。渡海，抵今河北的平乡县境而卒，得年仅五十。
煙台之得名於明戚继光在此练兵，建“奇山千戶所”（可惜石城於五十年代被拆），三面山巅上设烽火台。戚继光父子，亦在登州筑水城，练水师，防北方的契丹人自辽东入侵，应为中国早期的水师之一。迄今城內有戚家牌坊为证。此地城北有绝壁，名叫丹崖（或作断崖），上有宋代庙宇，相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即发生此处。苏东坡任知府时题诗一首，刻碑於此，迄今尚在。山上可偶见“海市蜃楼”，近年至少发生三次：1979年五月三十一日，1980年七月十日以及1990年的一次（日期不详），此自然现象自古即有，因此益增蓬莱的神祕性。
徐福当年自蓬莱之罘出海，甚至崂山湾，史记对此不曾写明。徐福以后二百四十年，东汉光武帝曾遣使东渡日本，即公元57年，中日两国史互相吻合。
本文要点—
- 神武天皇是传说，徐福东渡日本则据正史。
- 神武与徐福各有“东征”之举。
- 神武有“男军，女军”与徐福所“发童男女千人入海”之事吻合。
- 神武时代已有铜器，白铜镜，刀剑，战具，射鲸技术，使用的船只，十术祭奠，日月四时等，与战国时代略同。
综上各项作比较，虽不敢肯定神武即徐福，今大胆姑作假设。
倘事实果属如此，为何日本史学家,迄今不敢公开承认这位开天辟地“万世一系”的开国之君，原来是来自中国的齐人徐福？
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之前，保守，落后，民生凋困，武士当道，民间史学家若擅作“谬论”，可能有杀身之祸，何人胆敢来否定神武在日本开国史上的辉煌地位？德川将政权奉还明治（1868年）维新后，对西方科技的吸取，社会结构，人心的建立，教育制度，世界观感等等，都有了显明的革新与进步。明治维新，既新且革；中国同治中兴，只兴不革，所兴者着重国防武器。甲午一战，中国仅凭武器，方知此不可恃，而当时中国积弱的原因，已见於马关条约会议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谈话中。